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影响最大的新闻应该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被废黜的新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几乎毫不“委婉”地将重庆最近的作为，定位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直接违背，随后薄熙来被废黜，其家人被调查的传闻，这一系列宫廷剧让中国关心政治的市民们震惊。与陈良宇、陈希同等早前落马的，以反腐为名而进行的高层政治斗争相比，同为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官相比，薄熙来被免职引起了普通市民的更大的讨论甚至是情感的介入，显然已经不仅是高层政治搏杀。
在中国民间政治议论聚集的微博上，“左派”和“右派”为拥薄和倒薄相互辩论甚至彼此人身攻击，而“乌有之乡”、“四月论坛”、“民声网”等号称毛派的网站，则被要求“技术升级”无法访问，有传言称，是官方为了防止其组织拥薄的游行或者串联签名所做的临时处置。
更有意思的是，而一些本没有明显毛派色彩的普通网友，尤其是重庆籍网友，更是发出积极的拥薄言论，至少在对薄唱红歌表达政治正统性的作为不以为然的前提下，对其“打黑”，改善“民生”等作为表达支持。
薄熙来事件虽然还未发展到真正的政治清算阶段，但而无论薄用意如何，关于薄熙来、关于薄熙来和他的团体所提出的“重庆模式”，已经成为牵扯了中国发展方向的大讨论。
对自由派评论者对薄熙来复辟文革的批评，北京政治评论人莫之许不以为然，他认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是当局后极权维稳模式的升级版。
他说，“重庆模式一是唱红强调正统，一是试图福利收买底民众，一是打黑震慑新兴社会阶层，保守、福利、反自由主义这些都是拉萨尔和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也是和谐社会政策和维稳体制的真实含义。重庆就是后极权维稳体制的一个版本，与文革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昨天的《纽约时报》在报道薄熙来被解职事件时候，曾将“重庆模式”简单地概括为大规模无节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照顾贫穷弱势群体的需求（lavish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nd ten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municipality’s poor），并认为其有显著的民粹主义色彩。
媒体人谭翊飞的文章《从财政收入看重庆经济的秘密》则从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思路方面解读了重庆发展的不可持续。
谭翊飞发现，2011年，重庆的经济增长16.5%（增幅全国第一），而且是依靠压低要素价格，但政府财政收入却增长51%，这说明在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所得远远高于民众所得。
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为何财政收入还能巨额增长呢？根据他的分析，增长项中，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税收大幅增长， 二是加强了税收征管，其三，是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增长，增长71%。
谭翊飞发现，2011年，重庆的经济增长16.5%（增幅全国第一），而且是依靠压低要素价格，但政府财政收入却增长51%，这说明在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所得远远高于民众所得。
他的结论是，领跑重庆税收增长的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其次是金融。但重庆传统的支柱产业并无起色，甚至是下滑，尤其是汽摩行业产销大幅下降，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
薄熙来被解职后，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经济观察网”撰文呼吁，“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这篇文章很快被删除，但观点值得重视。
文章中，孙立平提出，重庆模式面对的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去了“（薄）西来”，还会有“东去”；其次，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了撑大政治空间的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现，因此，不应从“削藩”的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情。
他在文章中提出，不管薄熙来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民众在现实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而薄熙来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形成这样的模式，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满足社会中的某种现实需求。
他担心由于否定重庆模式而导致对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以及民众要求的忽视。
对普通民众对重庆模式的依赖，对平庸闷局的不满，而薄熙来在重庆的严厉治警、铁拳打黑，并将社会保险向底层延伸，照顾弱势群体，赢得了许多掌声。
对此，孙立平认为，“反对仅仅根据重庆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肯定重庆模式。”
他说，“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都是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他举了希特勒的经济措施和中共建政后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为例。
孙立平提出，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而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