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旧约全书•诗篇》、《新约全书•马太福音》



●曦光

平等是什么?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里曾经告诉过我,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就要消除阶级,消灭私有产权,是解放全人类的最高目标。其实在我看来,不必等到所谓共产主义图景的莅临,自从人类学会群体生活、开始聚居和形成原始部落以来,平等就被个人或群体当作一项明确的目标,加以不断地追求。只因为,人除了肉体、感官以外,还有精神、心灵之类的理智和意识层面,可以让人感受到超越肉体和感官的东西。在精神层面,人因为超越了纯粹的欲望和肤浅的情绪,而能够使用各种灵魂的概念,从而拥有种种精神、心灵上的需求。平等,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需求之一,古往今来让无数生灵为之向往不已,甚至毕生渴求,由此引发的抗争绵绵不绝于史书,常常不惜兵戎相见,蹈锋饮血;即使没有硝烟,却也同样惊心动魄。
        
它是一个需要,一个信念,一个憧憬,一个千万代人类心头无法痊愈的一道创痕。它挈领一代代人类的心灵穿越时空、直上云天,而现实世界的藩篱也随之悄然远遁。及至时光来到十八世纪后期,一份振聋发聩的独立宣言回荡在北美大地的上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一百多年后的又一份历史性文献,《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阐述得更是简明扼要:“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两份载入史册的伟大文献,浸透了独立宣言起草人那句名言的精髓且世代传颂——“宁要自由下的危险,也不要奴役下的安静。”

可是在一个并非完美而是残缺破损的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类对于平等的倾诉、呼求,大多数时候像是落在茫茫旷野之中得不到回声。为争取平等所作的种种呼喊、抗争,常常无力抵抗既定秩序的洪流,在一堵堵坚如磐石的高墙面前败下阵来,拱手而降。这几乎是人类蔓草难除的宿命,纵有不甘却也无奈。各种形诸文字的制度、或是无形的规则,总是显得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精神的价值(真理、美、正义等)却相形见拙且被颠倒过来了,良善遭到鄙薄,罪孽变得高贵,特权成为理所当然,平等只是海市蜃楼,公义和公平却弃若敝屣。于是,从古到今凄清的荒凉之地便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漂流者,他们的尊严无处安放,精神背负枷锁,心灵遭遇鞭伤,承受着被奴役、压服、苦待、歧视的命运,而沦为奴隶、贱民、卑庶、弱者、底层人、黑五类、牛鬼蛇神、不可接触者。他们指望光亮,却尽看到黑暗;他们指望光明,却总行在幽暗之谷。
        
在裂为深渊的大地之上,毕竟有一方耀灿的精神星空,在人类荒芜的苦难深渊种下一脉希望,让人在罪恶和黑暗面前不至于陷入绝望,而能在历史和现实的漫漫暗夜之中看到曦光。又如一阵阵高亢的战歌传过旷野,传遍荒凉之地和幽暗之谷,传入我多少个支离破碎的梦境,在我夜半难眠的时分,不时鸣响。我知道,那是沥血披肝的艰辛,知难而进的决绝,血泪盈襟的悲悯和关爱。那是一道道晨光,它照彻的不是朱门,而是底层。

●圣雄

一个曾孕育了整个南亚文明、绵延千秋的文明古国却史料匮乏、史帙难觅,以至于当后世回望历史时,只能借助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一个以其精致辉煌让考古界叹为观止、在远古时代曾出现的高度城市文明,竟转瞬间销声匿迹、渺无影踪,成为永不可解的千古疑谜;一片佛陀与幻梦交织的土地,一个以反对杀生、持倡隐忍的文化著称于世的国度,竟兵燹不断、烽鼓不息、和平之音杳无。这是我对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一个邻邦的杂感。

神秘的国度,东方文化的玄奥,我更想提到这个民族的痼疾:种姓制度;依然让人费解甚至压抑,它以神的名义构建,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典籍有关,原意是纯洁,却将国中万民划为四大阶序,以婆罗门为核心,处于最低等的叫首陀罗,世袭,僵化,这一切不可变更,界限森严如天地;渐渐地“种姓”一词声名远扬,常被外族用来指代低贱的阶级,以与高阶级的主人们相区隔,语意间流露出的不平等则到了令人心酸的地步。
        
最愚暗的还不止于此。另有一个阶层被排除在四大种姓之外,低贱更甚于首陀罗,名曰贱民,也叫“不可接触者”,绝对严格禁止与其他种姓接触,违犯者按律将要被虐待,甚至杀戮。他们只允许做被认为是非常卑贱的行业,譬如与死亡、排泄物、血污有关的工作。他们被所有的人踩在脚下,一生屈辱地漂浮在尘土之中,惊恐的眼神常年黯淡。他们的后裔也皆为贱民,世世代代宿命地栖居在南亚次大陆上。这是一个大河文明带给世界的一件不幸礼物,一声咒语,一个留传了三千年的积弊。

摧毁贱民制度的第一声呐喊,是经由一个耄年囚犯的喉咙发出了。一个律师,一个素食主义者,一个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首倡者,因为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在这片土地上不息奔走,他裹着一条白色的长缠腰布,搭着一块土布披巾,那是他自己用纺纱工具织出来的,如今穿戴在他的身上。太阳炽烈,空气如蒸,他徒步走在烫热灼灼的路上,路面撒满了花瓣;他柱着手杖,携带着小手纺车,日行十公里,途中瞻望膜拜的人潮不时涌进,跟随。长途跋涉中他不断地演讲、募捐、纺纱、祈祷、撰文、写日记,凡他走过的地方,种下卑微的希望。

他想到自己年已六十二岁,他命定的道路还没有走完,他还要出发。一双历久弥坚的脚步,奔波中抚慰这片土地的暴戾,清癯的脸庞,微驼的背,瘦骨嶙峋的身躯,甚至鼻梁上的那副圆框眼镜,日光下饱受来自八方的风暴。他向着大海进军,心如波涛,为人礼敬,但最终因“叛乱罪”陷身囹圄,成为囚犯。这是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初叶,时代正陷入沉沦境地,狂躁,倾乱,动荡不安,处于暴风骤雨的前夜。他早就感到耻辱,耻于这片土地的现有秩序,他的信仰使他无法容忍这地上的污秽,于是他迎向警棍和枪弹,比迎向鲜花和掌声还要坦然,还要轻松。他注定要介入贱民制度,注定了为之餐风露宿,承受苦难。

一个暴雨如注的午后,一名记者来到监狱里采访他。他缓缓说道:“我虽不是‘贱民’出身,却一向自认为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前10名,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是要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怜大众。我想要提高他们,不在于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是我最反对的……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决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
        
这囚室里发出的声音,徐缓、低沉却又坚定有力,在旷阔的大地上回荡。这声音将要被时代接纳,作出回应,并且要载入历史,让后代人在诗篇里长久地传颂它。它传递出的讯息是:贱民制度不过是可怕的宗教偏见和陈规陋习,我认为如果继续维持这一制度,实乃罪恶,除非贱民制度消亡,国家不可能获得自由;我们决不能坐待做错事的人自知罪过来改正其错误,我们也不可为了怕自己或旁人受苦而继续参与错误的事,我们一定要直接或间接地不再协助恶势力,并与之周旋对抗。
        
抗争者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依靠的不是万千拥众、声名烜赫,或是才贯二酉、踔绝之能,而是他宁愿降尊临卑,情愿站立得最低,唯如此,我才能代言那些“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并且“叫卑贱的升高”;而是他意识到抗争的手段,在于苦难,我必须用最大的受苦,来对抗不公义的制度,因为——“不经苦难,不能得到自由”。
        
一场名为“哈里真”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哈里真,意思是“神之子民”,这是他对贱民的称呼,一个隽洁、让人如坐春风的梵语,它胜过一首优美的诗。他专以此为名创办了一份报纸,名曰《哈里真报》(周报),作为废除贱民制运动的舆论阵地,让他炽热的理想源源不断地化为铅字,散播到这国中的阴暗角落,和困厄人群的心头。
        
这时他听从了神的召唤,也是他内心的信念:坚持真理,这召唤伴随了他整整的一生,此刻导引他步入宿命。这年迈的长者,为民请命的罪囚,热爱真理、贱民和非暴力思想的行动者,已然被无穷无尽的悲哀和疼痛填满胸腔,在阴黯的囚室里作出决定:无-限-期—绝-食。
        
这消息有如平地风雷,在天空轰鸣,让这城这国为之忧心忡忡。这位被尊称为圣雄的老人,长期的奔波和数度的坐牢已使他的健康大不如从前,如何能经得起这番自苦?但是他心意贞定,舍命不渝,绝食后不久他的体力出现衰竭,心律紊乱,肾功能减弱,血压急剧上升,体重下降,一度只能靠特制的镇静剂维持生命。他虚弱的躯体已经感到晕眩,将要倒下,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
        
“为国家的团结,社会的正义,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们忧伤的心,带着我们的敬爱与你崇高的自苦同在。”那位被称为诗圣的老友泰戈尔来信致意,满怀敬意地写下了上述诗句。“一位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后来的《伦敦新闻纪事报》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幕。让我再增补一下后续的结果:这年9月,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将留给“贱民”阶级的席位增加一倍,全国宗教领袖达成了一项协议,取消宗教派别中所谓的“贱民”阶级。任何过去被视为“贱民”阶级的人,今后均享有和普通教徒一般的平等权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及准许其入庙朝拜等。十七年之后,世界上最长的一部成文宪法发布,其中明文规定——“不分种姓,人人平等”,并宣布废除种姓制度和贱民制度。
        
去年初春的一个午后,我来到旧金山的轮渡大楼停车场旁。那天我走了很远的路,只为前来瞻见久慕于心的一尊塑像。晴空霁日之下,这梦中万般熟悉的轮廓伫立在城市的一隅,他的左手微微上摆,右手拄着手杖,身上裹着我所熟悉的缠腰布和土布披巾,双眼俯视着脚下的一抟泥土,依然在以悲悯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苦难的世界。
    
我久久地站立在旁,心中翻腾着任谁也无法平息的激流。我知道,此刻内心的激越和感动,足够我回味一生。

●罗本岛
        
罗本岛,一个荒寂的岛屿,栖遁于南非的西南部、非洲大陆的南端,在浩淼无垠的海面上显得孤单而又失落。这座深嵌在海中的岛,曾经以海豹、企鹅和贝壳名闻遐迩,却有难更仆数的受难生灵在此被掳,被囚,甚至殒命天外。它曾是南大西洋物殷俗阜的一方僻地,海鸟飞鸣,羚羊腾跃,灌木丛蔓生,树影花光远连接,近数百年来却沦为西非奴隶、英国流放犯人、麻风病人、精神病患者、黑人政治犯的放逐地和囚牢。

而罗本岛身上最大的污点,是它俨然已成为南非一段黑暗历史的象征——种族隔离时期。这个不祥的名词,像是烙印般烫戳在它那饱经沧桑的额颅上,任海风习习,浪涛汩汩,怎么也吹拂不去。
    
种族隔离,一个声名狼藉的字眼,像乌压压的黑云般,累月经年地笼罩在这个有着“彩虹之国”美誉的国度上空。四百年前,伴随着荷、英殖民者的剑戟枭鸣,一项强制分隔人种、族群的制度在南非大地上萌发,生根,结出黑魆魆的毒树之果。及至二十世纪中叶,一个鼓吹白人优越主义的政党——南非国民党执掌公权,将这个秽恶的制度施行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它将全体国民分为四种: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与黑人,由此白人成为优等种族,后三种人尤其是黑人则被纳入劣等种族,受到恣肆的制度性迫害,公民权横遭褫剥。一个盛产钻石的民族的光芒于是暗淡,日渐远离文明,民众黝黯忧惧的面容在飘飖的海风中枯萎。
    
这时驱散乌云、救拔一个陷入罪恶泥淖的民族的使命,将由后来被视为罗本岛上“最危险的政治犯人”来承担。
    
这是一只自苍茫山峦起飞的鹭鹰,目光炯炯,头颅高昂,在风敛阴霾的日子里自天空汲取力量,正卑飞敛翼,要为一个风雨如磐的民族嘶啸。这位二十世纪南非精神的不朽象征,他的抗争性格起源于他多姿的孩童时期,这是一个幼年丧父、自小流连于小溪和玉米地的部落酋长家族的孩子,因为少时谛听了先辈各个部落的战斗诗篇,彻悟到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黑人悲惨命运的缘由,以至于当他因长子身份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时,竟直言不讳地宣称:“决不愿以酋长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是要“以一个战士的名义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这年他正当而立之年,斗志昂扬,怀忧激愤,渴望在一个歧视与仇恨横行的国土之上,重塑一个屈辱和恐惧退遁、自由和尊严高扬的国度,一片黑人和白人和睦同居的土地。可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发出的言和意顺的“废除最主要的种族歧视法律”的殷殷吁恳,并没有被一个无道当局接纳,相反,却招致断然的拒绝,和所谓“发动颠覆活动”的恐吓、指控。一场为时半年的全国性抗争行动、由他领率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这场运动声势如此浩大,以至于举国都听到了千万人胸腔中发出的那声呐喊——“反对不公正的法律!”、“让非洲回来!”,并且看到,整个南非已经群情鼎沸,从街头到广场,从城镇到乡村,各地的黑人民众和志愿者们以各种方式,从事着蔑视种族隔离法令的行动。人们从容不迫地进入,那些只许欧洲人通过专用入口走进的车站、邮局和其他公共设施,那些未经允许不能进入的地区,那些专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并且,决不接受保释和罚金的要求,而是面带着笑容走进监狱。而他,作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最终被巡警戴上手铐,锒铛入狱。之后被判九个月监禁,缓刑两年。
    
自由使者的超卓之处在于不仅仅只是挑战权威,更在于建树新貌。面对蔑视运动取得的成果,志愿者队伍的剧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恐慌,国际舆论的关注,他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现在是时候为未来的民主南非草拟一部纲领性文件了。在这漆漆寥光、苦风凄雨的暗夜里,已到了发布黎明通知的时候了。
    
现在让我们穿透传记作家的煌煌之著,摇滚乐队的绕粱之音,回忆一个风轻峭寒、熙阳气爽的冬日下午。这天下午,南非几大反种族隔离政策的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组织,民主人士大会,总共三千多名代表和观察家齐聚克里普敦镇广场,如今它的名字叫自由广场,以英语等数种语言,发布了日后将成为南非国内各方面进行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日后南非新宪法的思想源头——《自由宪章》。如今宪章的主要条款,被刻在围绕广场的石板柱上,历世而长存。
    
这是南非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写的事件,乃因没有任何一份文件像《自由宪章》那样,将南非人渴求自由平等的心声阐明得如此浩气凛然、激浊扬清,以至于直抵人心、催人泪下——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就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我们的国家决不能繁荣或自由,除非我们全体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只有一个基于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才能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的天赋权利。因此,我们全体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与兄弟,通过这个自由宪章。”
    
在这样一个晦暗的历史时刻,一个种族隐藏于心的对自由的向往似霜般白,如火般烈:“我们将毕生为争取这些自由而并肩奋斗,直至我们赢得我们的自由。”
    
当激荡人心的剧情落幕,《自由宪章》的推动者要单独面对军警的镣铐。多年以后,平生的信念像是刻在大理石上的雕纹般,虽历经千锤百炼也难以磨灭,数度的入狱已使他的脸庞变成可怕的憔瘦,眼睛里却闪烁着唯有孩子才有的纯真火花。如今站在被告席上的他,神情坦然,言词从容、坚定,这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著名的法庭宣言:
    
“我已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这一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法律能给我以惩罚,但绝不会使我放弃为之献身的事业。我已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但坐牢也永远不会改变我的人生之路。”我的徒刑是有期限的,但我对自由的追求是无止尽的,一旦刑满释放,“我将继续进行斗争。我将继续憎恶种族隔离制度、并尽我的所能争取铲除这一不公平的社会顽疾,直到永远废除它。”
   
言毕,为了此生披肝沥血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他在监牢中服刑长达二十七年,其中囚禁在罗本岛的时间,凡十八年。
    
前年夏天,南非世界杯闭幕式的最后一幕。全场灯光熄灭,瞬间现场大屏幕上发出了一束追光,投射向赛场上一辆绘有南非国旗的小车。这时,上万名屏息注目的观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坐在小车上,头戴黑色皮草帽,身着深色呢子大衣,一条黑色的围巾裹在大衣里头,在赛场内绕场一周向着现场观众挥手致意。
    
在报纸上看到这一幕,我忽然想到罗本岛上那一簇簇、如波浪般起伏的灌木丛,就像他此刻的容颜,充满了忧患和沧桑。

●修女
        
修女的故事,和她那如水晶般明净纯诚的心灵,曾深深震灼了我的心。我曾数次写过有关她的文字,每次都感到胸腔中涌动着某种述说的激情,宛如一股隐身林间的山泉,期望着汇入河流。
        
现在让我们再次看一眼南亚次大陆,它的东部恒河三角洲地带,那个曾经的英属印度首都,以骚乱和贫民窟著称于世的城市。连年的战祸,惨烈的饥荒,不断涌入的难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脏乱污秽的贫困棚户区,难以控制的霍乱和麻风病,严重的能源短缺、地震、旋风和雷暴雨的威胁。苦难的加尔各答啊,你的躯体在岁月中抽搐和颤栗。
        
当新一轮印巴冲突爆发,难民潮如海水般涌入的时刻,她从西而来。修女,千里之外南部欧洲一个富商家庭的幺女,一个少时接受传教士训练、成年后接受医疗训练的天主教徒,日后被誉为“加尔各答的天使”,宿命地远赴东方,来到这座名副其实的噩梦之城。此时的她感到心酸和沉重,同时却又觉得欢喜和欣慰,因为承载着今生的使命,从这刻起将要付诸行动。她留下了一则流芳后世的故事,让我们感知人类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度。
        
她早就为这一切做好准备,只因少时在一家教会的儿童慈善会里,曾被基督那惊心悲魄的声音打动——“我饥饿,我受难,我无家可归”。一个女童幼小的身体立时填满了无边无垠的悲悯,在那一刻,她立志要用尽一生去服务贫难。如今面对饿殍枕藉、哀鸿遍野的东方之城,她对自己说,我要留下来。从此远行者的余生啊,将要扎根于异乡的土地。
        
在这个暴戾而又丧乱的城市里,正是修女,带来的那不顾一切的爱、盼望和信心,成为唯一能够对抗黑暗和罪恶的力量。她脱下蓝色的道袍,穿上印度平民妇女常穿的白色棉纱丽,走出宁静舒适的修道院,赤着双脚来到大街上,走入贫民窟。在这城中她四处寻找、收容她所要服侍的对象——穷人中的穷人,最低贱的贱民。正如她所宣称的,她要“和世界上贫困中的贫困人群在一起”,她要“服务穷苦中的至苦者”。只因她一直认为,“人活着,除了需要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今天,就是因为缺乏相爱、仁慈和体恤的心,所以人们的内心极度痛苦。”
        
那些饥寒交迫的人,那些濒临死亡的人,那些流脓恶臭的麻风病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流浪汉,那些流浪街头的儿童、垃圾堆里的弃婴,那些被整个世界隔绝、抛弃的人,那些过着悲惨生活、不幸的人,全都被指引着来到她的收容所,接受她不含施舍意味的服侍,和无微不至的照料。他们感受着她的怜悯,体验着她的慈爱,目睹着她的座右铭“怀着大爱,从小事做起”,看见她一刻也不停歇地分发食物,护理病人,看顾孩童,为麻风病人包扎、清洗伤口,给濒死者以临终关怀,握着他们的手,陪他们说话,为他们祈祷,合上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带着人的尊严离开世间。
        
修女的故事注定了要在大地上流传,要让这城这国和整个世界为之动容。加尔各答城内这副忙碌的身影,成为黑暗丛林中的一丝光亮。收容所里的每一声祈祷,在千万人的胸腔里得到了共鸣。她在暗夜中点燃的烛光,被千万支的烛光接着点燃,逐渐燃烧成如繁星般辉光荧荧的一大片烛光。
        
她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不断有更多的修女来此自愿担任她的助手,世界各地的义工(志工、志愿者)也源源不断地前来,成为她的帮手。她曾说自己是“穷人的手臂”,如今她感到自己的手臂正在延伸,她的收容所开始急速成长,她的服侍机构正日益扩大,新的服侍机构也不断增加,贫病和垂死者收容院,流浪孤儿的露天学校,麻风病人收容中心,再后来她的服务对象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者,以及亚美尼亚大地震的灾民。在辞世前夕,她所创立的仁爱之家已从初期的十二所增至数千所,如今这个专为“穷苦中的至苦者”服务的机构已遍布全球。
        
离世之时,修女所创建的仁爱传教会拥有四亿多美元的巨额资产。而仁慈天使的全部个人财产,只有一双凉鞋、三件旧衣服和一张耶稣受难的画像。
        
前年八月,是修女的百年诞辰。印度政府特别发行了一枚面值为5卢比的纪念硬币,这刚好是修女初到印度时携带的财产总数。时任印度元首发表谈话:“身着蓝色卷边的白纱丽的嬷嬷偕同仁爱之家的修女们成为了一个符号,这符号代表着许多人的希望——包括年迈者,穷苦者,失业者,病人,临终的人,和那些被世界所抛弃的人。”
    
这段文字让无数人追怀缅想,让人再度想念那个圣洁的名字,和一张布满皱纹却闪烁着光华的脸庞。

●医生
        
一个现代医生,一个乐观的哲学学者,一个信奉归正神学的牧师、神学院讲师,一个钟情于巴赫音乐的管风琴演奏家,栉风沐雨,奔赴千里之外的非洲,在穷山恶水的蛮荒丛林地带,志洁行芳,痌瘝在抱,矢志不渝地行医达半个多世纪。
        
这是一位世所罕有的医生。他的卓异之处在于,他具备医学、哲学、神学和音乐四种不同领域的才华,并且在后三种领域均取得了不凡成就,而立之年就已经声名鹊起,数本著作在业界备受瞩目。更在于,这位天资颖异的德国通才,在其事业前程处于盛名之际,却做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决定:放弃声势正隆的学术事业和演奏生涯,决志到非洲原始丛林从事医疗服务。于是,他重头进入完全陌生的医学院学习,八年后,终获医学博士学位和医师执照。因为他笃信,寻求生命的意义,仅有科学和技术的知识是不够的,还更应当成为道德伦理的身体力行者。因此尚在年少时,他就立下这样的志业:“三十岁以前要把生命献给传教、教书与音乐,要是能达到研究学问和艺术的愿望,那么三十岁以后就直接进入一个人道主义服务的领域,把个人奉献给全人类。”
    
非洲丛林,这是他的将往之地,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一个多月的水陆旅途,他昼夜兼程,一路上往事不断在脑海浮现,他忆起年幼时曾看过的一个非洲人的人头雕像,那雕像脸上忧郁而若有所思的神情,仿佛在向他诉说着黑暗大陆的创痛。他又忆起了传教者协会刊物上的那篇文章,一篇关于法属赤道非洲生存状况严酷恶劣、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援助的报道,那篇报道勾起了他自小就萌生的服务与救助困境人群的心愿。这些记忆的片段让他思潮起伏,不能自已,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一只独木舟载着他抵达到了目的地——兰巴雷内,位于当时法属赤道非洲的中西部,后来的西非加蓬境内。
    
他卸下筹办诊所的七十大箱医疗器材、药物和行李,安慰身边的新婚妻子,日光炽烈,他的身躯在日头下显得有些疲倦,内心却心潮澎湃。这位远涉重洋的医生将进入宿命,他将永生与这片土地为友,在相守中兑现忠诚,也兑现对生命的承诺,并希冀以自己满腔的热忱,来抚慰眼前黑暗大陆的累累伤痕。
    
这是一片蛮烟瘴雾、疫疠肆虐的穷荒之地,一片被世界遗忘的土地。它在赤道附近,气候终年赫赫炎炎,永是毒烈的太阳当空,炙烤得大地滚烫发红,那些凶猛的黑色豹子、蠕动的毒蛇和低空飞翔的鸟类,在热带雨林中隐约出没,特大号的蚂蚁和蚊子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疫疾四处流播。目睹一个蒙昧、落后、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的地区,在天灾频仍、人祸不断的蹂躏下群黎受苦,病患侵袭,他的双眸隐隐作痛,泪光莹然,心中那个救死扶伤的心愿宛若河出伏流。
    
他在自己所住的木屋边建造了一个丛林诊所,开始在狭小、闷热的空间里展开工作。每天从各处赶来求诊的患者挤满了诊所,患心脏病、肺病、精神病、脱肠、橡皮病和脓伤的病人络绎不绝,而热带赤痢、麻疯病、昏睡病、日晒症及疥癣更是普遍而又可怕。这位仁心仁术的医生遂每日里忙碌不停,完全免费地为病人诊断、治疗、开药,动手术、施行抢救,清洗、包扎伤口、消毒。从一个病人到下一个病人,他终日只争旦夕、疲心竭虑地实践着自己的使命。在他看来,病痛是仅次于死亡的苦楚,而医生的职责就是服务有病痛的人,解除病患的这种苦楚。更重要的是,服务你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非洲的黑人啊,染疾的患者啊,你们是我的兄弟,而我是你们的兄长。
    
在丛林地带行医数十年,他在逐渐摸索出热带病诊疗技术的基础上,陆续建起了手术室、检验室,并将精神病房、传染病房与普通病房隔离开。他按照土著村落的格局组建综合医院,鼓励病人携家属前来做饭和护理。他不断地扩充设备、重建医院、增加病房,以便服务、医治更多的病人。在他离世时,这个综合医院已拥有70幢建筑物、350张床位和一个能容纳两百多名病人的麻风病院,每年为数字庞大的患者尤其是贫困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人道主义者以其殚精毕力的辛劳,将自己炼成了一个“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人”的人。他的奉献如此彻底,如此的非日非月、为天下明,他让我看到了人类文明在被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深深戕害、人类心智被急功近利的现代化撕裂的时代,还可以循着这个人的生命形态去活出另一种丰富的可能性。最令我动容的是,他从不按照欧洲社会或白人世界的生活标准,去看待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去接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有着极大差别的非洲土著、黑人,并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不知疲倦连续数日运送病人的举止而感动,也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地死去而哀痛。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大地上狂舞时,他愤然斥责道:“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
    
置身非洲丛林与水流沛发的原始世界,追念一次大战生灵涂炭的悲剧,接触饱受疾病折磨的病患,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理念:伦理的范围应扩展到一切的动物和植物,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这是他此生最重要的信念,也即该如何对待世间一切生命的态度:“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 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的观点,成为二战后的诸如反战和平运动、绿色环保运动、病人权利运动、动物保护运动等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让后人不断地回望一颗悲天悯人、博爱而纯粹的心灵。丛林中发出的这一关于生命伦理的希世之音,有如霰雪般澄净透明,历世数十载而日久弥新。
    
四年前的一个春日,非洲之子的孙女访问台湾,莅临台北医学大学的医学综合大楼。当天她在主题为“我的祖父”的演讲中,缓缓道出祖父一生的言行事功,以此勉励医学院的学生用心关怀社会。随后,她与北医管弦乐团在国家音乐厅合作,举办了一场“音乐、医学与社会关怀纪念音乐会”。
    
当柔美、清新、沛腾有力的贝多芬第四号交响曲奏响在音乐大厅的时候,那有力的琴弦、圆润的木管乐器、欢快的节奏、气势磅礴的旋律,如波涛汹涌的巨浪般撞击着观众的心灵,就像丛林医生宽博仁德的一生,撼人心魂。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楚寒,1975年出生于江苏省建湖县,在本地读完中小学,后离家求学、工作,获四级技工证书、律师资格证书及法学硕士学位。做过工人,当过律师,从事过教师等多份职业。求学与工作之路上备尝艰辛,但始终不离书卷,素来热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关注国族前途命运,关注底层社会和困境冤屈群体。高中时曾发表散文诗作品,后陆续在中、美、港台澳等海内外媒体上发表散文、人文随笔、文学评论、散文诗、杂文、时评政论、短篇小说、诗歌等各类型作品数百万字,并撰写多份报章杂志专栏,曾获台湾五四文学奖等奖项,著有杂文评论集《独立窗扉》等。文学类作品写作理念:深自认同吴冠中先生对艺术的两大分类:小道娱人耳目,大道撼人魂魄;并认同王国维先生引用尼采语: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基于此,惟愿追求文学创作领域之大道,及积忧愤之情着笔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