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自从“薄王事件”爆发，“重庆模式”宣告破产以后，中国从民间到高层要求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呼声再次出现高潮。无情的客观现实已经让人们看到，中国现行的—党独裁的专制体制，再想单用发展经济，增长一点GDP，同时放任腐败、两极分化，继续刚性维稳这—套“北京模式”来维持现状，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已经到了不想改变也得变，非变不可的时候了。“救党派”的空头支票，“新民主主义”的镜花水月，都不过是一些望梅止渴的骗术。当年孟德公在马背上扬鞭—指曰“前面有梅林”便使众军士口内生津，虽被传为美谈佳话。但玩第—次堪称天才，再玩二次、三次就只能是庸才、蠢才了，谁还会“口内生津”地信你的？所以即使是为了“稳定”，中国社会也必须求变、求新，拿出点真正称得上变革旧制度的政治改革的措施来，绝不能再玩“望梅止渴”的“空手道”把戏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要动真格的向民主政治转型。但要走向这一步，当前横在我们面前的有三个很大的阻力，不妨将其称之为“三道坎”。这三道坎既躲不过，也绕不开，必须从这三道“坎”上跨过去。否则，靠空口许愿，修修补补，外加天价“维稳”，到头来也只能扮演一个旧体制“维持会长”的角色。这必须跨过的“三道坎”就是：批毛、弃邓、实现均富。
毛泽东已死、文革已结束三十多年了。可前不久温家宝都还在担心文革会在中国再次重演。而薄熙来的唱红歌与北京号召的学雷锋，都证明毛泽东不但未被彻底拉下神坛，而且阴魂不散，还在蛊惑人心。但是毛泽东在中国毕竟已是人亡政息的“明日黄花”了。不管是薄熙来还是胡中央都只是拿他作装点门面的招牌，并没有人真想要去实践他的什么“主义”或“思想”。根据美国之音在中国随意抽样进行的—万多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否定毛泽东者的数量是肯定毛泽东者的将近3倍，而否定文革者是肯定文革者的11倍半。即基本肯定毛泽东的人和高度肯定他的人加起来占23%，而否定毛泽东的人占65%，那些认为毛泽东功过参半或者功罪参半的人占7%，其余3%的选择了“一时难论定，留待后人评”。对于文革，只有7%的人给予肯定，而有81%的人予以否定，还有7%的接受调查者认为文革是功过参半或者功罪参半。由此可见毛泽东无论在高层或在民间，并没有多少人真心实意赞同拥护它。只是由于执政当局，因害怕否定毛泽东而否定了自身执政的合法性，还将其“牌位”（头像）供在天安门城楼，将其僵尸如图腾般地供奉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堂里，而被政治迫害吓破了胆的中国人，故对毛虽不“怀德”仍然“畏威”。许多场合不愿对此公开表态。
另有一部份四十岁以下的民众，因从未见识过当年毛时代暴政的酷烈、血腥与恐怖。官方又对那段历史百般隐瞒。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失意政客，御用文人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之流的歪曲、煽动，更结合到他们本身遭受到的今日社会的贪腐横行，分配不公，官恶商奸等种种不公不义的伤害，于是便误以为毛年代是什么“公正、清廉”的时代。便糊里糊涂成了崇毛的粉丝。因此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转型，还必须大力揭发批判毛泽东暴政所制造的罄竹难书的罪恶。这是必须要大力推动的—项启蒙工作。这是第一道“坎”。
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民主转型，造成更大阻力的，不仅是毛泽东的“思想”，还有邓小平的“理论”。我这样讲，也许有人指责我为反对改革开放。说这话的人，根本就没看到（或不愿承认）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只是在经济领域里“改”掉了毛的计划经济、大锅饭等一套培养“社会主义懒汉”的“毛牌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权贵资本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四不像”（既不像毛牌社会主义，也不像现代资本主义；既不像计划经济，也不像市场经济）的“邓式权贵社会主义”。该“主义”有一个“中心”：就是“让—部份人先富起来”。两个“基本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江“核心”更将其通俗化式地发挥为“闷声发大财”。简言之，就是不择—切手段，包括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夺民之食，占民之地，折民之房，低工资，低人权，高污染，破坏生态环境与资源……总而言之，既卖掉祖宗基业，也预支子孙衣禄，就这样“摸着石头过河”来赢得GDP高增长的“经济奇迹”从而“让”权贵家族以及为他们“维稳”、服务的各级党政官员，军、警、国安、司法以及无良奸商，老总高管、御用文人和愿意卖身投靠的知识份子，“让”这些人“先富起来”。这就是经济领域内所谓的“改革”。
至于在政治领域，邓小平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毛泽东的那—套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是根本就没动，有时还进一步又退两步。邓氏在这方面最大的杰作就是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还指出这个“四坚持”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里所称的“社会主义”自然是邓式的，而不是毛牌的。这里所称的“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毛死后上台之初，为了挽救当时已濒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社会与中共政权，虽然也采用了—些与毛不同的作法。这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定的进步意义。但邓小平至始至终都是个坚持—党独裁的专制主义者。他否定文革，只是为了他自己能彻底翻案（邓曾向毛书面保证“永不翻案”），更是为了巩国自己的政权。而对“反右运动”则继续加以肯定为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实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科技、管理人员严重缺乏，几乎断档无人可用。所以才赏给“右派”—纸“改正”的“嗟来之食”，以便供其驱使。即使在否定文革时，邓也只是把各级大、小“走资派”解放出来为邓小平政权“坐江山，保江山”巩固一党统治便了事。至于毛泽东暴政时期所搞的其他的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诸如土改、镇反、肃反、大跃进、四清等等，邓—概不予触及，更不许国人评论。对毛几十年搞的那—套专政体制，“家法”、党规，邓则忠实继承，全盘保存了下来。所以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同宗、同源，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要坚持一党独裁，—党专政的。邓小平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特殊的经历，才不得不采取了一些看似“开明”实则只是权宜之计的作法。目的只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以及他个人的统治权威。
所以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仅要“批毛”，同时必须“弃邓”。所谓“弃邓”，就是在看到邓小平在历史上虽有某些进步作用的同时，决不能被邓小平理论束缚了手脚。特别不能被它的“四个坚持”所束缚。“四个坚持”说白了就是要坚持—党独裁、一党专政（邓称之为“坚持党的领导”）。这与民主宪政毫无共同之处，如不加以抛弃，则中国向民主转型只能是一句空话。“弃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要重新评价“六四”。“六四”是—场伟大的反贪腐、反特权的爱国主义运动。该运动不但是正义的，爱国的，且是理性的、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色彩。而邓小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下令开枪，酿成大规模流血惨案。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现已将当时死难者名单记录整理公诸于世。这是邓无法赖掉的罪证。也说明邓小平在坚持实行一党独裁专制上，不但与毛泽东无本质上的区别，更有“青出于兰”的霸道。而世界上也没有“功劳银行”，退一步讲，邓小平此前无论作过多少好事，有过多少功劳，也不可以“将功折罪”。必将成为历史罪人。但某些伪类民主人士，在高喊批毛的同时，又打出了“尊邓”的破旗，甚至称“邓小平虽然在六四中开了枪，仍然是历史伟人”，其“根据”竟然是六四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了，钱多了，—部份人先富起来了，于是杀人便有“理”了。由此可见“弃邓”还是要“尊邓”已成了真正追求民主与伪类民主人士的分水岭与试金石。
邓小平的“四坚持”理论是套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民主转型上的一道紧箍咒。“四个坚持”和“五个不搞”是异曲同工的—个歪理、一本歪经。不否定“四个坚持”的“原则”，就必然掉进“五个不搞”的桎梏。而重新评价六四，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恢复名誉，并以此作为契机，才能把邓小平从什么“历史伟人”、“总设计师”的“神坛”上拉下来。这和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与当年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恢复名誉，从而彻底批倒“凡是派”，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四.五与六.四两个在天安门发生的群众抗议运动，都是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的群众抗议活动。都是反专制、反特权的爱国运动。因此必须像为“四.五”运动恢复名誉一样的为“六.四”恢复名誉。这样的历史事件应该重演，更必须重演。这是中国民主转型必须要跨过的第二道“坎”。
摆在中国民主转型上的第三道“坎”是权贵利益集团及—小撮无耻无良的恶富。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不过占人口的5%左右，却拥有中国70%以上的资产。而且资产来路不正，完全靠权力巧取豪夺，或靠无耻坑蒙拐骗取得。因此他们对当前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极端满意和绝对支持的。他们深知，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的—党独裁专制和“邓式权贵社会主义”才使他们得以“闷声发大财”。而且更想无限期的继续“发”下去。如果说他们当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淘”到了财宝，现在则是“河”都不想过了，对“摸石头”产生了强烈的“阶级感情”，就想在那里—直“摸”下去。所以对于任何的变革均持强烈抵制与反对的态度。如果中国向民主转型，他们就会失去特权，失去发大财的“专利”，他们怎么会舍得失去这块唐僧肉呢？
所以中国要向民主宪政转型，必须要抑制这些豪强、恶富，走均贫富的道路。当今中国广大民众正遭受着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苦难。基尼系数是衡量国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定量指标。世界公认的标淮是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至0.3为相对平均；0.5至0.6为差距悬殊。当达到0.6则社会可能随时发生危局。据中共社科院公布的资料，1978年即所谓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8可说是相对平均。可到了2003年竟上升到0.46，而2006年则高达0.496。而众所周知社科院是中共官方机构，凡对中共官方属“正面”的信息肯定报喜夸大，而属“负面”的信息，则肯定会尽量缩小。所以时至今日，网上早传出已接近、乃至超过0.6随时可能爆发危机了。另有资料称，当今中国50个富豪的资产，就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300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就相当于全国9亿农民两年的总收入。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世界罕见，难道还可长此以往任其下去吗？
中国的某些御用文人和五毛经常爱拿“仇富”来说事，并故意将“均贫富”说成是“共贫”，这是恶意的曲解。在当今中国对于那些依靠家族世袭，裙带关系而暴富的权贵，对那些卖身投靠，坑蒙拐骗，贩假制劣，打虚假广告，推荐假精品欺骗消费者而暴富的一族，为何不该“仇”之？而正是这些人，靠权势，靠无耻暴富之后，不但不尽—点义务回报社会，更为富不仁，继续盘剥、欺压百姓。甚至勾结黑社会万般作恶，欺行霸市，聚赌窝娼，直至夺人之妻，淫人之女，无恶不作。这些人最爱的就是独裁腐败政府，最恨的就是民主政治。对于这样的恶富，不但该“仇”，更应打击，清算。该法办的法办，该没收财产的没收财产。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之所以—时获得当地民众高度支持，说明中国恶富欺民的见象确实十分严重。至于薄氏是否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有没有制造冤假错案那是另—回事，不在本文探讨范畴。
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转型，就必须对富得流油的特权阶层、权贵资本进行抑制。首先查查他们是怎么致富的？有无违法行为，如有则必须清算，其次要通过税收调节等手段，强制其多为社会尽责。同时限制他们继续以压低工资，办血汗工厂，投机倒把等行为盘剥民众。但现在中国的百万、千万、亿万级富翁几乎都不上税，反是广大工薪阶层、个体户，乃至摊贩扛了税收的“大头”。诸如此类的不公不义自应采取措施“劫富济贫”。这岂能叫搞“共贫”？只有不断完善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大面积的实现均富，而不是极少数人富得流油，多数人穷得流泪，才有利于社会的民主宪政转型。
2012年4月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