1912年元旦，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百年之后，2012年1月14日，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澎金马）举行了民国第五次总统、副总统公民直选。反观中国大陆，依旧在1949年建政的中共统治之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以及”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等自由权利，仍是空中楼阁。多少热血儿郎、民族精英开创的中华民国，命运为何如此多舛？
大陆2006年兴起的”民国热”，经过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的推波助澜，在民国百年之际达到高潮，民国时期的国语教材亦受到家长、学者的追捧。人们通过纵向对比发泄对中共一党专政的不满，暗示民国自由地区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成为”民国热”持续升温的内在动力。
借古讽今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非此即彼、中共不好中共的对手国民党就一定好的思维惯性，极大地限制了人们观察、反思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党国史观非只中共，曾几何时，国民党亦不遑多让。后者以孙文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多有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1925年鲁迅就在感叹：”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仅因突出日知会的历史功绩，国民党政府以”批评起义人员过于露骨，记载失实，讥评总理”为由，将已发行的书籍及纸型图版予以销毁。
台湾学者张玉法回忆，解严之前写历史”决不能伤害领袖”，称呼孙中山、蒋介石只能是”国父”、”蒋公”。1977年，张玉法著的《中国现代史》直呼”孙中山”和”蒋中正”，就成了两条罪状。民国文建会为庆祝民国百年出资拍摄《国父孙中山》纪录片，制片人平路认为既亲日又联俄的孙文，是”连列宁都会笑他天真、无知”的人，”拼装出《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及《三民主义》，影响台湾甚大”，引起轩然大波：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及周阳山批评文建会处理孙中山纪录片的心态”轻佻侮慢”，”有很多事实上的错误”，扬言要把”文建会主委”盛治仁拉下马来。孙文迄今仍然是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巨大阻碍。
面对浩若烟海的历史材料，价值观、历史观决定了学者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和评述。与国共御用学者相比，包括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著作在内的”民国热”，史实上进步显著，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憾，缺少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未以自由、人权作为评价历史、臧否人物的标尺，没有充分梳理历史人物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行为逻辑和动机，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评判，总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之恨。
民国初创，万象更新、百废待举，何以陷入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的深渊？民国宪政之路为何步履维艰？苏俄为何能够祸害中国？北伐是乱国罪恶还是统一国家的巨大功绩？历经国共合作、清党、起义失败、围剿、长征、抗日、内战的中共，为什么能够颠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不了解历史真相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深刻地汲取历史教训，历史就还会教训我们，我们将无法透彻地理解现在，更无从洞悉未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改变我们分析、评价历史的思维方式，以自由、人权而不是主权、党权来考察历史，进而推动政体改革，实行教育、新闻、出版自由和宪政民主，中国历史将永远是悲剧的简单复制和循环。
国共神化孙文的原因
国共两党在上个世纪杀得昏天黑地，但对共同的”恩主”孙文始终敬若神明。
蒋介石执政后，为竖立”政统”，寻找信仰，逐渐把孙文的陵墓中山陵仪式化为”民国宗庙”，谒陵仪式发展为国家祭奠仪式。1930年代，全国各省、区、特别市至少有三百一十四座中山纪念堂，成为社会活动中心，承担了最多的礼仪职能。”国父崇拜”背后的基本动因十分功利：确立”合法性”，加强”认同感”，使民众具有国民意识，越强越能信任国民党治理下的民国政体（李天纲《通往”崇拜”之路》）。1940年4月1日，国民党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孙文为民国国父。
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1956年毛泽东称孙文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8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发展的硕果”；2006年11月12日，胡锦涛发表《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个”三最”讲话被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出版发行。
国共两党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恶捧孙文，重复孙文领导辛亥革命的谎言，前者是”国父崇拜”、强化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惯性作用，掩饰国民党、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携手北伐暴力夺权、彻底打乱民国宪政进程的罪恶，后者除了统战和捍卫中共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的需要，还试图对中共暴力夺权、坚持一党专政进行美化，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所言：”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惟有如此，胡锦涛才能顺势把中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曾任民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张朋园认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讨论主要还是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不少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历史学家，包括这个党本身，觉得庆祝’百岁生日’十分必要。国民党从民进党手里把权力夺回后，他们需要花心思去确保他们的权力，想尽一切方法把这个党的声望提高，所以今年对于辛亥革命的纪念应该算是一项比较重大的活动。”
各有所求的国共两党，在神化孙文方面找到了共同点，孙文成为一个充满谎言的政治符号，笼罩着20世纪的中国，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孙文没有领导辛亥革命
211年10月9日，胡锦涛发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10月10日，民国总统马英九发表”百年奋斗*民主台湾”的演讲：”一百年前的今天，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一举推翻满清政府与千年帝制”。
辛亥革命指的是1911年爆发的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领导发动”这场起义的两个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孙文没有半点实质关系。
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刘祥、何宽为首任正副主席，孙文仅是参与者；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革命党一个松散的联盟，内部政见纷纭、派系林立。1907年6月至1909年9、10月间，陶成章、章太炎先后两次发动倒孙风潮，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使南洋各分会直属东京同盟会总部。孙文对东京本部亦深感失望，甚至对张继说”弟已不承认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与东京本部已无隶属关系。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董增刚《孙中山”大同盟”思想与同盟会辨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
辛亥时期的大小革命团体近200个，孙中山连一个同盟会都无法完全领导，谈何领导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说成是孙中山领导，尊其为”国父”，确乎是弥天大谎。
1895年之后的16年当中，孙文除了在上海作过三次秘密而短暂的逗留，以及1907年12月为了视察一次预谋的起义而通过中越边境进入广西之外，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事实上，长期流寓海外的孙文远离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他对中国革命党人的领导脱节了（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新星出版社，2006.8）。
武昌起义前夕，黄兴致电孙文：”居正由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1911年10月11日，孙文自述：”时予在典华（美国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若按孙文的意思，哪里还有什么辛亥革命！
黎元洪认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1913年7月8日，孙文的心腹陈其美承认：”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美国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专家薛君度教授认为：”在组织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参加。”（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书局，1980.9）
辛亥革命以1898年谭嗣同、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的热血为开端，在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推动下，有各种反清势力（包括统治阶级中下层的官绅与军人）参加，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是”三道合一”、”四极动员”的结果。所谓”三道”，一是革命党人长达十余年的武装起义，二是立宪派发起的”请开国会运动”，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所谓”四极”，即会党、新知识界、中下层官绅与新军等四种社会力量（陈小雅《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求索》，1992年第6期）。
孙文宣传排满、民主、共和思想，筹划多次武装起义，是革命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远不具备领袖群伦、一言九鼎的实力和地位；而革命党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并非唯一的力量。
“虚位待袁”的大总统
袁世凯倡导满清立宪，推行北洋新政，编练新军、发展实业、开办新式学堂，深得人心，是体制内举足轻重的健康力量。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1911年11月9日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致电袁世凯：”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世凯”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11月12日，独立各省之总代表黎元洪致信袁世凯：只要袁氏”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当时还在英国伦敦的孙文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的意向后，专门致电军政府表示同意：”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
12月2日，在汉口召开的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议作出决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待袁世凯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既然临时政府决定以大元帅暂行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虚位待袁”，又何必推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黎元洪、黄兴在大元帅职位的问题上僵持不下，而临时政府又迫切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行使大总统职权，恰好孙文12月25日来归，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乃解决这一难题的权宜之计。29日，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在黄兴的要求下，不得不立刻根据汉口决议，”声明暂时就职”，随后以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并在就职誓词中特意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孙文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未因孙文当选而改变（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心有不甘的孙文确曾有过取消南北议和，誓师北伐、直捣黄龙，冲破”虚位待袁”藩篱的打算。但是，黄兴主张”化敌为友”，让袁世凯做”一个民选的总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汪精卫更是直言不讳：”你不赞成议和，是舍不得总统吗？”何况，临时政府穷得叮当响，南京十余万民军的费用没有来源，黄兴急得吐血。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后来连稀粥都不能保障。孙文为借款焦头烂额，以致出让满蒙向日本借款，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借款谈判被迫终止（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2006.11）。
另一方面，驻外公使纷纷致电北京，要求俯顺民情，承认共和（《辛亥革命》丛刊（八））；各国政府停止向清廷支付业已谈妥的贷款，更是釜底抽薪，北洋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财力（袁世凯《请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743号），上至段祺瑞等较为开明的高级将领对于共和”甚韪之”，下至普通官兵”多被感化”，连顽固守旧的冯国璋等也”赞成共和”（夏斯云《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联衔上奏，以”民贵君轻”为由，请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俯鉴大势，以顺民心”；26日，坚决反对共和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皇族为之胆寒，无人再敢出头反对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以一家一姓统治天下的君主专制一朝终结；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参议院送交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咨文。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民国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辞祝贺。袁世凯”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包括皇室在内的满族没有面临血光之灾，避免了全面内战和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这一巨大的历史功绩，不能因其后来复辟帝制而加以否认或选择性遗忘。
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公民道德教育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要旨。总统袁世凯颁布了一批有益于发展实业、教育的法令，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开始施行，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陈翼龙等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上海《民权报》、天津《大中华报》等”无日不骂项城”的反袁报刊均可公开出版发行（陈春娥《论”二次革命”前中国社会的政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孙文后来致信好友邓泽如，对”虚位待袁”和还位于袁耿耿于怀：”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国父全集民国三年四月致邓泽如书）
在民国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表象下，隐藏着权力斗争错综复杂的凶猛潜流。日益边缘化的孙文，与国民党实力派宋教仁和当权派袁世凯的矛盾日益激化：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民国的宪政梦想在腥风血雨中飘摇。
民国乱局的始作俑者
以”二次革命”（1913年）为分水岭，之前的孙文，为排满革命、建立共和，八方奔走、积极筹划，不愧国之干才；之后的孙文，鼓吹”党在国上”，以一己、一党之私凌驾于民众和国家之上，为获得苏俄军援、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竟饮鸩止渴、”联俄、容共”，沦为苏俄、国共乱华的关键先生。
独裁、专制社会，恶法非法，政治暗杀是力量弱小的革命党人，在无合法渠道表达政治主张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非常手段，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在革命党内部或民主、威权社会，因政见分歧向政敌或异议人士举起屠刀，此等恐怖行径实为刑事犯罪、自由之敌。
1904年孙文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作序：太平天国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自相残杀”，”从前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特别讽刺的是，民国呈现乱局并最终不可收拾，首先就是因为孙文一派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革命党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909年9月，”倒孙风潮”达到高潮，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文”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大”罪状”及十四件事实；11月，这分传单以《孙文罪状》为题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连续发表。
1912年1月14日，民国成立不到半月，辛亥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孙文最坚决的反对者陶成章，与孙文的亲信陈其美的矛盾激化，惨遭暗杀。刺客蒋介石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里承认：”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暗杀陶成章契合孙文的心意，为不争之事实。蒋介石替孙文、陈其美铲除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瓦解了光复会，做了孙文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成为蒋介石后来平步青云的重要砝码，也开创了革命党暗杀政敌、异议人士的恶劣先风。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记载，蒋介石杀陶后亡命日本，从1914年6月13日到8月31号，孙与蒋共见面29次，往来之密切可见一斑。
1912年10月5日，屡屡揭露和讥讽”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的”报界奇才”黄远生，借黄兴评价孙文：”记者眼中之黄克强—-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教仁）系而兼黄（兴）系，绝对不愿为孙（文）系也。”1915年12月25日，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丧命于黑枪之下。1985年9月黄远生学术讨论会，学者们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其警卫刘北海刺杀黄远生，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民国”国父”孙文。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改组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组成国民党，成为党的实际上的领导人，孙文被完全架空。在1913年3月的国会大选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由宋教仁担任总理组阁的态势呼之欲出。
宋教仁与孙文的矛盾由来已久。黄兴、孙文因未来的国旗发生激烈冲突，宋教仁在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中批评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再次表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张耀杰《宋教仁架空孙中山》，《经济观察报》，2011年3月22日）。
1913年3月20日，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的创始人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中国乍现的宪政曙光，因这起惊天血案重归黑暗。认定要以司法手段解决宋案的袁世凯下令暗杀宋教仁，未免失之轻率。作为一个政坛老手，很难想象袁世凯会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法，来为自己制造大批的国民党仇敌。袁世凯十分欣赏宋教仁，如果要在国民党里选择一个有风度的政治对手，宋教仁应是袁世凯的不二之选。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是劣迹斑斑的陈其美。谁能从宋教仁之死中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当然不会是袁世凯，而是大权旁落的孙文终于有了再次革命夺取国民党乃至国家最高权力的借口。
宋案的直接主使应桂馨乃孙文、陈其美的心腹，担任过陈其美的谍报科长，以及孙文的卫队司令、临时政府庶务长；在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又是应夔丞的手下，被捕后从未出庭受审；上海是陈的势力范围，有一系列制造、转移、毁灭人证、物证和嫁祸袁世凯的条件，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捣毁；在陈其美控制的模范监狱，应桂馨越狱、凶手武士英离奇暴毙，以如此重大的案件、如此重要的人证，在刑罚重地被杀人灭口、越狱脱逃，陈其美再怎么说也难辞其咎。1939年8月，负责侦破宋案、已经担任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的周南陔在《锡报》上连载《宋教仁先生被刺之秘密》，指出应氏逃狱的幕后主使就是陈其美。
7月，孙文发动的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9月即告失败，不是因为革命派力量不强，而是此举不得人心。在当时各省军政府中，革命派的主导地位保持得较久的有鄂、陕、晋、滇、黔、浙、闽、粤八省；革命派经过斗争逐渐占了上风的有赣、皖、川三县；立宪派及旧官僚当权的只有苏、桂、湘三省（刘世龙《辛亥各省军政府权力结构论析》，《西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革命党人和各省政府对宋教仁案的态度，以云南都督蔡锷最具代表性。蔡锷通电谴责暗杀宋教仁的”卑劣”，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严禁军人干预”；5月17日，蔡锷代表云南，与四川、贵州、广西三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蔡锷坚持在法律轨道内解决宋案，一旦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又义无返顾地举起护国战旗，彰显现代职业军人最基本的宝贵素质：效忠于民众、宪法，而不是领袖或政府。就宋案而言，孙文的眼界、胸怀和格局比蔡锷差了十万八千里。
民国初建，人心思定，人们希望在法制的轨道内处理宋教仁案，并把这看做是对共和体制的一大考验。但孙文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发动二次革命，开启了以武乱政的潘多拉魔盒。袁世凯对自己权威不够及对共和体制的担心和疑虑，亦因名为革命、实为叛乱的二次革命得到了证实，不能不说这是他后来悍然复辟帝制的诱因之一。二次革命不仅开创民国军人干政的恶劣先河，也让袁世凯有了摧毁国会、取缔国民党的借口。
有了二次革命，在后来的所谓”护法”和”北伐”战争中，孙文动辄诉诸武力，和平发展、军队国家化、以法治国均成泡影，中国堕入”强权代表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