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一夜之间嘎然而止震动了中国舆论,也吸引了国际舆论的特别关注。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均发表文章,介绍事件经过的同时,分析其中究竟:是十八大到来之际的争权倾轧,还是不同理想的路线斗争?
薄熙来为他的高调行事风格付出代价
《世界报》报道文章突出了薄熙来仕途起伏的戏剧性,指出,薄熙来利用和滥用革命歌曲和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但这位雄心勃勃又颇有感召力的新毛派最终成为一个堪与毛时代相比的政治清洗的牺牲品。文章的标题就是“北京解除新毛派薄熙来重庆第一把手职务”。《回声报》报道文章注意到了中共高层处理薄熙来事件的特别方式,指出,中国政治总是尽一切努力让权力斗争显得不那样锋芒毕露,但这一次,薄熙来未被事先通知就被解除职务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文章从中看到了两种不同模式的斗争,以“一个平均主义的捍卫者在北京被排挤出局”为题,指出薄熙来声称要重回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试图恢复毛时代的价值理念,他因此而一度吸引了媒体的特别关注。但是,文章认为,除了他的政治选择之外,在一个习惯于秘密运作规则的文化中,薄熙来显然也正为他的高调行事风格付出代价。《费加罗报》驻京记者的文章则特别指出,尽管薄熙来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现代化,也很有魅力,但代表的确是中共党内希望重回毛时代的某些基本原则的左派势力。文章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郑永年指出,薄熙来这样被排挤出局显示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达成了某种共识,否则他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局,因为薄熙来在党内还有很多有力的支持者。文章就此写道,比如像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江泽民派系的人马。不过,文章指出,现在还需要了解即将接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也是太子党。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这些年一直不肯前往重庆,而习近平却曾去重庆肯定薄熙来的工作。
薄熙来倒台是由于高调风格还是新毛主义?
《世界报》在事件报道之外,也就薄熙来事件发表署名阿兰-弗朗雄的分析文章。文章将薄熙来事件比作是一场政治麻将,指出,薄熙来事件预示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被领导的方式。文章认为,薄熙来事件并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政治前途受挫,因为,薄熙来所代表的即使不是一种路线,也至少是一种倾向。出于谋算也好,出于信念也罢,这种倾向希望给中国指出少些不平等,对穷人更温和,更注重社会问题的另一条道路。文章引述法国亚洲研究中心2011年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对比薄熙来所代表的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代表的广东模式。指出,在汪洋的推动下,广东在一系列罢工活动之后,做出一系列提高工资举措,并对一些有创新的私营企业给予支持,调整了低技术含量的公营产业,指引出另一种发展模式,更注重内需,政治上也更有自由倾向,南方报系被看作是中国最敢言的媒体。文章指出,在两种模式的竞争中,也有人事的争斗。汪洋和薄熙来都希望在2013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是,薄熙来在重庆的打黑运动可能实际上就是为了抹黑汪洋。文章写道,这简直就像是一出美国电视剧。但是,电视剧的最后一集,是汪洋取胜,因为作为薄熙来重庆打黑运动的核心人物的王立军好像反戈一击,打破了薄熙来神话。利用暴力和酷刑展开的针对重庆黑社会的行动可能只是针对那些接近汪洋的私营企业老板。
文章在结束时写道,很难说究竟是什么让中共高层不自在,是薄熙来高调的行事风格,还是他所代表的新毛主义。
薄熙来倒台预示改革时代到来?
《费加罗报》驻京记者也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事件在中国掀起了长时间以来最为猛烈的一场政治风暴,将2012年政治过渡期的风浪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同派系、不同路线之间,如今已经剑拔弩张。但文章把这些权力争斗比作是影子战。指出,人们只是间或可以看到刀光剑影,不透明是运作规则。
针对这场权力斗争,这篇文章写道,争斗的框架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以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组成的集体领导。而这9人中,有人更保守,有人更倾向改革,而且,他们分裂成间或会合纵连横的几个大派系。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卸任领导人必须保留对政权的影响力,因为即将上任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在未来十年内掌握政权,一直到2022年。在这种架构的基础上,薄熙来事件就可以有多种不同解读。这篇文章引述一名未具姓名的外交官指出,这些不同解读都是既真也假。薄熙来事件可以是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也可以被看作是保守倾向的“重庆模式”与改革倾向的“乌坎模式”间的竞争。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就更是一场围绕权力的人事斗争;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更是对未来中国两种不同设想的较量。
针对两种不同模式间的较量,《费加罗报》文章写道,“重庆模式”是一个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和国家全力控制下的经济开放的结合体;“乌坎模式”则由胡锦涛保护下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代表。汪洋主张更加大胆地改革,减少党的作用,对公民社会放宽控制。文章引述人大教授张鸣指出,薄熙来垮台宣告“重庆模式”破产,发出了走向一条更现代化的、而不是过度左转的改革道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郑永年也表示,在此之前,两条路线一直不断争斗。现在重庆模式出局,中国新领导人可能可以更容易地找到共识,推进改革。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
《费加罗报》文章就此指出,有人因此怀疑这场政治厮杀与官方媒体发表比语气比以往更倾向改革的文章同时是否仅仅是巧合。但是,文章认为,由此来推断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恐怕还太早,中国对不同声音的打压没有停止。过渡阶段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文章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指出,中国领导人悠久的传统就是利用强硬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充当政治游戏中的棋子,然后在权力斗争结束之后,再将他们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