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析马列主义的革命与改良观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话显然言过其实了。历史或因革命而变速，但不会因无革命而终止。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这也不是一句实话。马克思本人主要是一位思想家而非革命家——就革命家一词的本义而言，但马克思主义确实成就了半个世界、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成了后世不计其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摇篮。无论如何，“革命”是马克思政治学说里排第一位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一门关于社会革命而非社会治理的学说——它主要是一门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工爆破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暴力革命不仅天然正确，而且唯一正确，故而革命终须排斥改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对一切改良主张大都持以不屑一顾、严厉批判、或者彻底否定的偏激态度。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说的革命，是以两大对立阶级为主角的政治—社会革命。据说，这样的革命既犀利无比，又美妙无比，不仅可以颠倒落后的政治秩序，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还可以以一夜变天的高效率从本质上重塑已经互不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就是说，革命之后不仅会诞生一个新领袖和新政府，还将会有一系列天翻地覆的事情发生，会有一整套的新社会、新国家、新制度、新文化、新经济、新“生产力”。这样子的革命是对世代累积、长期深化的各种老矛盾、老问题进行一揽子的系统性解决和根本性解决，诚然，一切改良方案均无法与之相媲美。

 

马克思主义者在比较革命与改良时，通常会用盖房子来作比喻，他们说：革命好比拆了旧房盖新房，改良则是对摇摇欲坠的危房修修补补。有了这个比喻，其他的话就都多余了，革命与改良的好坏优劣已经一清二楚：既然可以住进华美而坚固的新房子，谁那么傻还要修危房住陋室呢？——奇怪的是，有一些人在引用这个比喻的时候经常忘记了这只是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而认为这就是事实本身。（研究革命问题的西方著名学者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比喻，比如“热病”，“地震”，还有“交通堵塞”，但这些对革命有所不恭的比喻在中国未曾流行。）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革命不可避免，革命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是阶级斗争发展的最终结果，当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到决战阶段，除了革命，其他一切解决方案都无能为力。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例，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宪政框架之内走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而掌握了国家政权，也“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语），而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碎”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语），才能最终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革命几乎总是正确的、进步的、正义的（如文革口号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甚至还是崇高的、美好的、神圣的，因为革命不仅使原有的阶级矛盾得到解决，还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发生一次华丽的质变，螺旋式地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级”阶段，历史从此翻开崭新一页。而与如此气魄宏大、意义深远的革命事业相比，改良则广度有限、深度不足、器量狭小、作用甚微，区区不足道也。更不用说，在马列主义看来，改良主义者的动机原本就相当可疑。

 

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一般看法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点：第一，真正的改良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是不可能实行即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真正的改良必将损害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削弱其现行统治地位，而这是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反动派绝不会心甘情愿自认失败，“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语）。只有革命，才是替代改良并超越改良的不二良方；第二，某些改良措施即使行得通、能成功，也是无关大局的，不必要的，无意义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因为这样的改良只能局限于统治阶级所能容忍的狭隘范围，只关注枝节性问题而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其不成功倒好，若改良侥幸成功，千疮百孔的旧制度趁机得到局部修补，日益衰弱的统治阶级获得喘息和自救的机会，对历史的终极目标而言，此类改良没有正面价值，或许还有反作用，因为它麻痹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却丝毫无助于解决唯有革命才能最终解决的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对改良的排斥和反对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一脉相承。与马克思相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更趋于极端。当年，马、恩二人虽然也排斥改良，但并未完全否定，对具有改良主义倾向，试图走“工联主义”、“议会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民主党，马恩不仅是容忍的，而且是积极支持和配合的。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再也没有这种宽容精神，他们认为，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是客观上拖历史后腿的反革命行径。在列宁看来，作为原则的改良主义是错误的，作为策略的改良主义是愚蠢的。由列宁所主持制定的加入第三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规定，共产党人必须同改良主义者、“半改良主义者”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必须“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机构中撤销所有“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何种改良主义都是虚伪的、反动的，革命派即使在革命陷入低潮，万般艰难困苦的时候，也无需改良派助一臂之力，因为改良主义只会危害革命、帮倒忙。党内的改良主义更加有害，因为改良的主张要么属于“修正主义”，要么就是“投降主义”，在本质上都是革命事业的对立面，与革命的对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在毛泽东的政治纲领中，岂止改良派一钱不值，即便是革命派，也必须以不断革命、激烈革命、彻底革命为尺度，凡对阶级敌人有所妥协、“心慈手软”、“温良恭俭让”的革命者，也都随时随地可能堕落为革命的叛徒和敌人。

 

文革时期，思维混乱的毛派极端分子甚至得出了改良派比反动派更坏、清官比贪官更坏、开明绅士比土豪恶霸更坏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改良派、清官、开明绅士仅仅做了一些意义有限的好事，并不能真正改善被压迫阶级的处境，却客观上分化了革命队伍，使人们对旧制度的改良前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有利于敌人、有害于人民，调和了阶级斗争，延长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寿命。这还不如反动派、贪官、土豪恶霸，他们虽然是压迫阶级里最坏的一群人，欺压良善，盘剥民众，专干坏事，但他们的劣行越多，越有可能触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历史定律，最后官逼民反，引发革命，大乱大治，一了百了，岂不比改良派来得痛快些？不得不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这样的推理真的算不上很离谱：假如“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真理，那么，那些以恶行激起了革命的反动派、贪官、土豪恶霸们岂不是比以善行延缓了革命的改良主义者更有资格被称为历史的促进派吗？

 

马列主义者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上述论辩无甚价值，甚至也不值一驳，其论辩的核心不过是一个低级的循环论证：因为必须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改良无用，因为改良无用（任何改良都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必须革命。提前作出了唯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进步的理论预设，或者干脆把革命所欲解决的问题定义为根本问题，而把改良所已经解决的问题定义为无关紧要的问题，则赞成革命、反对改良乃势在必然。这样的论辩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直到今天，在谈到革命与改良的议题时，仍然有很多人原封不动地照搬上述论辩。在拙作《改良或革命》、《简论清末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我曾经说过，改良与革命更适合于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因为从长时段来看，从历史的后果看，改良与革命的长期效用将相互叠加而非相互抵消，而且，通常正是革命的压力变成了改良的动力，也往往是不成功的改良变成了成功革命的前奏。以清末为例，若无改良运动的思想积淀和改革成果，若无立宪改良派的明争暗助和临阵倒戈，辛亥革命原本是不可能胜利的。马列主义错误地把革命与改良作为相互对立的变革手段看待，不仅缺乏逻辑，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今天，在中东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我仍然坚持认为以革命贬斥改良的观点毫无道理。是的，革命派与改良派或许是政坛上相互竞争的派别，但革命与改良却不是政治上相互排斥的事业。

201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