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民主导师方励之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
伴随着方先生的去世，因86学潮而被执政党公开处理的四位民主先辈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已全部驾鹤仙游——这实在是一个沉重得令人深感窒息的话题！我不知道中南海的政治达人面对方先生的去世会作何感想，但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而又在政治风雨中走向中年的我来说，是有许多心里话要说的……
一、批判方、刘、王的中学生
说起来令人惭愧——第一次知道方励之先生的名字是在1986年冬。当时我还是陕西山阳中学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学生。当合肥、上海、北京等地发生学潮后，政治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反自由化”的问题，并要求学习比较好的几个同学写一篇“批判‘自由化’”、批判方励之等人“错误观点”的文章，说要办“批判墙报”。我作为“优秀学生”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相信共产党、相信教科书和政治老师所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的，也相信“中央”对胡耀邦的处理决定。因此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写出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的文章，并通过查阅《人民日报》相关信息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观点，人云亦云的认为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居心不良、妄图搞乱中国，号召青年学生要分辨是非、认清方向，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
这篇“文章”交上去后，政治老师认为很好，稍作修改后便与其他同学的文章一起贴在外面的黑板报上，看到开饭时间有不少同学前去翻阅，心里还颇为得意，觉得自己在 “批自由化”问题上又在其他同学面前“优秀”了一次。
二、在方励之等人的精神影响下
1988年秋天，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的高潮期，我的眼界、视域空前扩大，我阅读了包括《文革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河殇》以及传统反思与东西方化比较方面的图书和文章，这种阅读使我的思想认识渐渐走出了“中小学时期”的“红色教育”陷阱。通过比较我发现，从物质技术的现代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国家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赶不上南朝鲜，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也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台、港、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为期十年的悲剧？资本主义“垂死”了吗？共产主义会实现吗？伴随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1989年春开学后不久，校团委和《大学春秋》编辑部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全校范围举行“五四精神与现代化”的征文活动，我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应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思想第一次表现出对官方逻辑的彻底否定和反叛。我认为“西化”与“现代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仅作为“五四精神”的“科学”是我们应该追赶的目标，而且作为“五四精神”的“民主”也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内容。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审视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通过在图书馆过刊阅览室的查找，我从1986年12月到87年春的过期报刊中寻找到了许多碎片化的方、刘、王言论，再将这些言论碎片集中整理，我得出的结论便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和反思，对“民主”、“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一类理念的倡导和宣扬是正确的。想到自己曾经对他们的批判，心里真是甚为自责和惭愧！好在自己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思中走了出来，我第一次在自己书写的论文中公开表示：中国也必须走民主、自由和多党政治的道路。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成功，尽管当时还是大一学生，但评委老师的评语是：“全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太多，可作毕业论文入选。”也就在我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通过收听VOA、BBC，我知道了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签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心里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就这样，方励之等人在我心中取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对方励之等人的看法变了，自然的我对胡耀邦的看法也变了——既然方、刘、王因为搞“自由化”而受到批判，胡耀邦又因为“纵容自由化”而下台，那么，已经归心于民主、自由阵线的我自然认为“纵容自由化”的胡耀邦才是正确的，相应的，逼迫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就是错误的，这便是我当时的逻辑。在此逻辑支配下，我不仅在自己心中为中国民主“四先驱”评了反，而且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还成为一个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心灵圣殿中的启蒙导师。虽然我没有王丹、刘刚等北大学生那样幸运，能够当面聆听方先生的教诲，但正是在他们的精神影响下，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了比较彻底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此心灵背景下，1989年4月15日，当胡耀邦逝世，而且听说是被李鹏等人“气死”的时候，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迅速的投身于“悼胡”运动中。悼胡运动结束后，又积极参与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与其他系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五四”大游行时，我亲自制作了游行队伍的第一面旗帜，上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5月19号深夜，李鹏宣布戒严后，我辞去自治会职务，另组学生团体到达北京声援并参加“外高联”，“六四”后我被戒严当局赶入秦城监狱……
学生时代结束后，我开始探索中国民主化的可能道路，并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投身到民主实践当中，也因此我被执政党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两次判刑入狱。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对民主中国的向往和追求。2007年底出狱后，2008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并成为《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之一。尽管近年来也受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打压，但结晶于1989年的民主中国理想仍象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样照耀着我人生的前程和方向，我愿意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
三、“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
什么是“八九一代”？
狭义的说，乃是指1989年春仍在高等学校学习并积极投身于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群体，其涵盖的范围大体包括85、86、87、88四届大学生和研究生。这四届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与过89学生民主运动（85级和86级的部分学生还参与过86年的学潮），都经历过街头化民主运动的洗礼，都曾有过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哭泣、歌唱、呐喊的青春记忆——毫无疑问，这四届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八九一代”。
广义地说，我认为，所有生于六十年代而在思想上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所有在八十年代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接收过方励之等人思想影响并认可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的中国青年都可以称为“八九一代”。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八九一代”最可宝贵的精神便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以及为民主、为自由而奋斗抗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八九一代”的思想养分上讲，执政党系统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检讨，学者群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方励之、王若望等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文化大讨论”名义开展的“民主启蒙”运动，都对“八九一代”的思想成长起到很大影响。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运动和多次发生的街头化民主运动使得“民主、自由”成为上帝插向“八九一代”心灵高地的最鲜艳、最光辉的旗帜！
六四之后，迫于形势，“八九一代”也有分野，部分流亡海外，在港、台、欧美为民主理想而呐喊，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部分坚守国内，继续为民主理想而努力，过着入狱、再入狱的生活，如刘贤斌、陈卫等人。但更多的“八九一代”则选择了沉默——甚至更多的“八九一代”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体制，在各行各业为生活、为家庭而勤勉地工作着。
如今，“八九一代”都已步入中年时期，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已过“知天命”之年，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也早已跨越“不惑之年”，都从当年的“青葱”岁月进入年富力强的时期，“八九一代”大部分人在生活、家庭、工作与个人事业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无论体制内外、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工商界，“八九一代”都相当有力的进入到把控中下层资源的社会中坚阶层。
从思想层面和阅历上讲，中国民主运动虽然以血腥悲剧而收场，但世界民主运动却波澜起伏，好戏连台。借助现代资讯，“八九一代”不仅见证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民主化，也目睹了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演进，不仅看到了台湾政权的民主化，也看到了北非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浪潮。“民主”正成为引领全人类阔步前进的理想旗帜！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八九一代”——曾经为民主、为自由而呐喊、抗争的“中国青年”，该重新肩负起青春时代的理想了，该重新肩负起属于我们的历史大使命了。这个使命不是别的，那就是继续为二十多年前曾经选择的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层面仍然是世界大家庭中的“落后分子”，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是少数几十个不民主的国家之一，而在所有的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则是唯一一个仍然奉行不民主制度的国家，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这样落后下去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重重矛盾和危机，由于缺少民主化改革和分权制衡，使得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渐渐扭曲蜕变为一场官僚权贵集团以合法、变相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因此导致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社会失公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增大，腐败更象不治之症一样侵蚀着整个官僚体系和整个国家的健康。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怀抱这些病变和危机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由于分税制的错误设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由于民主法治的缺位，使得本世纪初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大量的因征地、拆迁和人权个案而引发的群体性人民抗议事件，借助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陆续引起各地网友的围观和声援，这种“一方维权，八方支援”的公民维权运动正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现实祝福！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2010年代必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黄金时代”。“国际大气候”是这样，中国国内的“小气候”也渐趋成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邓小平跛腿鸭式改革已经山穷水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其造成的诸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角度讲已经完全陷入失败，“特色论”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社会中下层、知识界还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都在呼唤新的政治变革，就连最近发生的重庆事件也从另外一个方向表明了人民对于“变革”的强烈诉求。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求变心理”已经形成不可遏制的意识洪流。既就是邓小平死而复生，也难以继续使用机枪坦克来阻挡人民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民主的渴望、对于社会公平与国家正义的渴望！
“八九一代”还应该看到：执政党内依然存在着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进步力量和健康力量。虽然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袖已经去世，虽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曾经的中共党员也先后去世，但中共党内的“好人”并没有死完，甚至还有包括现任“总理”在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努力推动着这个国家向着改革与民主的方向前进。尽管收效甚微，但我们不能无视“党内好人”的存在。更何况，对于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来说，能够挤进“权贵集团”的也不过是党员总量的“一小撮”，绝大部分中共党员仍然是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甚至许多中共党员也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变革”与“民主”同样是他们的诉求！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时代背景下，依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八九一代”当奋然崛起，团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团结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时代的伟大旗帜，重新肩负起学生时代的光荣使命，重新唱响呼唤民主、呼唤自由的“国歌”和“国际歌”， 为伟大祖国的民主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策马扬鞭、勇敢奋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2012年4月20日
民主导师方励之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
伴随着方先生的去世，因86学潮而被执政党公开处理的四位民主先辈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已全部驾鹤仙游——这实在是一个沉重得令人深感窒息的话题！我不知道中南海的政治达人面对方先生的去世会作何感想，但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而又在政治风雨中走向中年的我来说，是有许多心里话要说的……
一、批判方、刘、王的中学生
说起来令人惭愧——第一次知道方励之先生的名字是在1986年冬。当时我还是陕西山阳中学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学生。当合肥、上海、北京等地发生学潮后，政治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反自由化”的问题，并要求学习比较好的几个同学写一篇“批判‘自由化’”、批判方励之等人“错误观点”的文章，说要办“批判墙报”。我作为“优秀学生”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相信共产党、相信教科书和政治老师所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的，也相信“中央”对胡耀邦的处理决定。因此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写出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的文章，并通过查阅《人民日报》相关信息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观点，人云亦云的认为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居心不良、妄图搞乱中国，号召青年学生要分辨是非、认清方向，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
这篇“文章”交上去后，政治老师认为很好，稍作修改后便与其他同学的文章一起贴在外面的黑板报上，看到开饭时间有不少同学前去翻阅，心里还颇为得意，觉得自己在 “批自由化”问题上又在其他同学面前“优秀”了一次。
二、在方励之等人的精神影响下
1988年秋天，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的高潮期，我的眼界、视域空前扩大，我阅读了包括《文革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河殇》以及传统反思与东西方化比较方面的图书和文章，这种阅读使我的思想认识渐渐走出了“中小学时期”的“红色教育”陷阱。通过比较我发现，从物质技术的现代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国家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赶不上南朝鲜，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也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台、港、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为期十年的悲剧？资本主义“垂死”了吗？共产主义会实现吗？伴随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1989年春开学后不久，校团委和《大学春秋》编辑部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全校范围举行“五四精神与现代化”的征文活动，我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应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思想第一次表现出对官方逻辑的彻底否定和反叛。我认为“西化”与“现代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仅作为“五四精神”的“科学”是我们应该追赶的目标，而且作为“五四精神”的“民主”也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内容。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审视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通过在图书馆过刊阅览室的查找，我从1986年12月到87年春的过期报刊中寻找到了许多碎片化的方、刘、王言论，再将这些言论碎片集中整理，我得出的结论便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和反思，对“民主”、“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一类理念的倡导和宣扬是正确的。想到自己曾经对他们的批判，心里真是甚为自责和惭愧！好在自己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思中走了出来，我第一次在自己书写的论文中公开表示：中国也必须走民主、自由和多党政治的道路。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成功，尽管当时还是大一学生，但评委老师的评语是：“全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太多，可作毕业论文入选。”也就在我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通过收听VOA、BBC，我知道了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签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心里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就这样，方励之等人在我心中取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对方励之等人的看法变了，自然的我对胡耀邦的看法也变了——既然方、刘、王因为搞“自由化”而受到批判，胡耀邦又因为“纵容自由化”而下台，那么，已经归心于民主、自由阵线的我自然认为“纵容自由化”的胡耀邦才是正确的，相应的，逼迫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就是错误的，这便是我当时的逻辑。在此逻辑支配下，我不仅在自己心中为中国民主“四先驱”评了反，而且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还成为一个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心灵圣殿中的启蒙导师。虽然我没有王丹、刘刚等北大学生那样幸运，能够当面聆听方先生的教诲，但正是在他们的精神影响下，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了比较彻底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此心灵背景下，1989年4月15日，当胡耀邦逝世，而且听说是被李鹏等人“气死”的时候，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迅速的投身于“悼胡”运动中。悼胡运动结束后，又积极参与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与其他系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五四”大游行时，我亲自制作了游行队伍的第一面旗帜，上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5月19号深夜，李鹏宣布戒严后，我辞去自治会职务，另组学生团体到达北京声援并参加“外高联”，“六四”后我被戒严当局赶入秦城监狱……
学生时代结束后，我开始探索中国民主化的可能道路，并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投身到民主实践当中，也因此我被执政党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两次判刑入狱。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对民主中国的向往和追求。2007年底出狱后，2008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并成为《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之一。尽管近年来也受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打压，但结晶于1989年的民主中国理想仍象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样照耀着我人生的前程和方向，我愿意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
三、“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
什么是“八九一代”？
狭义的说，乃是指1989年春仍在高等学校学习并积极投身于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群体，其涵盖的范围大体包括85、86、87、88四届大学生和研究生。这四届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与过89学生民主运动（85级和86级的部分学生还参与过86年的学潮），都经历过街头化民主运动的洗礼，都曾有过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哭泣、歌唱、呐喊的青春记忆——毫无疑问，这四届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八九一代”。
广义地说，我认为，所有生于六十年代而在思想上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所有在八十年代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接收过方励之等人思想影响并认可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的中国青年都可以称为“八九一代”。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八九一代”最可宝贵的精神便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以及为民主、为自由而奋斗抗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八九一代”的思想养分上讲，执政党系统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检讨，学者群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方励之、王若望等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文化大讨论”名义开展的“民主启蒙”运动，都对“八九一代”的思想成长起到很大影响。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运动和多次发生的街头化民主运动使得“民主、自由”成为上帝插向“八九一代”心灵高地的最鲜艳、最光辉的旗帜！
六四之后，迫于形势，“八九一代”也有分野，部分流亡海外，在港、台、欧美为民主理想而呐喊，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部分坚守国内，继续为民主理想而努力，过着入狱、再入狱的生活，如刘贤斌、陈卫等人。但更多的“八九一代”则选择了沉默——甚至更多的“八九一代”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体制，在各行各业为生活、为家庭而勤勉地工作着。
如今，“八九一代”都已步入中年时期，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已过“知天命”之年，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也早已跨越“不惑之年”，都从当年的“青葱”岁月进入年富力强的时期，“八九一代”大部分人在生活、家庭、工作与个人事业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无论体制内外、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工商界，“八九一代”都相当有力的进入到把控中下层资源的社会中坚阶层。
从思想层面和阅历上讲，中国民主运动虽然以血腥悲剧而收场，但世界民主运动却波澜起伏，好戏连台。借助现代资讯，“八九一代”不仅见证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民主化，也目睹了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演进，不仅看到了台湾政权的民主化，也看到了北非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浪潮。“民主”正成为引领全人类阔步前进的理想旗帜！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八九一代”——曾经为民主、为自由而呐喊、抗争的“中国青年”，该重新肩负起青春时代的理想了，该重新肩负起属于我们的历史大使命了。这个使命不是别的，那就是继续为二十多年前曾经选择的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层面仍然是世界大家庭中的“落后分子”，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是少数几十个不民主的国家之一，而在所有的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则是唯一一个仍然奉行不民主制度的国家，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这样落后下去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重重矛盾和危机，由于缺少民主化改革和分权制衡，使得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渐渐扭曲蜕变为一场官僚权贵集团以合法、变相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因此导致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社会失公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增大，腐败更象不治之症一样侵蚀着整个官僚体系和整个国家的健康。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怀抱这些病变和危机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由于分税制的错误设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由于民主法治的缺位，使得本世纪初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大量的因征地、拆迁和人权个案而引发的群体性人民抗议事件，借助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陆续引起各地网友的围观和声援，这种“一方维权，八方支援”的公民维权运动正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现实祝福！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2010年代必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黄金时代”。“国际大气候”是这样，中国国内的“小气候”也渐趋成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邓小平跛腿鸭式改革已经山穷水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其造成的诸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角度讲已经完全陷入失败，“特色论”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社会中下层、知识界还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都在呼唤新的政治变革，就连最近发生的重庆事件也从另外一个方向表明了人民对于“变革”的强烈诉求。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求变心理”已经形成不可遏制的意识洪流。既就是邓小平死而复生，也难以继续使用机枪坦克来阻挡人民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民主的渴望、对于社会公平与国家正义的渴望！
“八九一代”还应该看到：执政党内依然存在着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进步力量和健康力量。虽然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袖已经去世，虽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曾经的中共党员也先后去世，但中共党内的“好人”并没有死完，甚至还有包括现任“总理”在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努力推动着这个国家向着改革与民主的方向前进。尽管收效甚微，但我们不能无视“党内好人”的存在。更何况，对于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来说，能够挤进“权贵集团”的也不过是党员总量的“一小撮”，绝大部分中共党员仍然是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甚至许多中共党员也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变革”与“民主”同样是他们的诉求！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时代背景下，依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八九一代”当奋然崛起，团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团结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时代的伟大旗帜，重新肩负起学生时代的光荣使命，重新唱响呼唤民主、呼唤自由的“国歌”和“国际歌”， 为伟大祖国的民主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策马扬鞭、勇敢奋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2012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