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祸害
1914年7月，不得人心的叛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于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孙文表示：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再兴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非我不行”的孙文俨然成了革命、正确、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如此目空一切、独裁专断、侮辱人格（打指模表示效忠），导致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与其分道扬镳：”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复孙中山书》，《黄兴集》）。
孙文甚至在党章中规定：”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孙党先后发动40多次武装叛乱，并暗杀了郑汝成、黄远生等民国官员和记者。为争取日援实现政治理想，孙文不惜认贼作父、与狼共舞、出卖国家利益，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932年1月11日，《大公报》开始连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文章，披露1914年5月11日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孙文认为袁世凯实际上极为反日，承诺中国政治、经济均靠日本帮助，”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1914年日本夺取德国势力范围内的山东青岛，孙文在日军庇护下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任用大批日本浪人和日本军官，获得日军大量武器弹药的援助，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等地。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人联名发表通电，矛头直指为扳倒袁世凯不惜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的孙文，表明绝不倚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的态度。
1917年8月25日，孙文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国会议员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实为”非法国会”，所成立的军政府自然也就是”非合法政府”；9月15日，孙文在广州会见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明确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孙文告诉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922年2月5日，为获得军援，孙文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袁伟时《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
通过查找、翻阅大量的原始史料，学者林贤治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其实）大多是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人。1919年6月，中国警方接获报告，“目下共产党在沪，秘密结社，积极进行。张继、戴天仇（季陶）等均为该党首领，即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
1919年6月8日，孙文的秘书戴季陶于上海创办《星期评论》，除了邀请李大钊、陈独秀撰稿，自己也亲自操刀，发表《〈马克思传〉(威廉*李卜克内西著)译按》、考茨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文章。戴季陶不仅将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地点，还以《星期评论》的名义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
简而言之，为颠覆民国政府，孙党无所不用其极，实为民国最大祸害。
在蔡锷举起护国战旗、袁世凯复辟失败之后，北洋主政的民国政府与孙文依赖的南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民国政府对待民运、学运相当温和，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教育自由均获前所未有之保障，民主空气十分浓厚。
以1923年曹锟贿选为例，贿选固然是丑闻，但是，孙文、蒋介石的军政府，哪里用得着贿选？号称继承孙文遗志的中共就更是等而下之，人大、民主党派彻底沦为花瓶。再以段祺瑞为例：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人称”六不沾总理”。因一个值班营长未经请示即下令开枪导致意外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对死难者”特颁明令，优加慰恤”，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相比二二八惨案（国民党半个世纪后才开始向死难同胞道歉、抚恤）和六四大屠杀，国共两党比北洋军人凶残、无赖何止百倍！
真实的陈炯明
辛亥革命元勋、孙文立足南方最坚实的支柱陈炯明，杀害报人陈听香遭省议会弹劾为其一生最大污点。但在主政广东期间，陈炯明大力扫荡黄、赌、毒，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搞得风生水起，海内外佳评如潮。不曾想，经过国共两党近百年的妖魔化，陈炯明叛变革命、谋害孙文竟成盖棺之论，史学界声誉卓著的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亦未能免俗：孙文因”以前的支持者陈炯明于广州意外叛变而受挫，总统官邸遭到严重炮击，孙侥幸得以逃至一艘支持他的军舰上”。
陈炯明主张地方自治、积蓄实力、循序渐进地统一中国；而孙文一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暴力颠覆民国政府统一全国，双方明枪暗箭，上演了几多闹剧、惨剧。
若说孙大炮只知说大话倒也未必。为争权夺利，1918年1月4日，孙文登上同安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两舰长初犹豫不敢应，先生（孙文）乃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发数十炮，于拂晓始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8）；2月26日，因反对炮轰督军署，海军总长程璧光在珠江岸边海珠码头，被孙文的亲信朱执信派去的刺客暗杀（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试图以广东为基地进行”北伐”。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爱将、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长邓铿遇刺，英国领事占武臣在4月22日发给北京使馆的电文中透露：”邓铿为国民党所谋杀，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6月12日，驻广州美国副领事向华盛顿报告，邓铿为孙党所杀，且曾有谋杀陈炯明的计画，并说孙常以行刺作为铲除政敌的方法；8月5日，美国武官Major Philoon少校在报告中指出，邓铿于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前夕被谋杀，”这一切都是由于孙党黑手所造成的”（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2）。
1922年4月24日，广州美国领事在报告说：”据闻在会议中，孙竟然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谋杀刺死。”（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4月28日，美国武官Major
Philean少校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报告说：”孙中山，一个’梦想者’及’自我主义者’。眼睛注视著北京—-他的目的地，相信全中国会匍匐在它的脚下，宣布它是中国的救主，劳工的救星，全国唯有他唯命是从。””陈炯明，担任省长，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为了进行广州现代化，每天各方均向陈要预算，发展蚕丝、拓宽马路、建立无线电报。此外遗得为少数诚实勇敢的县长们，筹募军饷及军火，剿除土匪，否则会像广西一样，不堪收拾。对教会学校及其它外国人办的学校，也得予以协助，已备为中国下一代新教育的需要而准备。毫无疑问的，孙陈之分裂与日俱增。”（康白石《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9）。
一个脚踏实地，一个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一个崇尚联省自治，一个执迷武力”北伐”，岂有不分裂之理？对于孙文喜用暗杀等非常手段解决政治分歧，1923年香港《华字日报》在一篇社论里指斥：”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念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
1921年9月16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向国务卿报告：”广东目前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可是这效率主要是依靠陈炯明省长个人的尽力维持”，孙文”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1922年5月20日，舒尔曼向国务卿许士报告：”孙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此后直到孙文去世的两年中，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汇报孙文言行的报告，多有孙文”部分精神失常”、”精神崩溃”一类的评语。（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孙文炮轰督军署、暗杀程璧光和邓铿等革命将领，并欲加害陈炯明等一系列举措，令广东军民忍无可忍。
1922年5月18日，驻桂粤军总指挥兼粤桂边防督办叶举率60营粤军进驻广州，准备驱逐孙派势力。6月1日，孙文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粤军（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三联书店，1978.5）；6月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因孙文曾一再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蔡元培、胡适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6月12日，孙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恐吓广州军民：”用开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之毒气弹，不难於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申报》1922年6月19日）；16日凌晨3时，叶举不顾陈炯明的再三劝止，挥军向广州总统府及孙军各据点发起攻击，但仍然留有余地：前方指挥官、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事先向孙文通报了消息，孙得以安然离开总统府，登上楚豫舰。
这就是所谓陈炯明”叛变革命”的真相，粤军不过是赶走孙文，要他”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而已。倘若处于绝对优势的粤军果真”叛变革命”，孙文焉有生还之理？
6月17日，孙文率永丰、楚豫等七舰在天字码头、士敏土厂前各处开炮轰击，又向白云山、观音山、广九车站等人烟稠密处射击；午后又重行开炮，”炮声前后将及百响，子弹横飞，四散堕下，伤人毁物，不知凡几”，平民死伤百人以上；18日，美国副领事侯士顿登舰谒孙文，抗议美国在长堤的房产受到炮轰的毁伤。1975年7月，中共野战军重炮轰击云南沙甸的回民村落亦不过如此。
孙文在广州城外大招民军，土匪流氓，趁机活动，乡民受害尤重；另一方面，令兵舰四处截米截煤，香港《士蔑西报》6月29日报道：”宝璧一舰所截夺由香港运入广州的米粮，则共值十二万元。”革命成了革民主、民生、民众的命！
胡适6月25日发表《这一周》猛烈批评孙文：”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7月21日《士蔑西报》发表记者的调查报告，认为孙文招募的民军”对大局毫无影响，只害了无辜的中国平民”。8月9日，政治和军事双重失败的孙文黯然乘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经香港避入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寓所。消息传出，广州市民人心大快，半闭门的商店立刻全行开业；10日晚，全城燃放爆竹，还有人烧香庆祝和平的降临（《士蔑西报》1922年8月11日）。
顾念大局的陈炯明一心想把广东经营成模范省，对孙文炮轰督军署、暗杀自己的部将一忍再忍，可谓仁至义尽。而孙文则视不支持他北伐的战友为仇敌。与其说陈炯明叛变革命，不如说孙文为达成”革命理想”而不择手段，导致双方势若冰炭。
孙文引狼入室
1917年11月7日，俄共发动军事政变（十月革命）篡取政权，苏俄成为红旗插遍全球的大本营。1920年苏俄红军在华沙战役中惨败，列宁向西方输出革命的计划宣告破产。为确保边疆安全，莫斯科把目光急切地转向了东方。
另一方面，联日、联德、联法、联美、联英，孙文为求得外援四处撒网，乱开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空头支票，但列强均不把他放在眼里，美国人甚至认为他精神有毛病。被逐出广州之后，孙文愈加痛感缺少效忠于他个人的强大武装，导致北伐”壮志难酬”。1922年6月23日，病急乱投医的孙文，指示自己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陈友仁转告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全权代表达林：”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急欲在中国寻找代理人的苏俄，先后联系过吴佩孚、陈炯明等实力派人物，均因他们不愿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告吹。1922年8月中苏建交谈判因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和中东铁路等问题陷入僵局，1921年即有意”以俄为师”的孙文在此时送上门来，令苏俄特使越飞喜出望外。1923年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苏俄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孙文手里轻易取得：其一，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之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其二，关于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允许苏俄有代价的让渡（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923年10月18日，孙文委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对国民党进行从政治理念到组织架构的全面改组，成为学界所谓的”列宁式政党”，一党专政的苏俄模式呼之欲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联俄容共的政策。1925年《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便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党在国上、一党专政成为法律和扼杀中国政治自由的枷锁！
国共这两个在苏俄这棵歪脖树上结出的歪瓜裂枣，竟然主宰、影响了20世纪和现在、未来的中国，不能不说是孙文的”功劳”和中国的劫数！
苏俄祸害华夏的文化渊源
除了真金白银、大炮机枪的诱惑，苏俄能够祸害华夏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从头到尾都在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因女奴被国王阿伽门农夺走，怒火满胸的阿喀琉斯拒绝出战，特洛伊人乘机猛攻希腊联军，”给阿开亚人带来了无限的苦难”。阿喀琉斯的愤怒表明，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公元前12世纪的古希腊即已深入人心，阿伽门农贵为国王和希腊联军主帅，悍然侵夺阿喀琉斯的私有财产，成为招灾惹祸的根源。《圣经》第十诫命强调的也是财产权：”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荷马史诗和基督教构成了欧美文明的骨骼和血脉。由加税引发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本质上都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具有”阿喀琉斯的愤怒”之深厚传统的欧罗巴徘徊，不过是左派政党、工会、福利制度的兴起和利用税收控制贫富差距，不可能爆发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共产革命。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罗斯，满足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绝对真理和救世主义的追求，在同样缺乏保护私人财产的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中国，1899年3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汉文刊物首次出现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今世景象》，《万国公报》第121期），文章与孙文一样用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比附共产主义社会。
1924年8月10日，孙文于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发表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国，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毛泽东的理想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这就不难理解，自命为弥赛亚民族的俄罗斯和崇尚大同世界、”不患寡而患不均”、”杀尽不平方太平”的中国，与消灭私有制、开创黄金世界的共产革命能够一拍即合，获得普遍响应。
孙文、蒋介石的得意算盘
民国舆论界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惶恐，随着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开始发生变化。1918年7月15日，崇尚英美政治的《太平洋》发表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称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社会主义”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
蒋介石读马克思的著作”久而久之，竟不忍释卷，越读越有兴趣”，”要救中国，关键是要把资本家杀光”。1920年3月，蒋介石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建议孙中山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之期待，认为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党内一些同志对蒋亲共的倾向十分担心（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1923年8月16日，”十分相信俄共”的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俄，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入迷的他在10月18日日记里写道：”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乐而不能悬卷。”
肖伯纳云：”一个30岁以下的人不信社会主义是良知有毛病，30岁以上的人如果还信是智商有毛病。”
经过历时3月的考察，对苏俄极权有了切身体会之后，蒋介石改变了看法：”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蒋介石给孙文寄了一份斥责”俄共毫无诚信”的《游俄报告书》，孙文批评蒋对国共合作及”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蒋对坚持”联俄、容共”的孙文及”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非常失望，一度辞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
1924年1月21日，孙文为获得俄援竟信口雌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在党员、青年和普通民众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苏俄的军事顾问和大批资金、军火援助接踵而至。蒋介石大肆鼓吹：”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甚至表示他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孙文果真变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蒋介石真的”愿为共产主义而死”？
孙、蒋骗得了别人，但却骗不了职业革命家鲍罗廷，在他看来，孙文、蒋介石”不过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张国焘关于鲍罗廷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孙、蒋的得意算盘是，”打左灯”获取苏俄的政党组织技术和军援，平定广东、北伐夺权、再造民国施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则希望借壳生蛋、乘机壮大。双方同床异梦，决裂只在早晚。
托马斯.潘恩说：”一个人堕落到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一心想要救中国的孙、蒋，为达成政治理想，确实”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孙文军政府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导致广州市民群情激愤。1924年10月14日，孙文下达”平定商团”的手令，黄埔学生军、铁甲车队在苏俄军舰沃罗夫斯基号水兵的协助下（毕晓普《前苏联军舰曾运送枪支援助孙中山》，《世界新闻报》，2005.10.21），火烧西关、血洗商团。
对促成国民党急剧左转的”商团事件”，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承认：”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对广东整个国民党的这种反对态度，不能不在老百姓的某种活动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终于出现了。商人采取了主动（指罢市），他们首先同这个所谓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我们当时决定支持这些军阀，把他们吸引到同商团、同所谓猛虎队的斗争中来，消除商人夺权的任何可能性。”（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苏俄”支持这些军阀（国共）”的结果是，北伐成功，民国政府被暴力颠覆，宪政之路遭遇严重挫折，坠入强权代表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渊。
（未完待续）
1914年7月，不得人心的叛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于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孙文表示：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再兴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非我不行”的孙文俨然成了革命、正确、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如此目空一切、独裁专断、侮辱人格（打指模表示效忠），导致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与其分道扬镳：”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复孙中山书》，《黄兴集》）。
孙文甚至在党章中规定：”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孙党先后发动40多次武装叛乱，并暗杀了郑汝成、黄远生等民国官员和记者。为争取日援实现政治理想，孙文不惜认贼作父、与狼共舞、出卖国家利益，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932年1月11日，《大公报》开始连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文章，披露1914年5月11日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孙文认为袁世凯实际上极为反日，承诺中国政治、经济均靠日本帮助，”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1914年日本夺取德国势力范围内的山东青岛，孙文在日军庇护下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任用大批日本浪人和日本军官，获得日军大量武器弹药的援助，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等地。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人联名发表通电，矛头直指为扳倒袁世凯不惜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的孙文，表明绝不倚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的态度。
1917年8月25日，孙文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国会议员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实为”非法国会”，所成立的军政府自然也就是”非合法政府”；9月15日，孙文在广州会见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明确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孙文告诉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922年2月5日，为获得军援，孙文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袁伟时《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
通过查找、翻阅大量的原始史料，学者林贤治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其实）大多是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人。1919年6月，中国警方接获报告，“目下共产党在沪，秘密结社，积极进行。张继、戴天仇（季陶）等均为该党首领，即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
1919年6月8日，孙文的秘书戴季陶于上海创办《星期评论》，除了邀请李大钊、陈独秀撰稿，自己也亲自操刀，发表《〈马克思传〉(威廉*李卜克内西著)译按》、考茨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文章。戴季陶不仅将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地点，还以《星期评论》的名义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
简而言之，为颠覆民国政府，孙党无所不用其极，实为民国最大祸害。
在蔡锷举起护国战旗、袁世凯复辟失败之后，北洋主政的民国政府与孙文依赖的南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民国政府对待民运、学运相当温和，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教育自由均获前所未有之保障，民主空气十分浓厚。
以1923年曹锟贿选为例，贿选固然是丑闻，但是，孙文、蒋介石的军政府，哪里用得着贿选？号称继承孙文遗志的中共就更是等而下之，人大、民主党派彻底沦为花瓶。再以段祺瑞为例：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人称”六不沾总理”。因一个值班营长未经请示即下令开枪导致意外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对死难者”特颁明令，优加慰恤”，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相比二二八惨案（国民党半个世纪后才开始向死难同胞道歉、抚恤）和六四大屠杀，国共两党比北洋军人凶残、无赖何止百倍！
真实的陈炯明
辛亥革命元勋、孙文立足南方最坚实的支柱陈炯明，杀害报人陈听香遭省议会弹劾为其一生最大污点。但在主政广东期间，陈炯明大力扫荡黄、赌、毒，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搞得风生水起，海内外佳评如潮。不曾想，经过国共两党近百年的妖魔化，陈炯明叛变革命、谋害孙文竟成盖棺之论，史学界声誉卓著的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亦未能免俗：孙文因”以前的支持者陈炯明于广州意外叛变而受挫，总统官邸遭到严重炮击，孙侥幸得以逃至一艘支持他的军舰上”。
陈炯明主张地方自治、积蓄实力、循序渐进地统一中国；而孙文一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暴力颠覆民国政府统一全国，双方明枪暗箭，上演了几多闹剧、惨剧。
若说孙大炮只知说大话倒也未必。为争权夺利，1918年1月4日，孙文登上同安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两舰长初犹豫不敢应，先生（孙文）乃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发数十炮，于拂晓始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8）；2月26日，因反对炮轰督军署，海军总长程璧光在珠江岸边海珠码头，被孙文的亲信朱执信派去的刺客暗杀（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试图以广东为基地进行”北伐”。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爱将、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长邓铿遇刺，英国领事占武臣在4月22日发给北京使馆的电文中透露：”邓铿为国民党所谋杀，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6月12日，驻广州美国副领事向华盛顿报告，邓铿为孙党所杀，且曾有谋杀陈炯明的计画，并说孙常以行刺作为铲除政敌的方法；8月5日，美国武官Major Philoon少校在报告中指出，邓铿于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前夕被谋杀，”这一切都是由于孙党黑手所造成的”（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2）。
1922年4月24日，广州美国领事在报告说：”据闻在会议中，孙竟然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谋杀刺死。”（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4月28日，美国武官Major
Philean少校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报告说：”孙中山，一个’梦想者’及’自我主义者’。眼睛注视著北京—-他的目的地，相信全中国会匍匐在它的脚下，宣布它是中国的救主，劳工的救星，全国唯有他唯命是从。””陈炯明，担任省长，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为了进行广州现代化，每天各方均向陈要预算，发展蚕丝、拓宽马路、建立无线电报。此外遗得为少数诚实勇敢的县长们，筹募军饷及军火，剿除土匪，否则会像广西一样，不堪收拾。对教会学校及其它外国人办的学校，也得予以协助，已备为中国下一代新教育的需要而准备。毫无疑问的，孙陈之分裂与日俱增。”（康白石《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9）。
一个脚踏实地，一个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一个崇尚联省自治，一个执迷武力”北伐”，岂有不分裂之理？对于孙文喜用暗杀等非常手段解决政治分歧，1923年香港《华字日报》在一篇社论里指斥：”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念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
1921年9月16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向国务卿报告：”广东目前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可是这效率主要是依靠陈炯明省长个人的尽力维持”，孙文”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1922年5月20日，舒尔曼向国务卿许士报告：”孙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此后直到孙文去世的两年中，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汇报孙文言行的报告，多有孙文”部分精神失常”、”精神崩溃”一类的评语。（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孙文炮轰督军署、暗杀程璧光和邓铿等革命将领，并欲加害陈炯明等一系列举措，令广东军民忍无可忍。
1922年5月18日，驻桂粤军总指挥兼粤桂边防督办叶举率60营粤军进驻广州，准备驱逐孙派势力。6月1日，孙文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粤军（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三联书店，1978.5）；6月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因孙文曾一再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蔡元培、胡适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6月12日，孙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恐吓广州军民：”用开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之毒气弹，不难於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申报》1922年6月19日）；16日凌晨3时，叶举不顾陈炯明的再三劝止，挥军向广州总统府及孙军各据点发起攻击，但仍然留有余地：前方指挥官、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事先向孙文通报了消息，孙得以安然离开总统府，登上楚豫舰。
这就是所谓陈炯明”叛变革命”的真相，粤军不过是赶走孙文，要他”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而已。倘若处于绝对优势的粤军果真”叛变革命”，孙文焉有生还之理？
6月17日，孙文率永丰、楚豫等七舰在天字码头、士敏土厂前各处开炮轰击，又向白云山、观音山、广九车站等人烟稠密处射击；午后又重行开炮，”炮声前后将及百响，子弹横飞，四散堕下，伤人毁物，不知凡几”，平民死伤百人以上；18日，美国副领事侯士顿登舰谒孙文，抗议美国在长堤的房产受到炮轰的毁伤。1975年7月，中共野战军重炮轰击云南沙甸的回民村落亦不过如此。
孙文在广州城外大招民军，土匪流氓，趁机活动，乡民受害尤重；另一方面，令兵舰四处截米截煤，香港《士蔑西报》6月29日报道：”宝璧一舰所截夺由香港运入广州的米粮，则共值十二万元。”革命成了革民主、民生、民众的命！
胡适6月25日发表《这一周》猛烈批评孙文：”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7月21日《士蔑西报》发表记者的调查报告，认为孙文招募的民军”对大局毫无影响，只害了无辜的中国平民”。8月9日，政治和军事双重失败的孙文黯然乘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经香港避入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寓所。消息传出，广州市民人心大快，半闭门的商店立刻全行开业；10日晚，全城燃放爆竹，还有人烧香庆祝和平的降临（《士蔑西报》1922年8月11日）。
顾念大局的陈炯明一心想把广东经营成模范省，对孙文炮轰督军署、暗杀自己的部将一忍再忍，可谓仁至义尽。而孙文则视不支持他北伐的战友为仇敌。与其说陈炯明叛变革命，不如说孙文为达成”革命理想”而不择手段，导致双方势若冰炭。
孙文引狼入室
1917年11月7日，俄共发动军事政变（十月革命）篡取政权，苏俄成为红旗插遍全球的大本营。1920年苏俄红军在华沙战役中惨败，列宁向西方输出革命的计划宣告破产。为确保边疆安全，莫斯科把目光急切地转向了东方。
另一方面，联日、联德、联法、联美、联英，孙文为求得外援四处撒网，乱开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空头支票，但列强均不把他放在眼里，美国人甚至认为他精神有毛病。被逐出广州之后，孙文愈加痛感缺少效忠于他个人的强大武装，导致北伐”壮志难酬”。1922年6月23日，病急乱投医的孙文，指示自己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陈友仁转告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全权代表达林：”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急欲在中国寻找代理人的苏俄，先后联系过吴佩孚、陈炯明等实力派人物，均因他们不愿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告吹。1922年8月中苏建交谈判因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和中东铁路等问题陷入僵局，1921年即有意”以俄为师”的孙文在此时送上门来，令苏俄特使越飞喜出望外。1923年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苏俄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孙文手里轻易取得：其一，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之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其二，关于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允许苏俄有代价的让渡（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923年10月18日，孙文委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对国民党进行从政治理念到组织架构的全面改组，成为学界所谓的”列宁式政党”，一党专政的苏俄模式呼之欲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联俄容共的政策。1925年《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便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党在国上、一党专政成为法律和扼杀中国政治自由的枷锁！
国共这两个在苏俄这棵歪脖树上结出的歪瓜裂枣，竟然主宰、影响了20世纪和现在、未来的中国，不能不说是孙文的”功劳”和中国的劫数！
苏俄祸害华夏的文化渊源
除了真金白银、大炮机枪的诱惑，苏俄能够祸害华夏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从头到尾都在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因女奴被国王阿伽门农夺走，怒火满胸的阿喀琉斯拒绝出战，特洛伊人乘机猛攻希腊联军，”给阿开亚人带来了无限的苦难”。阿喀琉斯的愤怒表明，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公元前12世纪的古希腊即已深入人心，阿伽门农贵为国王和希腊联军主帅，悍然侵夺阿喀琉斯的私有财产，成为招灾惹祸的根源。《圣经》第十诫命强调的也是财产权：”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荷马史诗和基督教构成了欧美文明的骨骼和血脉。由加税引发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本质上都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具有”阿喀琉斯的愤怒”之深厚传统的欧罗巴徘徊，不过是左派政党、工会、福利制度的兴起和利用税收控制贫富差距，不可能爆发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共产革命。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罗斯，满足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绝对真理和救世主义的追求，在同样缺乏保护私人财产的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中国，1899年3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汉文刊物首次出现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今世景象》，《万国公报》第121期），文章与孙文一样用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比附共产主义社会。
1924年8月10日，孙文于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发表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国，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毛泽东的理想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这就不难理解，自命为弥赛亚民族的俄罗斯和崇尚大同世界、”不患寡而患不均”、”杀尽不平方太平”的中国，与消灭私有制、开创黄金世界的共产革命能够一拍即合，获得普遍响应。
孙文、蒋介石的得意算盘
民国舆论界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惶恐，随着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开始发生变化。1918年7月15日，崇尚英美政治的《太平洋》发表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称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社会主义”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
蒋介石读马克思的著作”久而久之，竟不忍释卷，越读越有兴趣”，”要救中国，关键是要把资本家杀光”。1920年3月，蒋介石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建议孙中山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之期待，认为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党内一些同志对蒋亲共的倾向十分担心（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1923年8月16日，”十分相信俄共”的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俄，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入迷的他在10月18日日记里写道：”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乐而不能悬卷。”
肖伯纳云：”一个30岁以下的人不信社会主义是良知有毛病，30岁以上的人如果还信是智商有毛病。”
经过历时3月的考察，对苏俄极权有了切身体会之后，蒋介石改变了看法：”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蒋介石给孙文寄了一份斥责”俄共毫无诚信”的《游俄报告书》，孙文批评蒋对国共合作及”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蒋对坚持”联俄、容共”的孙文及”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非常失望，一度辞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
1924年1月21日，孙文为获得俄援竟信口雌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在党员、青年和普通民众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苏俄的军事顾问和大批资金、军火援助接踵而至。蒋介石大肆鼓吹：”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甚至表示他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孙文果真变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蒋介石真的”愿为共产主义而死”？
孙、蒋骗得了别人，但却骗不了职业革命家鲍罗廷，在他看来，孙文、蒋介石”不过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张国焘关于鲍罗廷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孙、蒋的得意算盘是，”打左灯”获取苏俄的政党组织技术和军援，平定广东、北伐夺权、再造民国施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则希望借壳生蛋、乘机壮大。双方同床异梦，决裂只在早晚。
托马斯.潘恩说：”一个人堕落到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一心想要救中国的孙、蒋，为达成政治理想，确实”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孙文军政府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导致广州市民群情激愤。1924年10月14日，孙文下达”平定商团”的手令，黄埔学生军、铁甲车队在苏俄军舰沃罗夫斯基号水兵的协助下（毕晓普《前苏联军舰曾运送枪支援助孙中山》，《世界新闻报》，2005.10.21），火烧西关、血洗商团。
对促成国民党急剧左转的”商团事件”，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承认：”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对广东整个国民党的这种反对态度，不能不在老百姓的某种活动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终于出现了。商人采取了主动（指罢市），他们首先同这个所谓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我们当时决定支持这些军阀，把他们吸引到同商团、同所谓猛虎队的斗争中来，消除商人夺权的任何可能性。”（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苏俄”支持这些军阀（国共）”的结果是，北伐成功，民国政府被暴力颠覆，宪政之路遭遇严重挫折，坠入强权代表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