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以非常方式被“拿下”，凸显中国政治的伦理困境。这个困境既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现实。
大一统的中国政治，朝廷对于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一直抱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中央当权者一方面希望封疆大吏有所作为，帮助朝廷解决难题，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他们太有作为，以致“功高震主”，彰显中央当权者的无能，甚至有篡位的危险。因此，聪明的封疆大吏应该懂得“功成身退”，这样才可以避免杀身之祸。薄熙来显然不愿接受这个古训，结果招致“身败名裂”的下场。
薄熙来并非不知有风险，他冒险一搏，也有自己的道理。道理之一，就是近三十年来中共一直是打著社会主义的旗号，行的却是资本主义之实。同不少人一样，薄熙来认为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政治已经搞不下去了，否则国将大乱。
但反对薄熙来的一方，也不是没有道理。首先是从内心里就不相信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且如今资本主义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再折腾一回，不是要天下大乱？更大的问题是，薄熙来是否真信社会主义，只有天知道。让这个野心家上台，岂非对国家和历史不负责任？
问题是，用什么手段来阻止薄熙来？很明显，这一次中共动用的是不讲道理的“大家长”机制。这就引出一系列政治伦理和个人伦理问题。首先，就中共党内政治博弈的规则而言，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就是拍板“拿下”薄熙来的究竟是即将离任的胡锦涛一人之独断，还是他和即将上任的大家长习近平的共同决定。我倾向相信是后一种情况，但如果真是前一种情况，则说明中共最高层的派系之争，已经到了危及整个政权稳定的程度。但如果是后者，则既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形势极其严峻的判断，同时也说明他在太子党中还没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也缺乏信心，不得不用这种非常手段来“立威”，顾不上会有“公报私仇”和“不仁义”的非议。
总之，使用“大家长”机制“拿下”薄熙来，说明中共高层不仅存在著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权斗，而且说明，高层领导人之间极端缺乏基本的人格互信，因此不能正常沟通，对外守住团结的形像，而不得不把内部恶斗的黑幕暴之于天下。
对于中共大家长视国法如无物，动用家法，乃至动用不磊落的手段与薄熙来进行权斗，不少右派人士采取了视而不见，甚至是欢欣鼓舞的态度。这种现像反映了中国更有普遍性的道德困境。左右之争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旋律，无论在哪个国家，人群中都会有左右之分，所不同者，是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左右之争所遵循的政治伦理和人生哲学存在极大差异，因此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
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在那些欢呼薄熙来下台，欢呼重庆模式终结的右派朋友身上，有一种可悲的犬儒精神。这种倾向反映出他们对于改变中国大一统的专制传统不感兴趣，或不存希望。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只配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在毛式领袖的统治下，由穷小子们专政，要么就是在昏庸的皇权治理下，富人和文人偷享没有普遍尊严的自由。因此，两者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后者。
我以为中国人有机会作出更光明的选择。温家宝指责薄熙来要搞文革，不仅是对政敌的中伤，也包含著对民众的轻蔑。他反映了左右派对手之间缺乏尊重和对底层民众的恐惧。而历史告诉我们，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以及对穷人的轻蔑，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后果。
薄熙来上演的精彩重庆大戏终以震撼世界的方式落下帷幕。这段历史对中国未来意味著什么，取决于中国精英如何从以往政争的血腥记忆汲取教训。薄熙来搞重庆模式，当然是为了个人野心，但谁又见过没有野心家的政治游戏？围绕“重庆模式”的争议，不仅呼唤更加公平的社会政策，而且呼唤更文明的政治伦理和游戏规则，能让野心家们有更多的机会为社会造福而不是兴难。这不仅要求政治家们能超越“谋反”和“削藩”的思维，也要求全体中国精英都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