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著作：《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已逾七旬的杨继绳，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亲历者，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他撰写的3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与他35年新华社新闻从业经历如影相随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所有的伤痕与苦难，寂灭与坚持，都将被牢记，都将被刻进历史。在他的著作里，虽满纸沧桑，但从那里却能读懂未来。
在他看来，转型中国的最大障碍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是它的具体表现。也正是这些社会危机和矛盾，促使中国社会亟须再一次掀起改革的浪潮。
而为今之计，要继续改革，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在积极稳妥之上，建立一套制度体系，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同时让每一个个体都有公民意识，随时随地维护自身权利，发展民间力量，来助推改革继续向前。
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是不公正之源
因为权力受制衡的机制有限，市场很不完善，处处都有漏洞。另外权力也参与市场交易，这样，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结合，就是当今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也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华商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4年了，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什么状态？
杨继绳：中国前三十年的体制是统制经济的基础上高度集中的体制。高度统制是指：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业企业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劳动力统招统配。统制经济一方面挫伤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一方面由于宏观失误造成了浪费。其结果是贫困。改革开放基本放弃了统制经济，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结果，GDP持续三十年以9·8%的速度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各阶层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政治上也比原来有更大空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基本上维持了前三十年的政治体制，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搞市场经济，这就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
因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型改革。市场经济是在政府的退让下形成的。而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是改革以前的样子。因为权力受制衡的机制有限，市场很不完善，处处都有漏洞。另外权力也参与市场交易，这样，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结合，就是当今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也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这种状况。我认为这种描述回避了权力的责任，也误读了资本主义。所以我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主导经济发展、参与市场交易的体制。强权力，弱市场。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重要社会资源和社会的财富。无权无势的人们不容易运用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所以，权力市场经济也就是官僚市场经济。
华商报：您的《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一文，发表于1993年初，提出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但是时至今日，权力进入市场的状况已经相当明显。您当时为何提出这样的观点？如今，当时的担忧成了现实，您又怎样看待？
杨继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我既高兴又忧虑。忧虑的就是权力进入市场。1993年初，我在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上发表了这篇评论。我在评论中说，搞市场经济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公共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市场。权力一旦进入市场，权力就会失去公正，就会出现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很不幸，我的忧虑自1990年中期以后就逐渐变成了现实。
孟德斯鸠说过，任何人掌握了权力，都有滥用的趋势。这是一个规律。权力是怎样进入市场的？因为权力滥用。权力滥用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恰恰具备了权力滥用的条件。首先是权力缺少有效制衡。只要当了一把手，就可以说了算。另外，现在的经济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半个统制经济。有很多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如土地、贷款、项目、短缺物资和行业准入等都需要官员审批。而这种审批又没有细致完备的条款和规章制度。因此，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了众多“糖衣炮弹”密集进攻的对象。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惜他，一不小心，好官就会成为罪犯。如今，当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
改革的目标：制衡权力
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让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防止它收买公权，收买舆论，收买道德和良心。
华商报：今年“两会”之后，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成为众望所归，您认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杨继绳：刚才说过，权力市场经济出现的原因是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整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
权力是一种社会能量，它的职责是管理社会。社会不能没有权力，否则就会混乱。要防止权力滥用，就需要对它进行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经济竞争可以推动企业发展，使经济均衡。在权力机制内引进竞争就能促进政治均衡，实现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显然，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特点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等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让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防止它收买公权，收买舆论，收买道德和良心。
危机促使制度创新
如果，每一个公民随时随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公共权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所以，发展民间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
华商报：今年年初，社会各界纪念小平南巡20年，都对改革怀有极大的期待。但不少人认为改革动力不足，您认为改革的动力何在？改革的阻力何在？
杨继绳：什么是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动力不是哪一个群体，不是哪一个领导集团。改革的动力就是由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危机推动改革。社会出现了危机，现有的政策和制度不能够解决这些危机，就必须推出新的政策、新的制度。危机促使制度创新，这便是改革。
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资本和权力的。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这些表明，政治改革面临紧迫性。
我记得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曾经阔气的人想回到过去，现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没有阔气的人就想走向未来。回到过去和想维持现状，就是想维持没有改革的体制。当然，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人，有一些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者，他们对现在社会不公正强烈不满，他们不了解或淡忘了那个时代不公正的情况。这样的人可以说服。当前阻力最大的是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处于强势地位。
当前社会有很多思潮，其中对改革影响最大的有三种思潮：第一，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搞新民主主义；第二是坚持“中国模式”维持现状；第三就是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第一种思潮和第三种思潮进行博弈。
我寄希望于民间力量，寄希望于每一位公民的自觉。制约公权最基础的力量是老百姓的公民意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一个公民随时随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公共权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这就需要唤醒公民意识。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有了公民的意识，公权力的滥用也就没有基础了。所以，发展民间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
政改既要积极，也要稳健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失控，将会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华商报：在当前情况下怎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杨继绳：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健。不积极推进，社会矛盾就会积累，积累多了就失去了改革的时机。这就需要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特别是执政者更有责任。我说的稳健，就是指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失控，将会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专制是治疗无政府状态的最好办法。一旦群众忍受不了无政府状态，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循环。
改革以渐进方式为好。应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民主有很大的空间。第一，要完善选举制度：1·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第二，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党政分开”已过了31年，要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第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第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公开表达，党员有权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上述措施是符合党的基本原则的，有的是党章上规定的，有的是党的会议上曾经提的，实施这些措施是应当的，也不会有什么风险。
当然，党内民主必须借助党外的力量，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互动。
只有走出权力市场经济，才能防止文革重演
文革那种方式我想不会再出现。但是因官员腐败、官僚特权而引起的社会震动要防止。怎样防止？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即尽快地走出权力市场经济。
华商报：今年两会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防止文革重演的警告。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杨继绳：温家宝说要谨防文革重来的危险。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文革的一些基本要素，现在还存在着。文革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毛泽东说过，“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只知道“坏人在党内”、“腐败在党内”。现在社会的腐败程度比以前严重得多。毛泽东是通过阶级斗争手段来整治官僚，搞群众专政，造成了十年动乱，先是官不聊生，后是民不聊生。文革那种方式我想不会再出现。但是因官员腐败、官僚特权而引起的社会震动要防止。怎样防止？还是上面说的，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即尽快地走出权力市场经济。
华商报：在您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在何时完成？
杨继绳：我认为还需要三十年。1949年以后，第一个30年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加统制经济；第二个30年，通过改革，建立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再经过30年的努力，就能建成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这次转型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华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汉模式”到19世纪中叶却再也无力维持下去。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下，中华文明被迫作出“第二次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第二次转型始于鸦片战争，即1840年，按照唐德刚的预计，第二次转型需要两百年，即2040年左右可以到达。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曾有过“四个三十年”的说法，1919到1949是第一个三十年；1949到1979是第二个三十年，1979到2009是第三个三十年，2009以后再经过三十年，即2039年左右中国才有希望进入坦途。
以上两位智者对中国走入坦途时间的估计和我们面对的情况有着惊人的一致。下一个三十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