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酷吏王被逼潜逃美领馆，然后是封疆薄被罢黜，两颗重磅炸弹下来，已经在民间掀起阵阵冲击波。面对如此生动曲折的现实，民众在讶异的同时必然急切的想知道故事的前因后果，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会是谁？困扰着不少屁民。然而主流媒体一如既往闭口不谈，粉饰太平，如此讳莫如深，让大家除了翻墙和上微薄一探究竟外，也只能发动想象力编造各种小道消息。这种小道消息爆炸的情况在19号晚上达到一个高潮：“红墙内枪声”、“帝都装甲车”、“贾公公之子被暗杀”、“新四人帮被捕”等等故事演绎乃至神话体流传，让大家误以为20日的太阳会从西边升起。

事实上，中国政治每每到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一道无形的铁幕便徐徐降下，将民众挡在真相之外，让大家只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通过制造铁幕剥夺民众的知情权进行暗箱操作是极权体制最大的优势，恰恰也是其最大的弊端。优势在于封锁消息能带来暂时的稳定，给谎言塑造以时间，然后出台一套黑白颠倒的谎言，或是黑白不分的“定论”，如同戈培尔所言所行；其弊端在于谎言总有失效的一天，林肯早就指出谎言失效的必然性，一旦谎言失效，执政者的公信力必然土崩瓦解。

如果一个极权体制使用暴力或者封闭到蛮不讲理的程度，铁幕加谎言的模式的确能够给民众强力洗脑，使得自己一切的说法都具有“合法性”，就像今天的朝鲜和昨天的毛时代；如果一个社会走到中国今天的阶段，社会有一定的开放空间，互联网技术被广泛运用，大家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思考，只是缺乏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那么民众绝对不会轻易相信铁幕背后建构的言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权体制的执政者如果不开诚布公，随便拉铁幕当惯例，说一些多种指向性的官话，背身面对民众，便只得承受诚信破产之害，而不能享受谎言洗脑带来的短暂好处。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当今中国铁幕仍在，密室政治、密室交易、密室斗争等等“密肿”仍然像苍蝇一样渗透到各种政治活动中，民众的开放意识与中国政治的封闭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民众只能靠猜测猜疑来表达意见，后果是民众对执政者愈发不信任，朝野之间丧失信任基础，大家宁愿相信满天飞的小道消息，也不想听央视正儿八经的唐僧念经，主流媒体失去公信力。

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情，那些热衷于打迷踪拳的人，无论他具有怎样的身份，是否愿意推动改革，其行为本身都是在背离改革。因为真正的改革者都会意识到：一切改革的良性运作前提必然是透明度和公开性。

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能让苏联成功转型，首要的工作便是从“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开始，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公开性的措施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直面现实到追溯历史，具有全方位与广泛性的特征。公开性不仅使苏联人民了解到二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知道了有关苏联社会存在的腐败、贫困、杀人、吸毒和卖淫等这些官方严禁报道的丑闻。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的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电视和电台实况转播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辩论的新闻在观众和听众中拥有很高的收视率。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已经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过过去那种生活，他们的嘴也不会被封上。我们社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获得的氧气是我们人民和我们每个人所必需的。”

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结果就是，苏联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废除书报审查制度，让苏联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就其实质来说，公开性引发了苏联历史上一场可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与此同时，时任中共党总书记的赵ZY先生也提出了“透明度”。他在一九八七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指出“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援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因为他早就意识到“因为政治上透明度不够，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就会缺乏理解和信任。现在很多问题出在透明度太差。”

政治改革在赵先生被迫下台之后便偃旗息鼓，历尽曲折，现如今已经成为朝野共识，全民共识。如果政改的目的是让中国从一个极权社会走向一个开放社会，让民众获得更多更充分的权利，那么没有阳光的政改是不得人心的，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透明的政治才能让民众信服，进而让整个社会重拾信任。

按照中国现有的条件，即便没有全方位的公开性，也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实行政府财政预算和国有企业财产公开化。首先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了解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收支情况以及国有企业的盈亏状况，因为这些公共财富属于每一个公民所有；其次，大家不仅要一目了然看到这些数字的走向，更加要清楚这些数字的走向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公民们可以就自己的疑问提出公开质询；再次，需要民间组建第三方中立机构来审核监督公共财产的运作情况，以保证公共财产能够切实用于每一个公民急需之处。

2、废除新闻审查制度。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对新闻报道便提出了“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方针”。后来赵紫阳也认为对传媒的控制一定要放松，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新闻自由。而据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和叙利亚对“阿拉伯之春”的报道审查最为严格。由此可见，中国执政者对于报纸和互联网的控制与政改停滞不前是同步的，废除各种新闻审查制度，减少广电部门宣传部门网管部门对媒体的干涉，才能真正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

3、党和政府决策过程以及领导人公务活动应当彻底公开化。这一条应该毋庸置疑，既然党中央宣布没有任何秘密，加上领导人长相都堂堂正正，重大事件发生之时，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没有任何必要。只有将所有决议产生公开化，才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谣言乱飞，换来民众更多的支持。

4、推动官员的财产公开。全世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一举措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反腐利器，并为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一直强调自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没有特殊利益”，那么其所有党员公布自己及其家属的财产明细应该是理所当然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温总在两会期间也信誓旦旦的表示其“为国家服务45年从未谋取私利”，希望在位的九大常委带个好头，落实财产公开这一起码的承诺。

透明度决定政治改革的成败与真实性，望每一个推动、支持、围观的人们都能铭记这一点，诺其言、守其行，不发空洞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