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北京3月15日电，“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与此同时，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也被免职。而在此前一天的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上，在最后谈到“王立军事件”时，温总理就非常严肃地给出了一个“整顿重庆”的重要信号——“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从温家宝讲话到薄熙来工作职务的变动虽然不到一天时间的间隔，却可以看作是执政党中央毅然决然开展重庆整顿工作的良好开局。虽然此次整顿重庆的工作因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独闯美领馆事件引起，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王立军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线，真正的问题则在于重庆市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公开标新立异，公开对抗执政党中央的基本思想路线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死后，中共元老派及时处理了文革“造反派”政治集团，并对毛泽东时代的诸多错误进行了选择性清理——尤其是比较彻底的否定了充满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宣布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路线。邓小平甚至公开宣布中共十三大确立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要100年不动摇”。但是2007年底薄熙来入主重庆后，便开始偏离这一正统的改革开放路线：首先在重庆医科大学塑造了全国最高最大的毛泽东塑像，接着以毛泽东思想为号召，以“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文艺表现形式和群众运动方式在重庆掀起了来势汹汹并且持续到现在的“唱红运动”与个人小崇拜运动，试图回归文革并以毛泽东之极左思想来引导重庆的各项建设。与此同时，在薄熙来的“文革”思想指导下，重庆还于2009年6月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打黑运动”。客观地说，由于法治进程缓慢，各地黑恶势力普遍存在，对人民群众的危害也很大，因此黑恶势力是必须严厉打击的。但这种打击和清理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毕竟1999年，“以法治国”就被纳入国家最高大法，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又首次入宪。但发生在重庆的“打黑”运动却因为藐视人权、无视法治而扭曲变形为一场后果严重的“以黑打黑”或“黑打”运动——刑讯逼供、剥夺律师的正常辩护权甚至将辩护律师构陷入狱，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人权和法治事业。

而在具有薄熙来特色的“唱红打黑”运动影响下，以“乌有之乡”为思想阵地的极左派则拼命攻击改革开放，攻击温家宝为“一代奸相”，攻击胡温为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并吹捧薄熙来、吹捧所谓“重庆模式”，为文革极左势力翻案，为回归文革大造舆论，大有以薄熙来式社会主义来引领中国的架势。

这当然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改革开放的中共主流思想路线所严重冲突的，执政党中央当然不能允许薄熙来式倒退路线进一步发展，也因此，执政党最高层有效利用这一次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事件，一举调整了薄熙来的相关职务，“整顿重庆”迈出了非常实质、非常关键的一步！

对于关心中国现代化、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来说，这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但“整顿重庆”只能是健康的“一小步”，关键的“一大步”应该是“整顿北京”、“整顿中国”！

因此，当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严肃地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时，我们认为需要认真“吸取教训”的不仅仅是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政府，更需要认真吸取“重庆教训”的当是“北京”、是在中南海开会办公的中共最高层！

毫无疑问，具有毛泽东特色的文革模式、重庆模式是无法引领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建设实践上看，邓小平等人摸索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无论是生产力、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比以前有了大大的提高，如今，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且经济总量也高居世界第二。对于执政党来说，这些当然是瞩目天下的成绩和光荣。

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个缺陷就在于邓小平所搞的改革开放“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着力于经济社会改革，从一开始就忽视政治体制改革，忽视民主制度建设。

由于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缺乏民主法治建设，缺乏分权制衡和独立的舆论监督，其结果，执政党主导的经济市场化改革逐渐蜕变成为一场权贵阶层瓜分公产、与民争利的盛宴，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诚如《零八宪章》在“前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一些学者在谈到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险”状况时，公开批评执政者“一味维稳”是“怀抱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正因此，《零八宪章》严肃指出“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在本次两会上，我们欣慰的看到有许多代表和委员已经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谈到：“现在是攻坚阶段，但越不改，往后越难改。改革者需要革自己的命，拿既得利益开刀，壮士断腕。早做比晚做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看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他表示，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更重要的是，长期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记者招待会上更甚既往地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如他在3月5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从根本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3月14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由此可见，在距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的2012年春天，执政党和中国社会正在逐渐形成有关改革的共识，至少是局部范围的形成了改革必要性的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以所谓“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有人主张回归所谓“新民主主义”，还有人主张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但大部分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唯一正确的路径就是超越邓小平“跛腿鸭式改革”的局限性，超越几十年前之中共基本思想路线的局限性，走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之光明道路——因为截至目前为止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实践进程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我们希望“胡温中央”以“整顿重庆”为契机，尽快扭转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僵局，尽快启动以实现民主和法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以坚定的改革魄力来“整顿北京”、“整顿中国”，以民主宪政之大旗引领伟大祖国走出转型泥淖，使2012年成为开启民主中国和宪政中国的“最有希望的一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与执政党共勉！与各界同胞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