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围绕重庆薄熙来事件的爆发，现在人们又开始讨论“文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中国社会其实很需要针对“文革”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要讨论的，就是“文革”到底对中国造成了什么伤害。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冲击。根据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在“文革”中受害的达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从经济方面来看，根据李先念在1979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公布的统计数字，“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三十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换句话说，一场“文革”，把中国的经济资产基本上耗费殆尽。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冲击。这首先是在全社会培养了说谎的习惯。中共的政治是一种表达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人的表达变成很重要的政治行为。因此在文革中，每个人都要被迫表达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久而久之，说谎就成了一种习惯。今天中国社会，在政治表达上，仍然是说谎居主。从内心来讲，还有几个中国人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呢？可是今天还是有大量年轻人在入党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信仰共产主义。这不是谎言是什么？但是这种撒谎的行为居然是社会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样的社会教育的结果，就是”诚信“在中国的缺乏。
文革中出现的人性的堕落，不完全是人性本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民众是无辜的。问题在于制度。因为集权制度下暴力是压倒一切的，人性相对来说就会显得无力。虽然按理讲人性的光辉应当压倒暴力的邪恶，但是这往往需要时间来印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过于残暴的邪恶的确会压倒人性，中国的文革就是例子。
我认为，“文革”中毛泽东之所有能够翻云覆雨，还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对于“伟大领袖“，或者说贤明圣君，一向是有很高期待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就是把个人消化在对圣人的崇拜中。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种盲目崇拜的对象，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被神化，至于反抗就更是想都不会想了。
因此，防止第二个“文革”的发生，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要建立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公民文化，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