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腐败、金融腐败。不断透支明天的钱去追求现在的发展与政绩，孕育着财政信用危机和中共亡党失政的危机.
三月三日到十四日，本届全国人大、政协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从会议透出的信息，高层对今后的改革难有统一认识、目标和方向。邓小平曾认为“摸着石头过河”，但无神论者的邓小平，不可能预知改革早已到了深水区，再“摸石头”就可能被淹死。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认为：“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对国家是个灾难”。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危机已经出现，二、三十年前在国外留学的都是研究生，后来本科生开始留学，现在很多到国外读中学了，说明老百姓用脚投票”。有人大代表坦陈，去年有一百万高中生弃考，而到海外留学的人数增加二十五万.八十二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国企等领域的改革近年有倒退趋势……
从人大会后，温家宝答记者问中看出，中共的改革已进退两难，越改越失人心。本文仅从税制和土地徵用方面，论述当局是如何一步步走近“亡党失政”的危险区.
税收达九万亿，税负越改越重
二○一一年中国大陆财政收入首次破人民币十万亿元，其中税收近九万亿，比上年增一万亿，同比增百分之二十二点六。二○○九年，《福布斯》发布“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一百五十九，全球排名第二”。一九九四年，名义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百分之十点三，二○○九年就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四，若按全部政府“帐内”收入计算，宏观税负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当年税收六万亿，但加上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收入合计十点七万亿，而政府非纳入预算外收入是无从查考的天文数。有人大代表认为，谁去调研就被认为刺探国家机密，谁公开就是泄露秘密……
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除体制性腐败外，极不公平的税制属主因。目前实行的以间接税为主而个税等直接税为副的税制，个税占总税收百分之六点七，再改对缩小贫富差距只是杯水车薪。间接税表面上由企业缴纳，但消费者才是真正的缴税者。针对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后的经济下滑趋势，邓小平南巡讲话，九四年中共就用党纪的“铁腕”手段来实行易於徵收的以企业等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导致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与市场经济国家以个税为主的税制极大不同，个税普遍占总财政的比例为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中国的企业税意味着董事长和清洁工一视同仁，导致贫富差距难以改变。更多的数据表明，个税缴纳的主体并非是真正的富人，而是工薪阶层占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是税负最沉重的群体.在税收征管制度还存在巨大漏洞时，往往是富人挟持政府，启动遗产税或各种针对富人的税，比登天还难，贫富差距在近十年内不可能缩小。
有人大代表认为：“作为城市工薪阶层，每人一生至少要缴一百万元的税。”。
岁入高於GDP二成国民负担重
中国的增值税为百分之十七和百分之十三两档，但欧洲平均为百分之十，日本为百分之四，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商品每流通一次，都被徵税，最后由消费者承担，增值税是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一座山。二○○三年来，中国的年GDP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左右，但财政收入始终高於GDP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四年起，中共一再提“结构性减税”，但至今财政收入非但没减，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这还不包括税之外，更为庞大的而根本无从查考的“费”，公民所承担的“费”并不亚於税。恰恰是每一个纳税人，养活着执政党，政府机构与每个公务员，而掏钱的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自己的钱用在哪里？总有一天，公民会在大街上理直气壮地呼喊“共产党你把我的钱用在哪里？”
一九五○年代，所有美国人缴给联邦政府的个税占GDP的百分之六，二○一○年为六点五；而一九五○年代，美国的企业税占GDP的百分之四，二○一○年降为百分之一点八，企业税在过去六十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可以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从公民和企业收的税较低，政府又不能乱花钱.中国政府为何首先宣布渡过二○○八年的世界金融海啸，秘密就在於税收超高增长，花钱无人可监督，以超军费的维稳费来强制“社会稳定”。
欧洲国家在过去六十年，宏观税负也基本维持在百分之四十左右，由於欧洲高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高，使政府无法摆脱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的状态.美欧各国政府在制度上设计了限制政府随意徵税、增税，反而将还富於民的哲学制度化，使宏观税负无法随GDP增长而上升。另一方面政府的民生支出居高不下，为争取选票宁可背负巨额的国债和赤字。有的欧洲国家国债余额平均相当於GDP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平，以至於面临政府破产的风险，但美欧市场经济国家是民选政府，“政府破产”不等於制度破产.政府破产是因税收低，剥削少又不能乱花钱，用高福利来挽救“政府危机”。而今日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高税收、民生支出少，政府虽没“破产”但却面临着制度破产的危机.美欧民众要的是改选政府而不是改变制度，而中国民众对改选政府领导人兴趣不大，但从心底里是要选择更佳的制度，改革现行制度……
今日美债、欧债危机的实质，或许终会促使世界市场经济的进步，今日中国的改革已走到拐点，高举邓旗的人再去“摸石头”是否会被淹死？让历史证明。
地权博弈系中共生死之命
对广东乌坎事件，汪洋认为，是十多年前《村委会选举办法》的落实而已，没有任何创新。作为中共十八大政治明星的汪洋只向公众表白一些“外交语言”。但作为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表示：“中国当前改革的突破口，应自土地始”并警告中（共）国“得之於土地，如果失败了，也将失之於土地”。
胡德平先生的警告和我十年前在上海法庭上的意见类同：“上海的改革将败在土地上”和二○○八年以来在香港《开放杂志》中有关“中共将亡於徵地、拆迁制度”等相关论述有何不同？今日之中国，一句话由中共高官后代讲出，视为合法，而出自另一公民之口，就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一块土地，可以种粮，也可以“种”房，两种“种法”间有巨大差额，引得无数利益相关方各出奇招，强征农地、地票买卖、“小产权”房、指标置换、合资联建等，暴露出改革三十年“经济成就”的秘密，除明目张胆违法乱纪外，中共各级领导人以“改革、发展”之名，明目张胆暴力徵地却可游走在模糊法律的边缘……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於国家所有的以外，属於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於集体所有。从目前的统计中，整个农村约有九成土地属村民小组，约有三、四百万土地所有权单位，但中国政府从未颁发过《集体土地证》。
集体土地在法律上没有房屋拆迁补偿一说，而将之归为“地上附着物”，除房屋外，农地上的其他设施都笼统归为“附着物”。农民为建设现代农业，土地平整，土地改良，水利设施上所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都没有明确列入补偿范围。一些现代农业实施、规模化养殖的前期投入巨大，有的投入不久就被徵用了。农地的投入是长期并具各种风险，目前的徵地补偿标准根本没有考虑去评估并补偿。中共的土地徵用政策，根本没有保障农民被徵地后的生活水平、质量有所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
考察世界各国的农业，特别是自二战以后，全球很少有政府主导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交政府或企业经营.美国、日本等成功实现农业现代化，都严格限制公司直接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只有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才允许公司从事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土地出让金暴涨超过三万亿元
二○○四年，土地出让金近六千亿元，二○○九年达一点五万亿，二○一○年增至一点七万亿，二○一一年已超三点二万亿.中共的“政治特色”是每届政府不管下届政府的事，因此卖地可一次性榨取未来若干年收入的方式，被各地政府所接受。一位人大代表、中部城市市长坦诚，自一○年四月全国房地产调控后，有的政府连发工资的钱也没有了……
中共的改革越来越依赖土地炒卖，用土地财政维持政府运营，当土地财政尚不足维持“经济发展”的巨额投入和缺口，各地政府就将土地为筹码向金融机构筹款，从炒卖土地发展到“炒卖金融”，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金融。近年来城市建设资金中土地金融的比重越来越高，已远超土地财政。东部地区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是土地金融。中西部地区百分之二十是土地收入，百分之七十是土地金融。改革三十年各级政府从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腐败，现又加上金融腐败。不断透支明天的钱去追求现在的发展与政绩，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孕育着政府的财政信用危机，也孕育着执政党“亡党失政”的危机.
二○○四年前，农民上访为了税费问题，而后就发生变化，百分之七十是为了土地问题.税费问题根在县级政府，县政府决定着当地税率及徵收方式；而土地县级政府批不了多少土地，批地权在省级和中央政府。税费问题中共已下达不允许使用警力，但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往往动用武警和特警，当地方政府以维稳的理由动用警力时，中共高层早已授权。
尽管徵地制度改革，已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土地管理法》也正在抓紧制定；但《宪法》不大修，下位的《土地法》再改也难有作为。徵地改革，已关系到现今五千万失地农民权益、地方和中央政府稳定收入、国家粮食安全、三亿农民工安居乐业、数千万访民诉求以及相关用地者的利益，牵址面太大，工程师治国难有良方……
利益集团的代表就在执政党内
当今世界，一个想继续改革的执政党，没有一个是垄断真理、垄断政治的党.历史证明，持续有活力的经济都是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是有跟它相匹配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和它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乃至真正运转有序的民主制度。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国民生活得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正义，使国家更民主富强，就值得人们去追求和实践.判断一种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姓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属“共”还是“非共”，属“邓”还是“反邓”……
中共三十年的改革，不断强化党的权威作用，乃至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几乎耗尽了大自然及人体本身的潜能，留下了环境和权利赤字，使人与人、人与环境、民与官之间陷入一种极度紧张的关系，如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层出不穷的矿难和安全事故，谈虎色变的食品、人口危机、腐败蔓延、两级分化、道德溃败等，并最终以群体抗争的方式不断涌现出来。本次人大《预算报告》显示，公共安全维稳费二○一二年是七千零一十七点六三亿元，比二○一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而国防预算是六千七百零二点七四亿元。
有人认为，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阻力来自於意识形态，而近年来的改革的阻力，是来自於特殊利益集团，但我认为，阻力仍然是原先的意识形态，至少框架还未打破，加之利益集团的代表就在执政党内。
当今中国，似乎都在谈改革，但结果甚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高层改革者的话？当中共改革者的诚信发生危机时，即使想改革也难以持续.中国强人时代已过，任何中央权威都不断地被消失。八十年代，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邓之后，尽管还有人三番五次地强调中央权威，但收效极差。用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的呼籲“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来釐清，为何当今中共的改革，越改越失人心？就不难找到清晰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