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本来2003维权运动的兴起，我们为之背书，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让民众和知识分子政治成熟，获得政治训练，为将来的政治变革做准备和预备。
读百年中国的抗争口号，从晚清的“伸民权，兴会党”到八十年代末的“民主与法治”，从有动词到仅剩下名字，是一个主体性消失的过程，“我们”消失的过程，没有了动词，就是等待恩赐。幸好有维权运动，再次有了动词，要人权要宪政。抗争主体性的出现，就是知识分子的消融于民众。消融于民众，上智下愚启蒙的告别。
维权运动的命名，应该是从《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开始。之前的叫法，什么“新民权运动”，没有体现维权混合体制内外因素，成为最大范围共享的招牌。维权作为总体标签，我参与发起维权运动的时候，就见到了流行和总体标签，让不同历史阶段专政受害者得到共同的基础，这也是促成现代性的进一步深化。
之所以维权运动成为没有被镇压的对象，那是因为以维权命名，深入了专制的腹地，就像进入妖怪肚子里面的孙悟空。其后维稳政策，总是对维权暧昧不明，不敢指为敌人。
维权打通了民主运动与社会的隔膜，将民主运动的中心，从海外移到国内，改造了民主运动，甚至牵动台湾香港对国内维权的帮助。更为幸运的是网络架起了桥梁，数以亿计的网民，包裹律师和记者，自动成为维权的有生力量，因此提到维权，总是说网络维权。
而且维权运动朔及既往，任畹町等诸人也将他们当时的努力，命名为维权，还有知青维权等等。我写过《维权话语的朔及力和统一战线》一文，把2003年作为起点，对过去和民众是很不公平的。民众抗争一直也有。只能说2003年开始，知识界开始有自觉的命名，推动维权运动。维权的深厚根基远在知识界视界之外。
维权运动是19世纪政治秩序走向20世纪的时候，缺失的东西。正是缺乏宪法之下的革命，来替代集权主义运动和革命，从而使容纳战争、革命和道德的总体法政秩序瓦解。19世纪末的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已经看到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战争，而六十年代立即进入自我消解自我解构的革命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更为正确的民权运动，可以说是迟到的补课。
维权是讨还历史债务
如新浪微博“灵山朔”说，所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国家，当共和法统被颠覆，又重新恢复共和之后，都是恢复第一共和的法统，如法、俄、德、波东欧各共产国。又如新浪微博“野公” 说世纪之交的所有巨变中，不管是当年的苏东波还是如今的北非中东，虽然国情政情民情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几乎从无两样：他们都是挥舞着他们祖先曾经挥舞的老国旗，唱着祖先曾经唱过的同一首老国歌，勇敢地走向街头，恢复了国家及权利自由。
回到历史真相，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最初都是为了恢复原有的自由或者传统权利。成功的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没有从这个原初目标偏离，而失败的血腥的，如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很大程度归罪于对这个原初目标的偏离。
1688年，革命这个词再度被提及，同样不是为了欢呼詹姆士二世的落荒而逃，而是颂扬威廉和玛丽的荣登王位。也正因为此，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英国人相信他们远久到无可考证的宪政传统和自由传统是如此值得珍惜，所以任何一次短暂中断之后的回归都值得额首称幸、大加赞美。
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我们通常理解的革命，不是向后回溯，而是向前瞻望，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去向未来。阿伦特说要理解革命的现代意义，“我们必须转向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在两者的最初阶段，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他们由衷地吁求希望重返那种事物各安其分、各得其宜的旧时代。”
近几年来，我看到，地主维权，军转干部维权，反右维权，知青维权，老干部维权，下岗工人维权，农民的剪刀差维权等等。所有欠下历史性的血泪债务，都在镇压的大石头之下，开始翻案，熔岩滚滚。真是历史债务维权总动员洪流。依法维权是一个金纽带。所有受害者联合起来，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
难道他们就不能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吗？当我们索取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时受到了推诿和河蟹，那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自卫。这个思考有很高的政治高度，49年之后欠了我们无数的债务，包括被扣留的基本人权，农业剪刀差等等，当索取被拒，确实可以诉诸于自卫的权利。
未来的革命，必然是保守的，因为是历史债务索赔。毛泽东也解释自己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者。这也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吻合。当然这孙中山的三段论本是歧路，在毛泽东手上越发歪曲到爪哇去了，实现悠久的军训政，而不断地把宪政拖延到看不见的末日世界，也就是永久地阻挡宪政。专政的手段，是人民的唯一现实处境，美好的宪政理想，永远无关。建政六十年太短，还没有时间的魔术，消灭这一些历史债务。
就像欠债，国民党拖拖拉拉，还是还了，共党是绝对不会。但是关于毛泽东美国宪政理想的描述，不外乎是对所欠债务的清单，不构成对其的赞美。我对于当下很多人索要债务，如拿新华日报的社论说话，我不反对，虽然知道要了没用。要债，并不等于论证其有能力或愿意做这一些。要债这是一种党外性与重建公民社会的建构，完全否定了作为党内左右思想路线斗争出现。
当维权运动和未来革命以讨还历史债务的政治面向出现，那么，就没有那么紧迫和你死我活；就允许妥协和打折，那就是为梦寐以求的宪政化革命提供了可能。这就像民间邻居讨还旧债，总是很难全额和利息要回，经常打折和妥协解决。
维权就是一种保守的革命。维权之“权”字，就天然得表示自愿服从于律法。即使诉诸暴力，依旧在自力救济范围内。炸药一来，法律并不亡。法律包括战争，道德，文化，宗教在内，形成一个总体性。炸药一来，自然法就复兴，没有司法审查和选举，在自然法支配之下的革命就复兴。司法审查和选举，是革命的替代物。没有暴力，也就没有法律。
而且利益就是政治，以为维权没有政治诉求，那是愚蠢的。维权正是试图直接实现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以及中共所承诺的历史契约中的约定权利。
相较启蒙，就精神来看，也更加靠近自由民主法治。不用启蒙，受害就会绕过启蒙，自动维权。启蒙是收费站，是设关卡的强盗是土匪。受迫害就起来维权了。启蒙了，就装知识分子，就欺负百姓。就二十世纪而言，启蒙才是血腥暴力的原因。国共的革命，都是五四新文化启蒙的结果。启蒙唤起的是魔鬼，休谟说启蒙陷人于罪恶当中。启蒙本身有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径，败坏的方法，血腥的预备。
维权运动与共和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由于英格兰的国王和议会拥有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和权力，所以美国国父门必须寻找新的权力源泉，换言之，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创造出权力，这是美国革命的首要课题。
1989年革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创造性地利用无权利者的权力。阿伦特极度推崇的以早期形态出现在二战之前和1956年匈牙利委员会制度，再次以多种形式涌现出来，促成了许多最重要的革命成就。天鹅绒革命，融合了阿伦特描绘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种模式的特征，演化为一种她所陌生的全新类型。
阿伦特关于行动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有创新精神的人民行动中得到了体验，包括欧洲抵抗运动，东欧转型，1989年欧洲革命。《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本书中说，正如1958年版的《极权主义起源》增添了论匈牙利革命的后记一样，而团结工会的行动，同样于写成《论革命》的后记。阿伦特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政治理论，可以应用于20世纪60年代初早起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实践。
1968年波兰政府扼杀了华沙大学生的学生运动，把许多学生和重要领袖采克.库隆关进了监狱，此时一场遍及欧美的国际学生运动在要爆发。此时阿伦特正在瑞士，拜访了病重的雅斯佩尔斯，从报纸上读到布拉格之春的失败，他给丈夫发电报说，“报纸上——捷克太可怕了”。
采克.库隆的学生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中，解释了1968年8月学到的教训，也就是依靠波兰共产党党内的改革者将不会成功，以及以暴制暴的风险。这一点是是对法国革命模式的拒绝，也就是阿伦特所警惕的，以暴力摧毁现存的巴士底狱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新的巴士底狱。《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中还说，这一世纪的政治判断表达了阿伦特的思想，暴力实践同一切行动会改变世界，而最可能的是把它变为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暴力与非暴力之上的目的。非暴力是革命的自我限制形式，宪政化的形式之一
70年代之后，荷兰抵抗运动提倡党外的自治和自我组织，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由民众构成的日常共同体。《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说，阿伦特大概会把它称为一种委员会制度，并且把它比作美国革命之前的市政会议组织。八十年代初，米奇尼克和他的战友在华沙建立了民主研讨会，这个论坛讨论如何向民主过渡。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学者对民主研讨会给予资助，给他们寄去了私下聚会时讨论的第一部书《极权主义的起源》。团结工会的榜样，不仅在东欧传播开来，而且还促成1989年的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
团结工会也鼓舞了1989年的其他东欧国家：捷克人与匈牙利人以波兰式委员会制度为榜样组织起来，用非暴力的方式反抗自己的共产党政府。成千上万的东德人离开令他们窒息的国家，闯过开放的边界进入捷克与匈牙利。1989年11月东德人能够通过抗议者和西德同情者在柏林墙上打开的缺口进入了西德。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被笼统称为“1989中欧革命”的事件发生之后，欧洲将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出现在世界上。两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遵循法国革命模式的动荡之地，但是借助于1989年革命打开的欧洲新格局，形成的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条约欧洲联盟，欧洲经历了一场完全非暴力的“美国式革命”，一场美国式的革命导致了民族国家的联盟。
美国的人权运动是共和主义的复兴，也是美国奠基立宪精神的原教旨主义，正如阿伦特指出公民不服从与司法审查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这个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也出现了回归立宪者原意进行宪法解释的运动。
阿伦特在共和主义息息相关的传统中，为美国60年代学生运动找到一席之地，并且为之做了肯定的评价，也就是美国60年代学生运动，并不是野孩子，有着其家谱，那就是共和主义。同样，阿伦特将美国人权运动中的公民不服从，放到共和主义相关的政治参与中来理解。阿伦特吧现代公民的不服从运动，解释为托克维尔所谓的自发性结社这种美国固有传统的最新形式。阿伦特指出，现代学生运动揭示了新的政治参与的可能和新政治的可能，这是共和政治观的复活。
我在过去近十年之内，多次指出维权运动与民国回归之共和再造之间的紧密联系。维权运动产生于改革时期，具有改革产生的对改革掘墓的内涵，也就是革命者继承了被革命者的精神遗产，本来改革就具有回归民国的原初目标，也就是通过改革终结无止境的训政，达到宪政。
从词源学上来说“再生”源于希腊词“palin”（再，重来）和“geness”（创造，产生）。“再生再造的政治神话”意指向后看，重建重生过去的怀旧之情，同时意指着未来差不多等于过去。如对罗马精神的崇拜，尽管看起来指向过去的一种反动，但世界上为未来确定方向。倾向于指向辉煌但已经逝去的过去，然而这一过去即将在更为辉煌的未来重获新生，这也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构成特征。
民国回归之共和再造比罗马式的双重时间感，更是添加了另外一层现实的见证因素，更加强有力。那就是在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民国之内，有着台湾实现宪政成功民主政治运行，作为灯塔。台湾的现在，就是大陆的未来。
改革与维权运动，都如罗马守护神努斯，具有面向过去和未来两张面具。对过去的回望就是抵达未来宪政中华，同样渴望奔赴未来，同时指向对民国黄金时代的回忆与回归。维权运动是民国初年再造共和的革命翻版，一种保守主义的，在法律之下的革命。在此，依赖于过去，类似“天不生民国，万古如长夜”的感恩戴德，与超越不可忍受的当下，奔赴美好天堂般的未来，天国降临人间的急迫渴望，二者在维权运动中交织共振在一起。维权运动是一种“共和再造”，这是我模仿阿伦特，所定义的民国共和政治观的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