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年往事
常在网上泡，遇见一位观点很有意思的网友“陈小弟弟”。在讨论“反右”问题时，他认为：那些当右派的都是活该，“谁叫你多嘴！自找的”。
关于反右，各种来源的记录、资料汗牛充栋。那时，党声称希望倾听群众的声音。领导干部甚至努力给人们做工作，动员大家向党提意见，谁不说谁就是思想保守。不向党提意见，叫对党不信任。很多人看到党如此有诚意，所以响应党的号召，大胆建言。然而，政治风云变幻有时候赛过孩儿面。“双百方针”言犹在耳，“反右运动”汹涌而来。
按照党的传统，上面一声令下，每个单位都必须完成自己的右派比例指标。于是便出现了很多怪状。有很多人，啥意见也没有提，但是右派是有指标的，必须完成，所以不管你提过还是没提过，都有可能划成右派。有的大学生刚到单位报到，只因为没人肯当右派，于是领导把他找去一番开导，他便在懵懂之间莫名其妙成了右派。像一些凡事缩边边的人很有可能也被打成右派。因为别人可以举报说，他某年某月某日说过什么什么对党不利的话，他是黄泥掉裤裆，有理说不清，自然就是右派。那时的很多右派都是这样被莫须有的罪名划成的，比如傅作义将军的堂弟傅作恭。一位前辈说过，一个班组坐在一起开会评右派，结果，长时间没人说话，有人实在憋不住去了趟洗手间，回来就当上“右派”了。
自此，反右实际把老百姓弄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你不提是你的错，不相信党，你提了，你就是右派。“双百方针”也成了真正的“钓鱼方针”，被后人戏称为“双百钓鱼”，被毛得意洋洋地称为“阳谋”。所谓“阳谋”者，不无“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之意。大约这就是当时伟人的政治信条。“双百”开一国政权公然对内不讲政治信誉，肆无忌惮地入人以罪的风气之先，也开了党的政治信誉破产之先。那时候，谁能想到党在给大家下套呢。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我信任你，你把我卖了，弄得我家破人亡。也因此，八十年代的舵手再把“双百”祭出来，迎来的却是一片沉默。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那时对右派的各种惩罚措施，一环扣一环，非常严谨，显示这其实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清洗行动。对于右派的政策，当时规定：被划成右派的依然是人民中的一员，只要接受改造，就可以回到人民中来，以前是干部的，依然是干部身份。但如果拒不认错，则立即开除公职。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下放劳动改造，以免丢掉公职。于是，全国出现了无数个古拉格式“右派农场”。右派们一夜之间成了未经审判也没有罪名的政治犯。
关于右派们随后的遭遇，可以从2010年11月26日南方新闻网的一篇文章看出来《甘肃夹边沟农场记事：“右派”劳改营50年》。我深切地记得一句话：反右之于知识分子的意义，恰如第三帝国之于犹太人。当然，父辈人是不同意这句话的。他们说，“至少他们没像犹太人那样被送进毒气室”。事实上，大多数右派虽然活下来了，却落得个家破人亡，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被打上了“有罪”的政治标签，成为今后数十年内的“老运动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比起被送进毒气室来说是更幸运，抑或不是？
所谓历史事件，从来都是盖棺方可论定。外人肆无顾忌，说来也就直白得多。在老外写的《毛泽东传》中，关于反右的一个节标题赫然写着“半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屠戮”。
2. 陈小弟弟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逻辑。以此看待事物，理解历史。一切的血泪在陈小弟弟的眼里却是另一番解释。他说：“反右和老百姓没关系，至少与大多数人没关系”，那些人“至少平时多嘴。你平时多嘴说怪话，那送你个右派指标活该！给你当皇帝你更横！ 普通老百姓能当右派吗？他们对共产党是感恩都来不及。右派皆因多嘴。过去言论没有现在自由，不小心会弄个现行反革命！谁叫你多嘴”。他又说道：“客观地说，真正的反党右派是少数，大多数是多嘴！活该！那个时代就是那样，谁叫你乱说。我那时候没出世。幸运！”
他的观点当场遭到群友的批驳，一位网友立刻说：“那么现在你已经出世了的吧？你要知道拿屠刀 的人还在”。
陈小弟弟硬挺道：“已经过去了。共产党已经承认是错的了，你再翻来说有意义吗？我说的是当事人大多数是多嘴。还不明白吗？”
然而，官方至今对此事的态度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在正式的官方决议中，从未对这场运动认错和道歉，只是说：反右本身是没问题的，问题不过“扩大化”而已，就像治病多打了一针，如此云云。搞得那么多人家破人亡，最后只一句“不好意思”就搞定了。对于这一切，二十多年前一位人称“中国的良心”的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也许是最好的注脚：人血不是胭脂。
急切之下，陈小弟弟重拳出击了：“那你有种，你去推翻共产党啊！在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被推翻的，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是妄想。你还没有排好队就被送进监狱了。没二天就把你灭了！真正敢反党的集团只能在境外咋呼。一进国门就不见了。”
说的不错！至少目前现状如此。只是，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民主不是一夜生成。独裁总是突然倒塌。而独裁在突然倒塌之前，却几乎都是看上去一副坚不可摧的万年帝国模样。
我很欣赏一位名人说的一句话：“世上只有人民不可以反”。除此之外，神马都是浮云。几十年前，还没有人民这个词呢，那时候叫国民。所谓的国民政府，翻译过来的词就是人民政府。可以反国民政府不？党说：可以。为啥？因为它腐败独裁。只要一个政权是腐败独裁的，不论它以何名义统治，人民都有权推翻它。如果大家往后看，一个个独裁者都倒台了。往前看，却认为自己是万年王朝。这种逻辑真智慧得叫人无话可说。
史载，190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临终之时，摄政王载沣亲临床榻看望，问计于张之洞，张说：“不可，舆情不属”。载沣坚持，张又说：“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不以为然地说：“有兵在”。张之洞无话可说，遂不再发一言。当一种政治势力激起普遍愤怒的时候，认为暴力机器能靠得住的人，都是傻瓜，或者瞎子。
3. 蝼蚁之道——懦弱者的救命符
陈小弟弟终于翻出了自己的逻辑底牌：“那些人就是多嘴！那时候只要不多嘴，啥事也没有，这就叫适者生存。话又说回来，如果上洗手间的人缘好，平时又不乱说话，怎么会带这种帽子呢？”
“陈小弟弟”们不仅不乏其人，甚至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他们是当年鲁迅笔下日俄战争中麻木不仁的看客，是古轩亭口等着用“人血馒头”为儿子续命的华老栓们。他们是战祸中守着土地不肯逃走，“日本人来了也要吃饭”的农民们，是南京城引颈就戮的三十万同胞，是当年被张自忠屠戮一空的蜀人们。他们是绝大多数女人、退休老人，以及一些只知埋头做事，对政治丝毫不敏感的人们，是不关心政治，却免不了在1949年后的运动中家破人亡的民国乡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
他们认为，乱党们都是不明智的螳臂当车自寻死路之辈，不懂得适者生存才是王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只要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既然别人活得下去，你也能。一次同学会上，我与当年的大学同窗提及抚州爆炸案时，他颇有些不屑，“那个地方就是那样，人野得很，动不动就打架”，言下之意，“这帮蛮人太不懂事”。
不论如何诟病，蝼蚁般活着的他们在任何时代都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错误其实不叫错误，叫现状。蚂蚁们的这种生存哲学是充满了实用主义的。他们一直认为，只要你安分守己，以不招惹代表公权力的“大盖帽”为日常生活指南，灾祸便不会降临到头上。可怜的是，如此无辜的他们却终归不免被天翻地覆的时代大潮冲进海里，变成密密麻麻的尸首。
不过，好在有一点，作为一个种群的蚂蚁们从来不会绝种。一层蚂蚁们尸首覆盖在水面之后，陆地上依然会出现新的蚂蚁大军填补他们的空缺。如此往复，绵绵不绝。
另一位网友“壶中仙”说：“我们国家五千年的历史渊源一直是‘官本位’、‘民为轻’。所以，上至大夫公卿，下至庶民百姓，想法肯定是有，但将想法付诸实现很难”。
巧的是，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评价中也说道：“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缺乏勇气的他们害怕民主必然带来的变革和变革必然带来的冲突。而当局一边并不打算让渡多少真正的政治权利予人民，一边不断用前苏联东欧和中东变革所带来的冲突恐吓着人民。这一手很有效。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说明，社会正逐渐被恐惧所笼罩。于是，老百姓变得越来越冷漠。他们既不满现状，牢骚满腹，又彻底丧失了勇气，只好得过且过，木然地望着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等待着那必然的“咔嚓”那一下。
当然，不能要求老百姓都去舍身取义。这太不现实。现阶段老百姓的冷漠是一种消极反抗，其实正符合经济学“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基本原理。相对来说，冲杀在前却是成本最高的选择。这样的勇者，在上世纪初的俄国和中国，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永远只是少数理想主义者的选择。在黄花岗，在雨花台，密密麻麻的刚烈者们其实墓碑上只刻着两个字——“刚烈”，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烈士”。而大多数的蚂蚁们则牢牢抱持着“懦弱”两字作为自己的救命符。
壶中仙说：“真正民主的国家，最令人胆寒的不是枪炮，是法律。但，我们这里不是”。确实，本朝的法律是最没有尊严的权贵玩物。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镇得住蚁民们。因为，坚守实用主义生存哲学的他们唯一的就是缺乏勇气。他们既畏于强权，又侥幸地认为天道绵绵不绝，无辜者必不被加害，却忘了历史舞台总来不缺少无辜冤魂的参演。而这些冤魂在史册中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充其量不过是一连串的冰冷数字。史鉴历历，远的不说，昔日前苏联崩溃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引发俄罗斯金融危机，无数人一辈子积蓄荡然无存。除战争之外，二十世纪的东亚和东南亚，又有多少的冤魂依然在头顶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