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与风水，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一直若离若近。但中共建政以来，从将风水轰轰烈烈的推翻在地，再到近年来基层“风水腐败”案渐次曝光，昔日的封建残留，反倒成为一些官员叩问仕途的秘密，这其中的时间跨度不超过三十年。
当遍地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破四旧”的方式，地方领导干部闻风而动，希望能将包括风水文化在内的封建残余一网打尽，以此获取上一级领导的赏识；当改革开放之后，尽管风水一说，在官场的主席台上依然还带有贬义，但一些官员已经有了私下邀约风水师给自己看风水的习惯。而看风水的主要内容，即是仕途前程。
破立之间，官员对于风水产生兴趣的出发点，惊人的一致。
风水曾是官场控制网
唯恐与风水有所勾连的态度，并不只是当下的特殊现象。大陆学者认为，即使是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在处理与风水之间的关系时，也是小心翼翼的。
赣南师范学院讲师李晓方透过研究赣南地方史志的记载发现，当地的风水信仰不仅影响到民众生活起居，也一直牵系着地方官员的神经。明清地方政府对赣南客家地区风水信仰的姿态，既有否定与打压，又有默认与倡导。
当时的赣南地区，地方官员禁革风水信仰中逾越正统礼教的表达方式，不仅将民间的风水信仰拿捏到位，也十分注重运用柔性控制手段，用正统的儒家文化取代风水术对民众实施教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风水文化与当时的正统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悖离，另一方面，因风水引起的争田夺地纠纷，也令当地诉讼成风，影响社会稳定。
李晓方认为，民众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局执政能力的否定，这影响了政府的社会控制力。风水师因其特殊的身份，又是民间结社的秘密媒介。因此，尽管明清历代皇帝在皇家陵寝选址中，毫不掩饰其对风水术的信仰，但官方对风水信仰适时打压，也同样是必然之事。
但这种微妙态度，反射在当时的风水物，如风水塔上时，又会呈现出超越风水学说的地方政治生态。
大量由地方长官所作的风水塔记的文本显示，地方官员与捐资建塔的当地乡绅，作为在朝与在野的两股势力，共同掌握着风水信仰的话语权——地方官员为风水塔作记，表达对乡绅的尊重，以此争取其对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支持；而乡绅既然征得官方同意修建风水塔，个人影响力也随着工程落成而日益加大。
地方官员与乡绅借风水做文章，交织出一张配合默契的社会控制网。这种情况也不仅存在于赣南地区。
事实上，当下一些地区出现的风水物，即便其建造主导者是地方官员，但真正的资助者并不全是公款支出，很多都是当地老板，或是招商引资过来的外地商人。甚至一些官员因私邀请风水师为自己看风水、卜官运时，也会带上老板买单。故意让老板出现在这种很容易透露出官场风吹草动的场合，官员的用意，并不只是需要一个付账者那么简单。
这种政治生态，与历史上地方官员与乡绅之间的风水关系，显得极为相似。
直到“五四”运动，文化界转向全力学习“赛先生”，举凡与西方科技观念抵触的传统文化，都被打成封建迷信，风水才与中医一样，正式成为“文化糟粕”。
1949年之后，一方面，地方治理陆续被中共政权接管，地方官员多由党员出任；再经历次运动，乡绅这一群体也逐渐失势，传统基层政权的风水政治关系，也就灰飞烟灭。
风水式微的内在逻辑
中共建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风水都是不容于市面的“封建残余”。特别是文革开始后，这种消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风水完全转入地下，往往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风水先生点着油灯、抱着罗盘、拉着鲁班尺，在一块即将开工的宅基地上，与几个黑影小声交谈。
风水文化就在这样的秘密状态下流传。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敦授于希贤曾对大陆媒体说，他所知道的一位兰州民间风水师,文革期间去世时,上千人自发前往送葬,声望很高。
但由于此时的社会结构，较1949年之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所潜藏的风水认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需要，也无法公开露面，更无能量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
不过，对于风水一词，毛泽东的形容似乎并不全是贬义。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中，至少两次出现过毛泽东谈及风水的细节。一次是说到李自成，一次是提到湖南老家祖屋的来历。
红墙作家顾保孜在《红镜头中的毛泽东》一书中写到，毛泽东在与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聊天时，得知杜是陕北米脂人，毛泽东说，“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作者系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在书中记录称，1966年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居住时，曾对他说，“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毛接着自问自答，“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即现在的毛泽东故居）来了呢？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墓地曾经是风水文化极为浓厚的地方。但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周恩来又第一个主动要求平掉祖坟，以推动当时的“平坟还田”运动。
大陆媒体报道称，这种不同以往，又极具魄力的举动，恐怕与周恩来自身的家世有关。周的生母万冬儿年少病故，周的外婆坚持要按知县大老爷千金早故的规格安葬，此时周家日衰，万般无奈，周恩来的父亲能只能将万氏灵柩暂厝于一座庵中，直到28年后，才攒够钱风光大葬。
这件事对周恩来的触动是难以磨灭的。建国后，他曾在一次与亲属谈话中提到，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我母亲死了，原来那么疼爱我们的外婆竟然不顾我们没饭吃，提出那么刻薄的丧葬条件，我总在心中纳闷：究竟是死人要紧还是活人要紧？”
当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无论是从领导人的个人主张，还是以中共所坚持的唯物论来看，风水都已位于政治的下风。
而地方执政官员在文革期间的大换血，也间接加速了风水的式微。
海外学者薄智跃表示，文革前50%的省级领导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这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有在统一战线作用下投诚的原国民党官员或进步人士。文革开始后，这些人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两类人——军队干部和造反派。
军队干部历来坚守“党指挥枪”的理念。而“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造反派当权后，也将“破四旧”的“最高指示”最终发展成为政绩工程。
尽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说明“破四旧”的方式，一些地方官员还是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中嗅到了特殊味道，并各自发挥，好让自己的成色“又红又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官员的升迁与其经济工作手腕并无太大关系，政治正确才会引人注目。“砸烂”风水，就是官员获得政治正确的评价，进而得到提拔的途径之一。
政商两界的不同需求
风水再次浮出水面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扑面而来。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除了民间潜藏的风水文化反弹以外，实际上风水在大陆的再度出露，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香港、台湾等中国传统保存完好地区的文化输入。透过招商引资，台商与港商的风水常识，也伴随着宴会席上的推杯换盏，在大陆官员的头脑中重新普及。
时至今日，当下的政商两界，依然是爆出风水丑闻最多的圈子。但为什么要信风水？关于这个问题，官员与商人的考量，又不在同一起点上。
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专业的何晓昕博士，是联合国环境问题顾问，她从1985年开始研究风水。2003年5月初，她接到一个来自福斯特建筑事务所的电话。何被告知该事务所的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但事务所的英国决策者认为，还需要寻找一位风水专家帮助进行风水咨询。理由是T3位于北京，建筑必须尊重当地的环境与地域文化。
何对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她后来在《中国风水史》一书中写道，应国内一些评委与业主要求，方案做了些改动，但有一片树林按照风水规则布置，希望能发生“风水林”效应。
无独有偶，英国酒店品牌洲际酒店集团也曾经总结过，在中国建造与设计酒店，拟定开业日期之前要咨询风水师。在美国或欧洲，IHG总是尽早开业，但在中国，他们会等到吉利日子才剪彩。
所以，外商看起来比中国人更热衷风水，这似乎是一个文化尊重问题。
但在商言商。香港迪斯尼就曾非常小心的咨询风水师，比如将大门座向微调12度，这都有赖于香港风水师的建议。
而香港迪斯尼之所以这么小心，是因为多年前巴黎迪斯尼开业时，就因为不尊重法国人的文化理念，一直亏损。出于生意的考虑，香港迪斯尼考虑入乡随俗。
现在，这种由商业利益考虑传导出来的文化认同感，似乎也从老外，传递到了中国人自己身上。这也成为大陆风水重新兴盛起来的原因之一。当风水这个话题，在当代被逐步去政治化后，中国人也就对此趋于坦然。
而在政界，讨论风水的动机也是相似的——因为以大陆官员的身份，尽管悄悄的做已经不是新鲜事，但还并不适合公开的说。不过讨论的结果却很清晰，无论是看个人官运，还是建立风水物，都是谋求政治利益。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稍一偏差，怪态丛生也就不再稀奇。
于是风水在很大程度上，在官场被扭曲成一种带有神秘力量的政治工具。于希贤透露，近年来大陆各地在建设过程中会邀请风水师，这其中县级城市占多数，省会城市也有。
“风水腐败”向基层蔓延
事实上，在所谓的“风水腐败”群体中，基层容易成为高危群体。
从2010年年初到2011年末，就有4起在大陆引发广泛讨论的官场风水风波，其发生地都在县城。
这其中包括河北省高邑县用报废战斗机堵路，寓意飞黄腾达，形成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丁字路口”；安徽省望江县一座规模相当于8个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建成后，因当地领导觉得风水不好，强卖给当地医院；四川省通江县不修危桥，却修风水桥；甘肃古浪县用警车鸣笛开道，放鞭炮、烧纸钱，将一块近400吨重的巨石安置在广场，希望可以时（石）来运转。
再纵观近年的官场风水事件，无论是山西省原交口县委书记领导其他官员一起参与风水活动，祈求高升；还是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下令拆掉县政府的门楼，确保不被县政府压住县委的风水，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闹剧，也是由县级官员一手包办。
有评论指，从一些基层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因提拔干部而落马的事件便能看出，由于官员的提拔权掌握在更高一级主管官员手中，提拔因素的复杂性，使得一些当事官员对于仕途升迁缺乏稳定的心理建设，于是就会出现祈求于风水先生的荒诞场景。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新问题是，那些笃信风水的县级官员，特别是县委书记，是如何轻易的跨过一道道门槛，将风水物树立起来？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大陆的《城乡规划法》，以及基层的公共财务制度，对于城市公共建筑的各种指标都有原则规定。但一涉及到细节，只要握有权力的官员主动为之，原则也可以被轻易突破。
特别是作为被称作“中国权力最大的官”的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几乎都具备。这一级别的官员权力高度集中，一旦介入城市公共建筑的建造，想要改变公共建筑的设计风格,内部与外观形象，则更像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这也是县级官员“风水腐败”的成因——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近年来，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地方也一再发生群体性事件，其爆发的原因之一，或多或少都与县一级官员由于权力缺乏监管，在当地造成行政失当，执法过失有关系。
由此观之，官场风水正在演化成为基层官员“权力自我规范”的晴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