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特别摘要】 2012年2月6日，要不是王立军要求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政治避难”，那么他可能面临着两种结局：一种是被薄熙来装进重庆监狱，然后以莫须有的“病症”默默地死去，薄熙来也会保全、稳固到下届中共中央来争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另一种是象林彪一样外逃，但王立军象林彪那样外逃很显然他的官阶还达不到，就是达到了林彪一样的成功外逃，那么他最终也可能是“机毁人亡”，要不就象粉碎“四人帮”那样全国一遍沸腾。但现在历史的事实是：王立军自己改变了自己被死掉的必然“命运”，最起码他成功的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没有被任何人敢、能将他从今日中国莫须有的一笔抹去；更重要的是他绝对逃过了被装进重庆监狱，任何被“病死”的中国体制厄运，也没有可能象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就被不见天日的默默死去，这是至今中国62年至今“法治国家”不彰的必然结果；所以中国才62年来每每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数十次的“路线斗争”、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中国的政治权力，应该由中国公民一人一票来认可“法治国家”化，这是中国未来的必须选项。
王立军是62年来中国体制反叛最大的成功者，也是他别无它选的一种必然结果。否则，他如果不象林彪那样“机毁人亡”，也要象刘少奇那样被一笔抹去，最有可能是象重庆官员那样被监狱里莫名其妙的“病死”。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人治的国家。而没有现代的“法治国家”，中国将没有未来！
1）、“法制国家”根源短缺
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是以类似政变的文革方式结束的（以粉碎“四人帮”为历史标志），那么重庆这场“唱红打黑”运动，也正在被一种空降最高威权、人人表态过关、竭力清除痕迹、却避免正面辩论的威权方式强行压制，这种威权在程度上当然大为减弱，但其“路径锁定”的本质却依旧未变——以革人家的命，来保自己的政绩，这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
62年至今的“中国式”用人制度，是王立军反叛倒戈的必然大势。中国62年来的所有十数次“路线斗争”、“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等都莫过如此。“政治强人”一直在“特色中国”扮演着主宰中国的重要角色，从前30年的毛泽东、到后30年的邓小平等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国家《宪法》62年来、至今一直处于“零”点，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宪法》是一个正常国家公民利益的最大捍卫者和当然保护者，但中国《宪法》从1954年至今一贯是零（违宪）审查、零裁判、零实践、零案件、零法律——这正是中国长期以来“人治”猖獗、国家秩序紊乱的体制本源所在。
从孙中山推翻帝制，到蒋介石（当然今日“中华民国”早已今非昔比）、再到毛泽东等近100年以来，中国都是“人治”横行，官场飞扬跋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立军事件与62年来中国每每发生的十数次“路线斗争”一样，循环往复，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算什么？政府又算什么？中共中央在王立军问题的用人机制上又能算什么？
2012年3月后半月的重庆正在出现一场“去薄化”和“去王化”的运动。在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当然的过度之选）亮相之际，原先薄熙来的“亲密战友”、市长黄奇帆就表态 要“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张德江同志的工作。”由此开始，重庆从上到下各级重新表态站队，38个区县各自召开党委会议和党员干部大会，“纷纷表态拥护”中央的人事任免决定。更有“市民代表”称“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重庆有福了”。退一千步来讲：要不是中共中央“果断决策”，重庆市就没有办法让薄熙来、王立军“绳之以法”、就当然逍遥法外？好了，中国这32个类似重庆建制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等不都一样岌岌可危、危在旦夕？这是“中国特色”人治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必须面对“法治国家”建树的根源所在。
然而，全球的“法制国家”几乎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王立军、薄熙来、林彪以及刘少奇之死这样的非法律行动；也没有革命和反革命发生；更没有“文化大革命”发生，却为什么就偏偏发生在中国？这值得中国人来历史反省。
2）、运动成就“中国特色”
这种“坚决拥护”在王立军的任免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人治”地步。2011年5月27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王立军曾以54票全票当选重庆市副市长。而时隔十个月之后的2012年3月召开的重庆同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又全票通过了何挺担任副市长、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人事提案”。从全票上台到全票下台，中国政治“协商一致”的僵化和虚伪暴露无遗，中国国家要这样的机制干什么用？一如说是中国“两会”，倒还不如小朋友玩的“过家家”游戏般有法则。重庆“两会”是什么东西？“人民权利”怎么会是“全票”上下？
然而这种人人表态过关的行动，仍然无法避免多米诺骨牌的选择性倒掉。3月21日，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被带走调查，原因不详。26日重庆华龙网透露，人大主任兼组织部长陈存根被免去市委常委职务，宁夏区委常委徐松南调任重庆，接替前者的党内位置。这种天与地的中共式“领导人”大调换，说好听点是避免了“本位腐败”，但非公民举手的“领导人”制度，怎样摆脱“中国式”薄熙来重用王立军所造成的法治真空与割据独裁、以及“黑打”的历史、现实之误？
这种“去薄化”和“去王化”的浪潮还荡涤着重庆是的方方面面、体现在铲除各种细节的路途上。3月15日，重庆大礼堂广场一度张贴告示，称广场唱歌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要求“加强管理”。这一告示普遍被解读为“禁止继续唱红”，但在引起舆论关注后，这块绿色告示牌又一夜间消失。在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院内，由王立军题词的石雕已被铲掉。大楼内薄熙来“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的警句及王立军的语录被取下。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打黑展览，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撤除。
与此同时，重市民生活也在不可遏止地发生了变化。在全中国曾经拒绝商业广告、打造中国“红色频道”的重庆卫视上，“诗仙太白酒”也于3月15日以冠名赞助方式悄然露面。随后，重庆卫视以“观众需求和电视频道运行规律”的名义再度改版，曾经被逐出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回归原位，《天天红歌汇》缩水至《周末红歌汇》，部分无人问津的节目将被取消。甚至在重庆各大宾馆住宿的客人们最近都发现，客房的门缝下，不时被悄悄塞进有美女照片和电话号码的卡片。在严刑峻法的高调运动过后，人的欲望和需求正在报复性地反弹、复苏。
长久以来，重庆“唱红打黑”最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它强烈的左倾色彩。温家宝在两会闭幕的中外记者会招待上，更提高到“文化大革命”回潮的高度，将重庆原当局的做法暗喻为“路线斗争”。然在薄熙来被撤职后，曾经风起云涌的“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民间毛左网站紧急关闭，才在清理挺薄熙来文章后重新开放。但是没有人能说清究竟是被谁强制关站，还是非常时期的自我保护措施。蔚成气候的新老左派原本以重庆为中心形成合流，奉薄熙来为“共产主义”发祥地，却被一纸撤职令打乱阵脚。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曾经被重庆奉为座上宾的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的学者们，正在尴尬无奈的沉默中等待。
3）、人治横行 乱象丛生
据62年中国斗争哲学分析：历史上，曾针对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的“怀仁堂事件”，中国“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换句话说，当年中共高层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这就给后来的改革进程投下了阴影。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手法上更是镇压1976年“四•五”运动的升级版本，进一步强化了强力戡乱的思维定势。然而，中国至今翻过了62年，毛泽东死去也超过35年，但对中共根源的毛泽东思想及“文化大革命”依然讳莫如深、划定禁区，于是也助长薄熙来“唱红打黑”使中国充满绝对矛盾的与现实与历史的更广广泛冲突。
62年中国历史值得观察和借鉴，近20年来曾经受命“空降”的政治局委员们（朱镕基、尉健行、吴仪）由于都面临乱局，因此而普遍施展以铁腕政策。而张德江面临的重庆乱局足够复杂，想必更加清楚这一点。然而，用威权手段整顿重庆的副作用是，在强制压服的表面下，反而激起了左派民众幻想的悲情意识。学院派沉默不言，而孔庆东、司马南等“民粹左派”正力图把薄熙来塑造成悲剧英雄的形象，是“反革命政变”和“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文革余孽”这个词正刻意地从人们嘴里用讽刺和戏谑的方式说出来，以便“去政治化”，消解它的真正含义。而对于反感重庆模式的自由派来说，胜利的喜悦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注意力，针 对失败者的党内“双规”被法律学者批评，在媒体的幸灾乐祸中反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强化了它的存在。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以类似“政变”的文革方式结束的的话，那么重庆这场“唱红打黑”运动，也正在被一种空降最高威权、以“文革治文革”人人表态过关、竭力清除痕迹、却避免正面辩论的威权方式强行压制，这种威权在程度上当然大为减弱，但其“路径锁定”的本质和方法却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在62年中国这种“人治”路径下，中国政治强人的神话会始终阴魂不散。
没有“法治国家”的建树、改革和治理，中国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薄熙来、王立军、林彪、江青和类似的乱局，其实这也是全球一党独裁的“死结”，更是这个国家整体体制环境的必然结果。一如人类地球上这个“大自然”，倘若没有动物、生物、高山与江河、空气与水分、地震与海啸等等生物食物链环境的当然制衡一样，这个地球上也会乱象丛生、自然紊乱、谁都无法抗拒。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特别摘要】 2012年2月6日，要不是王立军要求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政治避难”，那么他可能面临着两种结局：一种是被薄熙来装进重庆监狱，然后以莫须有的“病症”默默地死去，薄熙来也会保全、稳固到下届中共中央来争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另一种是象林彪一样外逃，但王立军象林彪那样外逃很显然他的官阶还达不到，就是达到了林彪一样的成功外逃，那么他最终也可能是“机毁人亡”，要不就象粉碎“四人帮”那样全国一遍沸腾。但现在历史的事实是：王立军自己改变了自己被死掉的必然“命运”，最起码他成功的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没有被任何人敢、能将他从今日中国莫须有的一笔抹去；更重要的是他绝对逃过了被装进重庆监狱，任何被“病死”的中国体制厄运，也没有可能象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就被不见天日的默默死去，这是至今中国62年至今“法治国家”不彰的必然结果；所以中国才62年来每每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数十次的“路线斗争”、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中国的政治权力，应该由中国公民一人一票来认可“法治国家”化，这是中国未来的必须选项。
王立军是62年来中国体制反叛最大的成功者，也是他别无它选的一种必然结果。否则，他如果不象林彪那样“机毁人亡”，也要象刘少奇那样被一笔抹去，最有可能是象重庆官员那样被监狱里莫名其妙的“病死”。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人治的国家。而没有现代的“法治国家”，中国将没有未来！
1）、“法制国家”根源短缺
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是以类似政变的文革方式结束的（以粉碎“四人帮”为历史标志），那么重庆这场“唱红打黑”运动，也正在被一种空降最高威权、人人表态过关、竭力清除痕迹、却避免正面辩论的威权方式强行压制，这种威权在程度上当然大为减弱，但其“路径锁定”的本质却依旧未变——以革人家的命，来保自己的政绩，这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
62年至今的“中国式”用人制度，是王立军反叛倒戈的必然大势。中国62年来的所有十数次“路线斗争”、“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等都莫过如此。“政治强人”一直在“特色中国”扮演着主宰中国的重要角色，从前30年的毛泽东、到后30年的邓小平等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国家《宪法》62年来、至今一直处于“零”点，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宪法》是一个正常国家公民利益的最大捍卫者和当然保护者，但中国《宪法》从1954年至今一贯是零（违宪）审查、零裁判、零实践、零案件、零法律——这正是中国长期以来“人治”猖獗、国家秩序紊乱的体制本源所在。
从孙中山推翻帝制，到蒋介石（当然今日“中华民国”早已今非昔比）、再到毛泽东等近100年以来，中国都是“人治”横行，官场飞扬跋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立军事件与62年来中国每每发生的十数次“路线斗争”一样，循环往复，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算什么？政府又算什么？中共中央在王立军问题的用人机制上又能算什么？
2012年3月后半月的重庆正在出现一场“去薄化”和“去王化”的运动。在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当然的过度之选）亮相之际，原先薄熙来的“亲密战友”、市长黄奇帆就表态 要“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张德江同志的工作。”由此开始，重庆从上到下各级重新表态站队，38个区县各自召开党委会议和党员干部大会，“纷纷表态拥护”中央的人事任免决定。更有“市民代表”称“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重庆有福了”。退一千步来讲：要不是中共中央“果断决策”，重庆市就没有办法让薄熙来、王立军“绳之以法”、就当然逍遥法外？好了，中国这32个类似重庆建制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等不都一样岌岌可危、危在旦夕？这是“中国特色”人治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必须面对“法治国家”建树的根源所在。
然而，全球的“法制国家”几乎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王立军、薄熙来、林彪以及刘少奇之死这样的非法律行动；也没有革命和反革命发生；更没有“文化大革命”发生，却为什么就偏偏发生在中国？这值得中国人来历史反省。
2）、运动成就“中国特色”
这种“坚决拥护”在王立军的任免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人治”地步。2011年5月27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王立军曾以54票全票当选重庆市副市长。而时隔十个月之后的2012年3月召开的重庆同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又全票通过了何挺担任副市长、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人事提案”。从全票上台到全票下台，中国政治“协商一致”的僵化和虚伪暴露无遗，中国国家要这样的机制干什么用？一如说是中国“两会”，倒还不如小朋友玩的“过家家”游戏般有法则。重庆“两会”是什么东西？“人民权利”怎么会是“全票”上下？
然而这种人人表态过关的行动，仍然无法避免多米诺骨牌的选择性倒掉。3月21日，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被带走调查，原因不详。26日重庆华龙网透露，人大主任兼组织部长陈存根被免去市委常委职务，宁夏区委常委徐松南调任重庆，接替前者的党内位置。这种天与地的中共式“领导人”大调换，说好听点是避免了“本位腐败”，但非公民举手的“领导人”制度，怎样摆脱“中国式”薄熙来重用王立军所造成的法治真空与割据独裁、以及“黑打”的历史、现实之误？
这种“去薄化”和“去王化”的浪潮还荡涤着重庆是的方方面面、体现在铲除各种细节的路途上。3月15日，重庆大礼堂广场一度张贴告示，称广场唱歌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要求“加强管理”。这一告示普遍被解读为“禁止继续唱红”，但在引起舆论关注后，这块绿色告示牌又一夜间消失。在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院内，由王立军题词的石雕已被铲掉。大楼内薄熙来“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的警句及王立军的语录被取下。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打黑展览，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撤除。
与此同时，重市民生活也在不可遏止地发生了变化。在全中国曾经拒绝商业广告、打造中国“红色频道”的重庆卫视上，“诗仙太白酒”也于3月15日以冠名赞助方式悄然露面。随后，重庆卫视以“观众需求和电视频道运行规律”的名义再度改版，曾经被逐出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回归原位，《天天红歌汇》缩水至《周末红歌汇》，部分无人问津的节目将被取消。甚至在重庆各大宾馆住宿的客人们最近都发现，客房的门缝下，不时被悄悄塞进有美女照片和电话号码的卡片。在严刑峻法的高调运动过后，人的欲望和需求正在报复性地反弹、复苏。
长久以来，重庆“唱红打黑”最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它强烈的左倾色彩。温家宝在两会闭幕的中外记者会招待上，更提高到“文化大革命”回潮的高度，将重庆原当局的做法暗喻为“路线斗争”。然在薄熙来被撤职后，曾经风起云涌的“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民间毛左网站紧急关闭，才在清理挺薄熙来文章后重新开放。但是没有人能说清究竟是被谁强制关站，还是非常时期的自我保护措施。蔚成气候的新老左派原本以重庆为中心形成合流，奉薄熙来为“共产主义”发祥地，却被一纸撤职令打乱阵脚。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曾经被重庆奉为座上宾的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的学者们，正在尴尬无奈的沉默中等待。
3）、人治横行 乱象丛生
据62年中国斗争哲学分析：历史上，曾针对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的“怀仁堂事件”，中国“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换句话说，当年中共高层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这就给后来的改革进程投下了阴影。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手法上更是镇压1976年“四•五”运动的升级版本，进一步强化了强力戡乱的思维定势。然而，中国至今翻过了62年，毛泽东死去也超过35年，但对中共根源的毛泽东思想及“文化大革命”依然讳莫如深、划定禁区，于是也助长薄熙来“唱红打黑”使中国充满绝对矛盾的与现实与历史的更广广泛冲突。
62年中国历史值得观察和借鉴，近20年来曾经受命“空降”的政治局委员们（朱镕基、尉健行、吴仪）由于都面临乱局，因此而普遍施展以铁腕政策。而张德江面临的重庆乱局足够复杂，想必更加清楚这一点。然而，用威权手段整顿重庆的副作用是，在强制压服的表面下，反而激起了左派民众幻想的悲情意识。学院派沉默不言，而孔庆东、司马南等“民粹左派”正力图把薄熙来塑造成悲剧英雄的形象，是“反革命政变”和“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文革余孽”这个词正刻意地从人们嘴里用讽刺和戏谑的方式说出来，以便“去政治化”，消解它的真正含义。而对于反感重庆模式的自由派来说，胜利的喜悦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注意力，针 对失败者的党内“双规”被法律学者批评，在媒体的幸灾乐祸中反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强化了它的存在。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以类似“政变”的文革方式结束的的话，那么重庆这场“唱红打黑”运动，也正在被一种空降最高威权、以“文革治文革”人人表态过关、竭力清除痕迹、却避免正面辩论的威权方式强行压制，这种威权在程度上当然大为减弱，但其“路径锁定”的本质和方法却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在62年中国这种“人治”路径下，中国政治强人的神话会始终阴魂不散。
没有“法治国家”的建树、改革和治理，中国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薄熙来、王立军、林彪、江青和类似的乱局，其实这也是全球一党独裁的“死结”，更是这个国家整体体制环境的必然结果。一如人类地球上这个“大自然”，倘若没有动物、生物、高山与江河、空气与水分、地震与海啸等等生物食物链环境的当然制衡一样，这个地球上也会乱象丛生、自然紊乱、谁都无法抗拒。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