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美联航的UA898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缓缓起飞。
此刻，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与妻子深深拥抱一下。而不到四岁的儿子，正在开心地玩着他的ipad中小鸟打小猪的游戏，乐翻了天，浑然不知自己从此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有可能就变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可以从飞机上的娱乐系统选择看各国的新电影。我随意点开那部据说拍得很烂的“献礼片”《辛亥革命》。看了之后，发现这部电影果然烂得很：让拥抱专制、一心赚钱的成龙饰演为共和奋斗、英朗质朴的黄兴，简直就是将正剧给喜剧化了。
即便如此，当我看到秋瑾走上刑场和林觉民写作《与妻书》的情节时，不禁潸然泪下。不是这部电影拍得好，而是那段历史与我身处的现实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联系。一百年前，先贤们从海外返回中国，为推翻满清暴政而献身；一百年后，我却被迫离开中国，因为一个更加残暴的政权让我无处容身。真是北洋政府不如满清，国民党政权不如北洋政府，共产党又更不如国民党，一蟹不如一蟹。
我争取出国权，正如那些在海外的人持之以恒地争取回国权一样，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这片土地本来就属于我们，却被凶悍的匪帮霸占和蹂躏。这个匪帮不允许一些人出去，如作家唯色和律师滕彪，他们都得不到护照；这个匪帮又不允许一些人回来，如政论家胡平和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他们都被禁止入境。这一次，我虽然争取到出国权，可是在出国的那一刻，便意味着我的回国权被剥夺了。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我成了恼羞成怒的中共当局的出气筒：非法软禁、祸及家人、黑头套绑架、酷刑折磨、“被旅游”……过去一年多以来，这一切我全都亲身经历过了。与其说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的发明者，不如说他是动物庄园的庄主和疯人院的院长。他口头上宣称要建设“和谐社会”，却将中国打造成一个疯人院。他在访问日本的时侯，恬不知耻地自称，是中国人民选举他当国家主席的——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怎么从来都没有投过他的票呢？我们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就连北京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日子，我也被警察非法软禁在家。他们究竟怕什么呢？
当偌大的中国放不下我的一张小小的书桌之时，我不得不作出去国的决定。在二零一一年春节，我向从北京南下“约谈”我的北京国保姜处长提出全家赴美的愿望。姜回答说，目前你和你妻子都不能出境，这是最高层的决定。不信你去试试，到了海关那里你也出不去。至于什么时侯可以出境，要看你的表现。
此后几个月，我不断向国保方面提出出国的要求。按照中国的法律，我持有合法的中国护照和美国签证，本该堂堂正正地出入中国。可是，中共当局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有一张拿不上台面的“边控”黑名单。一旦上了这张黑名单，你要么不能出，要么不能入，这是一道看不见的长城。中共的做法比秦始皇高明多了。
到了二零一一年夏天，姜姓处长的说法终于有了松动。他说，等过了圣诞节以后，你们全家就可以赴美。于是，我在十二月卖掉北京的房子，订好由北京直飞华盛顿的机票。但是，是否能顺利出境，我仍然没有把握。
二零一一年圣诞之后，姜再来找我谈话。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上面不信任你，今后一年你都不能出国了，慢慢等着吧。
我忍无可忍了，对他说：我已经订了机票，那天我肯定要去机场。如果你们在机场拦阻我，我就在机场召开记者会，这是你们逼出来的鱼死网破的局面。你们在某一时刻可以阻拦我出境，但不可能一辈子都把我关在中国。有一天，我会像我的朋友廖亦武那样，从云南边境跑出去。或者，我会像一九八九年的方励之那样，直接跑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到了那个时侯，你们的乌纱帽就可能保不住了。
姜沉吟了一阵，回答说，最好不要出现这种你跟政府两败俱伤的结局，我们尽量跟上面工作，让这件事情有个圆满的结果。
据我个人的分析，在是否放我出国的问题上，中共高层与具体负责我的基层国保之间看法并不一致。中共高层倾向于将我放逐到海外，这样我不至于像乌鸦一样整天在他们耳朵边鸣叫；而对于国保们来说，我的存在就是一个向上面申请经费的优质“项目”，一名国保就对我说过，我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耗费了他们上百万的维稳经费上面。在我“被旅游”期间，这些薪水并不优厚的国保也趁机游山玩水、不亦乐乎。我若去国，他们便只好寻觅新的目标了。这种不一致，使得我在疯人院中被多关押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在十八大“清场”的大背景下，我总算被允许离开这所疯人院。
十一日下午，在五名国保的“护卫”下，我们全家终于抵达了登机口。出关的时侯，海关的工作人员一将我的护照号码扫描进电脑，立即打电话叫来一名上级官员，上级官员到后面打了一通电话，才走过来低声说：“放行。”可见，我的护照号码上有特殊的记号，如同犹太人在纳粹时代佩戴的“黄星”标志一样。
五名国保佩戴特殊的通行证，一路畅通。他们将我们送到登机口，看到我们即将登机，这才离开。他们害怕有我的朋友前来送行，也不允许我们与一些友人告别——我们去国之前，未能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话别。抵达美国之后，我才给丁老师发去电邮报平安。丁老师回信说，有生之年，不知是否还能见到你们夫妇和你们的孩子。伤感之情，溢于言表，让我鼻子发酸。
与诸多师友不辞而别，让我心有千千结。不过，过去一年的严重失眠，到了美国之后立即不治而愈。此刻，我这才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多么重要。童年时侯，我常常看《红岩》等革命书籍，却想像不出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那些酷刑有多么可怕；而当我亲身经历了黑帮化的共产党的酷刑之后，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可见精神的折磨甚于肉体的疼痛。在黑暗中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我惟有向上帝祈祷，圣经中保罗的话“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到了美国之后比我更加快乐的是儿子。有朋友问，孩子适应美国的生活吗？我笑着回答说：儿子来到美国，就如同进入乐园一般，他最不适应的倒是北京的生活。北京这几年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有毒的数据，并非耸人听闻。儿子在北京的时侯，常常莫名地咳嗽，去了多家医院都无法确诊。有医生说，这个孩子就是过敏性体质。可是，他被爷爷奶奶接回四川老家之后，咳嗽便痊愈了一大半。到了美国，更是每天都神清气爽，再也没有咳嗽过一次。
犹太人要出埃及，难道中国人也要出中国吗？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抉择。去国之后，我经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你离开了中国，会不会像鱼儿离开水一样，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如果是政治活动家，离开从事政治活动的土壤和人群，到异国他乡，就是“得了天空，失了大地”，就有可能感到窒息和无奈；但是，如果是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限制的独立知识分子，即便在异质的文化氛围中，也能继续思考、研究和创作。
在美国，我可以自由地接触各种多元的资讯，可以到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查考各类国内根本见不到的珍贵资料。我的胸襟和视野都将更加开阔。我也有机会以西方先进之文明磨洗昔日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和中共的党文化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此，我的写作不仅不会停滞，反而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我效仿的榜样，就是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在不到二十岁便毅然离开被红潮席卷的中国。余先生曾对我说，他看到共产党南下时的秧歌队，那种粗俗和野蛮就让他无法忍受。他有一种先知般的敏感，他知道共产党必定是文化死敌，共产党肯定容不下一个真正读书人。他从傅斯年的描述中，看到了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泼皮和光棍式的人物。果然，那些跟着共产党走的、比他年长得多、阅历也更加丰富的学者文人，却没有他有看透中共本质的智慧，吴晗、翦伯赞、傅雷、老舍……最后多半死于非命。
余英时由香港而至美国，由哈佛而至普林斯顿，六十年来继续胡适“整理国故”之教导，以西方之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之传统文化，终于“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余英时是真正的大师级的学者，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美国，却取得了比所有二十世纪下半叶生活在中国的人文学者更大的成就。可见，最优秀的学术与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限制，它只能出现在对学术自由有保障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我终于有了一张安稳的书桌，可以安心地写停止多年的日记。自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与刘晓波同一时刻被北京警方传讯、抄家之后，我便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而此刻，我有了一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家，再也没有人可以闯入我的家，闯入我的书房，掀翻我的书桌了。
因此，我的写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宁静与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