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我很无奈自己的一生，选择了一项最不适合自己的“职业”——质疑、批判、挑战权力。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周围的环境实在恶劣，难以让人闭上那张多事的嘴。我也整天想着好事，天天努力的想，呕心沥血。可现实总是与想象差距很大，几十年后丝毫没有改观。于是，我想，在不多的时间里应当作出一个抉择，是继续的靠想象游戏人生，做个阿Q式人物而终老，还是现实的，勇敢的面对虎狼横行的悲惨世界？
最近，在《民主中国》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中国民主化初期的政治格局推演和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抉择（上）。这篇文章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作者很浪漫，且是以一种严肃的口吻所抒发的浪漫，实在有趣。“十年关键期”？您在说这话时可曾想到你所说的“内在逻辑”？
一、问题
在栗先生看来，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您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会出现怎样的政治格局，其二，中国政治反对派如何抉择。可是，我以为，在两个问题提出之前应当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您如何判断出，中国的民主化会在未来十年进入一个“加速期”？这个前提性的问题，应当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您却首先加以忽略了，或者您以为这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您会说：“我在第二项内容中给出了回答”，且慢，您应当清楚，在没有说清楚“十年加速期”的问题之前，什么“政治格局”，“抉择”的问题都不会如此紧迫的存在——至少对您来说是如此——这才叫逻辑。
二、现状
在您“众所周知”的引言下，您对现状做了如下描述：“……现当局突然转向，于2011年底和2012年初接连发出了不少石破天惊的呼唤改革文章…….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温家宝在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上，两次高调的宣称民主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在这一对现状的描述后，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情况表明，今日中国当局已经完全明白，目前的统治方式已经无法维持，要想“软着陆”，只有顺应民主潮流。”
我之所以说您浪漫就在于您只看到了一个“嘴上的事实”，就像毛泽东嘴上的“为人民服务”一样，就像邓小平嘴上的“西单民主墙是个新生事物，好得很。我是人民的儿子”一样，就像刽子手屡屡表示的“绝不秋后算账”一样，那不过都是些统治手段而已，就像家长教育孩子，父母的角色可能不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么常识性的东西您也要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惊呼“石破天惊”？人家要说一句“爱死你”，您还不当场晕过去？！您的确应当认真的研判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是指着“青天来拯救自己还是指着自己来拯救自己”？
我也给你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事实几乎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区别仅仅是一个表现在嘴上，一个表现为行为：1，“失踪法”顺利通过了。您对官员的外逃做了那么详尽的了解，真希望您能通过您的渠道了解一下温家宝对“失踪法”投的是支持票还是反对票？您是否认为，即便他投的是支持票也不能说明问题，他很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那么，他连这点事都做不到，您还指望他能“叛党”，“叛国”？“叛党”、“叛国”的事压力更大，您饶了他吧。2，互联网实名制了。以造谣为借口可以抓人了。这事在您看来也是“石破天惊”？3，维权律师倪玉兰被判了。几百平米的房产没了，想要回房产就被劳教，判刑，至于罪名信手拈来。这种公开抢劫的事当官的不知道？即便不知道也是犯罪——渎职罪。4，连拥护的权力都没有。很多人支持中央的“英明决定”，可连门都出不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他们都干得出来，您还夸奖他们能有什么基本的“理性”。5，一批网友在广州街头举牌支持政改、呼吁领导人公布财产，结果被警方刑拘了。别再亵渎理性了，那么多人批“理性”就够倒霉的了，您喜欢干落井下石的事，也不必用这样的方式揪着“理性”不放呀。
栗先生列举了大量中共高官亲属逃亡的事实，可本人不解的是，栗先生说这些想证明什么？是想证明他们“不得不改”吗？这是什么逻辑？一个杀人犯逃亡，仅仅是为了“改邪归正”？也许您想说明的是：他们为自己安排后路是认识到就将灭亡的命运，即便如此，这也未必是个积极的信号，兔子急了也咬人您不知道？只知道“善意的揣测”人家会心甘情愿的认罪伏法？这个未来法律上的问题您需要说清楚，首先对民众说清楚：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需不需要惩处？许多人刻意回避这个问题，想着忽悠忽悠中共让他们让出权力。您以为中共那么傻，他会相信？最有可能发生的是：没把中共忽悠了，却失去民众——看不出您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三、中国正进入和平转型的加速期
在谈到社会转型问题时，您引用了一句别人的话：要站在中共的角度考虑……，废除我的领导，甚至要搞死我，还要反攻倒算，你想想……，他们能“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为此，栗先生让人们换一种方式，既可以否认掉一党专制又可以避免被镇压。那么是什么方式那？栗先生提出了一个方法：“出现观念模糊化是历史的需要”。并引用马克思的话“一旦有现实需要，人们就会在传统观念许可的范围内打破传统”，并建议：“或者干脆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以实用主义方式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正是典型。”
考虑问题的确需要参考不同视角的观点、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视角、观点、看法可以屈从于“不同视角”。否则，所谓的不同视角，就成为一种主导型的“视角”从而将不同消灭个干净。我们之所以要考虑“不同”是为了了解，应对不同，而不是要认同他的理。不同的理是无法穷尽的，您究竟要站在那个“不同”的角度上？由此，只有自己的理是可靠的，在充实自己时千万别掉进别人的陷阱。干了坏事的人感到害怕是自然的，不能因为他们害怕就不去追究，更不能由于罪犯的害怕而改变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在人类社会，只要还存在“善”、“恶”，还存在法律，针锋相对的，甚至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所谓的“理”可以将其抹平。所谓观念的“模糊”，不过是一些人思维的模糊，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模糊的失去方向。
至于栗先生界定的什么“传统思维模式”与“实用主义”的交配真令人笑掉大牙，不就是“和平”吗？人类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渴望，思考这个问题了？您还把他当作创新？用它来打破什么“传统”？和平这个理念早就老掉牙了，这个老掉牙的传统至少延续了一千年，您拿着老掉牙的传统说事，您不传统？您举着这么传统的棒子还要打“传统”？哪跟哪呀——请您缕清楚了在说。利比亚与叙利亚比前苏联的事还晚，您对此就没有一点感觉，一点启示？您想证明“和平”的理，您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把“中共处境”作为支撑论点的论据？而完全不理睬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就是您所谓的“实用主义”？如果这样的实用主义可以左右中国的民主进程，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垮台还要至少延续五十年。不信您问问中共，您不是在考虑民主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专制统治者的感觉吗？就去问问他们，求他们给个下台的时间。这个“求”使用的不恰当？您有一句不求的话或理吗？
一个人一旦自我感觉良好，说话就会有点不着调。栗先生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种情况下当局的选择充其量只能是口头上坚持领导权，实际上则听任异端政治力量发展，”请问栗先生，您的毫不夸张的“听任异端政治力量发展”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我到真想听听你的 “稍稍夸张”一点的说法，十年是您毫不夸张的提法，您夸张一点，五年还是三年？假定是三年，进监狱捞取政治资本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您得抓紧。一个个被判刑，一个个被送去劳教，一个个被软禁、被限制自由这就是您界定的“听任”？如果在“听任发展”的情况下，政治异端者还只能混到这种地步，这些异端真该倒退到一百年前，那时“不必听任”却可有声有色的做一番事业！
与一些偏执的“和平派”有所区别的是，栗先生还能想到了革命派，只是他是这样对革命派说的：“当然，那些持革命不可避免的人会否认以上情况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只能说，希望他们能用事实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看法。”对栗先生这样的话我的答复是：1，这样的问话方式可以同样适用于您自己，我也可以与您要事实（不只是说话的事实），要行动来证明您的看法。2，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在于，中共统治者作恶太多，积怨太深，与希特勒有一拼，这样的统治者不太可能俯首称臣，也不太可能逃脱民主法律到的追究。
四、中国民主化初期会形成怎样的政治格局？
栗先生推演的未来的政治格局是依赖于自以为毫无疑问的“历史的内在逻辑”，可并没有解释什么是这个“逻辑”，似乎只要使用“历史”、“内在”就无需证明且只要把握了这一“内在”就可预测、推演未来。本人愚昧、无知的很，想了半天估计是在说一种因果关系。有中共害怕的“因”就可以推演出中共“和平”消亡的“果”。如果我估计的没错，我可以因为相同的“因”推演出与您完全相反的“果”。如果我估计错了，您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接近于玄学，我闭嘴。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玩什么文字游戏，看看您所推演出什么，就会大致的了解了您的“逻辑”。
“民主化的过程，从政治格局上说就是由一元化统治走向多元化公平竞争的过程。从和平转型的角度看，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多元化政治力量在一元化统治下发展壮大成长成熟，直到和“领导”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公平竞争。这里，一方面，是“领导”为了自己的历史出路，为了避免被革命，不得不或主动或被迫的逐渐放低“身份”，直到和其他政治力量完全平等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多种政治力量为了争得民主自由和平等权利，始终不渝的坚持和平理性的抗争，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提高自身地位，直到和“领导”享有平等权利的过程。”
以上就是栗先生一厢情愿推演的“政治格局”，一元到多元是常识性问题，不用推演，稍稍懂得政治常识的都清楚。问题是：如何走向多元？如何发展壮大？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没有您说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您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就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远景，想象着与“‘领导’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公平竞争”，您真够浪漫的，可惜，这样的浪漫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没有一点新意，没有一点创新。1，您不认为中共犯过许多严重的罪行吗？2，您得到他的首肯了吗？于是3，您如此这般的把自己贬到要与罪犯平起平坐的地步，您不认为是一种羞耻吗？对此您还不满足，还要“主动的放低身份”，恕我愚昧，真不知罪犯之下还有什么身份？再则，您想与人家平起平坐，也得问问人家是否愿意，人家那么“高贵”的身份有什么理由去攀您这样的“穷亲戚”？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不同于南非，不同于印度，不同于台湾，您的“历史的内在逻辑”在专制下的中国不适用！当然，在利比亚、叙利亚也不适用。
走向多元首先要打破一元的束缚，颠覆一元的合理性、合法性、价值观与道德观，延续甚至保护专制下确立的所谓的“优良传统”，多元的实现就是纸上谈兵。民主之所以为民主，就是与专制有着许许多多的本质性的区别。至于如何壮大的问题，您真的需要“放低身份”到大街小巷中了解一下民意。民意也不是靠想当然就可以给出的结论，要学会倾听。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没有这些“不起眼的小民”的积极参与与推动，民主不可能实现。民众也懂得“历史的内在逻辑”，那就是罪犯必须接受审判！这可不是笑谈，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
栗先生在第五、第六个话题中涉及的俄罗斯、台湾民主现状的问题，就不做回复了，您固执的想借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模式，我没多大兴趣，不谈也罢。至于第七个问题，您的建议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参照系就是苏俄和台湾”。并给出了您的理由，像您以上所有的理由一样，只不过是为您的一厢情愿而拼凑的借口。
您可能会说：别老找别人的茬，自己也出个主意。也罢，遵命。也出几个建议，简单的很：1，看人时的眼睛要平视，别老抬着头看，累。人与人应当平等，没有谁是神。都老大不小了，好好想想自己的事业，别老盯着人家家里的那点私事，那些事与您一点关系都没有。2，启蒙意指思维方式的改变，别老想着传播“真理”。在审视别人的思维方式时先确定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拿和平当原则，当目的，当价值，当道德在特定的中国，就是奴性思维——不加区分的，没有善恶的“和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作为一个概念深深的植入到这些人的骨髓。这个外来的“和平”的“概念”就是这些人的“主人”。专制权力的恶可见，披上华丽外衣后的“和平”却很容易迷惑人，需要格外防范。3，民主的前提是相信“民”而不是相反。“民粹”的事有可能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以这种可能性为理由，继续在客观上辅佐专制暴政。4，机会肯定有，好好把握，别再错过。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别拿民众当枪使，冲锋时想着人家，跑的时候您也该招呼一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与民众共进退。5，对于政党政治，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如何获得民意的支持，政党的壮大与发展都是以此为前提，民主政治的核心目的也是如此，不要本末倒置的企图以谁的“英明伟大”来左右民意。
虽然我与栗先生的观点有很大分歧，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栗先生的文字中能深切的感受到您是个善良甚至有些天真的人。无奈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很不善良，很不天真”的政治问题。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上，过度的善良与天真只会自取其辱。比如，“挺温”的人也遇到了“麻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挺，人家一点不领情。说我爱你，人家不接受——那不叫爱，那是单相思病——沾沾自喜于“不领情”或“单相思病”在我看来是耻辱。很抱歉，文字使用不当仅是本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得罪之处请栗先生谅解。
2012年4月13日
我很无奈自己的一生，选择了一项最不适合自己的“职业”——质疑、批判、挑战权力。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周围的环境实在恶劣，难以让人闭上那张多事的嘴。我也整天想着好事，天天努力的想，呕心沥血。可现实总是与想象差距很大，几十年后丝毫没有改观。于是，我想，在不多的时间里应当作出一个抉择，是继续的靠想象游戏人生，做个阿Q式人物而终老，还是现实的，勇敢的面对虎狼横行的悲惨世界？
最近，在《民主中国》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中国民主化初期的政治格局推演和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抉择（上）。这篇文章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作者很浪漫，且是以一种严肃的口吻所抒发的浪漫，实在有趣。“十年关键期”？您在说这话时可曾想到你所说的“内在逻辑”？
一、问题
在栗先生看来，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您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会出现怎样的政治格局，其二，中国政治反对派如何抉择。可是，我以为，在两个问题提出之前应当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您如何判断出，中国的民主化会在未来十年进入一个“加速期”？这个前提性的问题，应当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您却首先加以忽略了，或者您以为这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您会说：“我在第二项内容中给出了回答”，且慢，您应当清楚，在没有说清楚“十年加速期”的问题之前，什么“政治格局”，“抉择”的问题都不会如此紧迫的存在——至少对您来说是如此——这才叫逻辑。
二、现状
在您“众所周知”的引言下，您对现状做了如下描述：“……现当局突然转向，于2011年底和2012年初接连发出了不少石破天惊的呼唤改革文章…….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温家宝在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上，两次高调的宣称民主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在这一对现状的描述后，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情况表明，今日中国当局已经完全明白，目前的统治方式已经无法维持，要想“软着陆”，只有顺应民主潮流。”
我之所以说您浪漫就在于您只看到了一个“嘴上的事实”，就像毛泽东嘴上的“为人民服务”一样，就像邓小平嘴上的“西单民主墙是个新生事物，好得很。我是人民的儿子”一样，就像刽子手屡屡表示的“绝不秋后算账”一样，那不过都是些统治手段而已，就像家长教育孩子，父母的角色可能不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么常识性的东西您也要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惊呼“石破天惊”？人家要说一句“爱死你”，您还不当场晕过去？！您的确应当认真的研判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是指着“青天来拯救自己还是指着自己来拯救自己”？
我也给你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事实几乎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区别仅仅是一个表现在嘴上，一个表现为行为：1，“失踪法”顺利通过了。您对官员的外逃做了那么详尽的了解，真希望您能通过您的渠道了解一下温家宝对“失踪法”投的是支持票还是反对票？您是否认为，即便他投的是支持票也不能说明问题，他很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那么，他连这点事都做不到，您还指望他能“叛党”，“叛国”？“叛党”、“叛国”的事压力更大，您饶了他吧。2，互联网实名制了。以造谣为借口可以抓人了。这事在您看来也是“石破天惊”？3，维权律师倪玉兰被判了。几百平米的房产没了，想要回房产就被劳教，判刑，至于罪名信手拈来。这种公开抢劫的事当官的不知道？即便不知道也是犯罪——渎职罪。4，连拥护的权力都没有。很多人支持中央的“英明决定”，可连门都出不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他们都干得出来，您还夸奖他们能有什么基本的“理性”。5，一批网友在广州街头举牌支持政改、呼吁领导人公布财产，结果被警方刑拘了。别再亵渎理性了，那么多人批“理性”就够倒霉的了，您喜欢干落井下石的事，也不必用这样的方式揪着“理性”不放呀。
栗先生列举了大量中共高官亲属逃亡的事实，可本人不解的是，栗先生说这些想证明什么？是想证明他们“不得不改”吗？这是什么逻辑？一个杀人犯逃亡，仅仅是为了“改邪归正”？也许您想说明的是：他们为自己安排后路是认识到就将灭亡的命运，即便如此，这也未必是个积极的信号，兔子急了也咬人您不知道？只知道“善意的揣测”人家会心甘情愿的认罪伏法？这个未来法律上的问题您需要说清楚，首先对民众说清楚：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需不需要惩处？许多人刻意回避这个问题，想着忽悠忽悠中共让他们让出权力。您以为中共那么傻，他会相信？最有可能发生的是：没把中共忽悠了，却失去民众——看不出您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三、中国正进入和平转型的加速期
在谈到社会转型问题时，您引用了一句别人的话：要站在中共的角度考虑……，废除我的领导，甚至要搞死我，还要反攻倒算，你想想……，他们能“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为此，栗先生让人们换一种方式，既可以否认掉一党专制又可以避免被镇压。那么是什么方式那？栗先生提出了一个方法：“出现观念模糊化是历史的需要”。并引用马克思的话“一旦有现实需要，人们就会在传统观念许可的范围内打破传统”，并建议：“或者干脆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以实用主义方式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正是典型。”
考虑问题的确需要参考不同视角的观点、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视角、观点、看法可以屈从于“不同视角”。否则，所谓的不同视角，就成为一种主导型的“视角”从而将不同消灭个干净。我们之所以要考虑“不同”是为了了解，应对不同，而不是要认同他的理。不同的理是无法穷尽的，您究竟要站在那个“不同”的角度上？由此，只有自己的理是可靠的，在充实自己时千万别掉进别人的陷阱。干了坏事的人感到害怕是自然的，不能因为他们害怕就不去追究，更不能由于罪犯的害怕而改变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在人类社会，只要还存在“善”、“恶”，还存在法律，针锋相对的，甚至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所谓的“理”可以将其抹平。所谓观念的“模糊”，不过是一些人思维的模糊，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模糊的失去方向。
至于栗先生界定的什么“传统思维模式”与“实用主义”的交配真令人笑掉大牙，不就是“和平”吗？人类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渴望，思考这个问题了？您还把他当作创新？用它来打破什么“传统”？和平这个理念早就老掉牙了，这个老掉牙的传统至少延续了一千年，您拿着老掉牙的传统说事，您不传统？您举着这么传统的棒子还要打“传统”？哪跟哪呀——请您缕清楚了在说。利比亚与叙利亚比前苏联的事还晚，您对此就没有一点感觉，一点启示？您想证明“和平”的理，您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把“中共处境”作为支撑论点的论据？而完全不理睬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就是您所谓的“实用主义”？如果这样的实用主义可以左右中国的民主进程，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垮台还要至少延续五十年。不信您问问中共，您不是在考虑民主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专制统治者的感觉吗？就去问问他们，求他们给个下台的时间。这个“求”使用的不恰当？您有一句不求的话或理吗？
一个人一旦自我感觉良好，说话就会有点不着调。栗先生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种情况下当局的选择充其量只能是口头上坚持领导权，实际上则听任异端政治力量发展，”请问栗先生，您的毫不夸张的“听任异端政治力量发展”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我到真想听听你的 “稍稍夸张”一点的说法，十年是您毫不夸张的提法，您夸张一点，五年还是三年？假定是三年，进监狱捞取政治资本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您得抓紧。一个个被判刑，一个个被送去劳教，一个个被软禁、被限制自由这就是您界定的“听任”？如果在“听任发展”的情况下，政治异端者还只能混到这种地步，这些异端真该倒退到一百年前，那时“不必听任”却可有声有色的做一番事业！
与一些偏执的“和平派”有所区别的是，栗先生还能想到了革命派，只是他是这样对革命派说的：“当然，那些持革命不可避免的人会否认以上情况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只能说，希望他们能用事实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看法。”对栗先生这样的话我的答复是：1，这样的问话方式可以同样适用于您自己，我也可以与您要事实（不只是说话的事实），要行动来证明您的看法。2，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在于，中共统治者作恶太多，积怨太深，与希特勒有一拼，这样的统治者不太可能俯首称臣，也不太可能逃脱民主法律到的追究。
四、中国民主化初期会形成怎样的政治格局？
栗先生推演的未来的政治格局是依赖于自以为毫无疑问的“历史的内在逻辑”，可并没有解释什么是这个“逻辑”，似乎只要使用“历史”、“内在”就无需证明且只要把握了这一“内在”就可预测、推演未来。本人愚昧、无知的很，想了半天估计是在说一种因果关系。有中共害怕的“因”就可以推演出中共“和平”消亡的“果”。如果我估计的没错，我可以因为相同的“因”推演出与您完全相反的“果”。如果我估计错了，您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接近于玄学，我闭嘴。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玩什么文字游戏，看看您所推演出什么，就会大致的了解了您的“逻辑”。
“民主化的过程，从政治格局上说就是由一元化统治走向多元化公平竞争的过程。从和平转型的角度看，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多元化政治力量在一元化统治下发展壮大成长成熟，直到和“领导”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公平竞争。这里，一方面，是“领导”为了自己的历史出路，为了避免被革命，不得不或主动或被迫的逐渐放低“身份”，直到和其他政治力量完全平等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多种政治力量为了争得民主自由和平等权利，始终不渝的坚持和平理性的抗争，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提高自身地位，直到和“领导”享有平等权利的过程。”
以上就是栗先生一厢情愿推演的“政治格局”，一元到多元是常识性问题，不用推演，稍稍懂得政治常识的都清楚。问题是：如何走向多元？如何发展壮大？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没有您说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您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就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远景，想象着与“‘领导’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公平竞争”，您真够浪漫的，可惜，这样的浪漫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没有一点新意，没有一点创新。1，您不认为中共犯过许多严重的罪行吗？2，您得到他的首肯了吗？于是3，您如此这般的把自己贬到要与罪犯平起平坐的地步，您不认为是一种羞耻吗？对此您还不满足，还要“主动的放低身份”，恕我愚昧，真不知罪犯之下还有什么身份？再则，您想与人家平起平坐，也得问问人家是否愿意，人家那么“高贵”的身份有什么理由去攀您这样的“穷亲戚”？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不同于南非，不同于印度，不同于台湾，您的“历史的内在逻辑”在专制下的中国不适用！当然，在利比亚、叙利亚也不适用。
走向多元首先要打破一元的束缚，颠覆一元的合理性、合法性、价值观与道德观，延续甚至保护专制下确立的所谓的“优良传统”，多元的实现就是纸上谈兵。民主之所以为民主，就是与专制有着许许多多的本质性的区别。至于如何壮大的问题，您真的需要“放低身份”到大街小巷中了解一下民意。民意也不是靠想当然就可以给出的结论，要学会倾听。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没有这些“不起眼的小民”的积极参与与推动，民主不可能实现。民众也懂得“历史的内在逻辑”，那就是罪犯必须接受审判！这可不是笑谈，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
栗先生在第五、第六个话题中涉及的俄罗斯、台湾民主现状的问题，就不做回复了，您固执的想借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模式，我没多大兴趣，不谈也罢。至于第七个问题，您的建议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参照系就是苏俄和台湾”。并给出了您的理由，像您以上所有的理由一样，只不过是为您的一厢情愿而拼凑的借口。
您可能会说：别老找别人的茬，自己也出个主意。也罢，遵命。也出几个建议，简单的很：1，看人时的眼睛要平视，别老抬着头看，累。人与人应当平等，没有谁是神。都老大不小了，好好想想自己的事业，别老盯着人家家里的那点私事，那些事与您一点关系都没有。2，启蒙意指思维方式的改变，别老想着传播“真理”。在审视别人的思维方式时先确定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拿和平当原则，当目的，当价值，当道德在特定的中国，就是奴性思维——不加区分的，没有善恶的“和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作为一个概念深深的植入到这些人的骨髓。这个外来的“和平”的“概念”就是这些人的“主人”。专制权力的恶可见，披上华丽外衣后的“和平”却很容易迷惑人，需要格外防范。3，民主的前提是相信“民”而不是相反。“民粹”的事有可能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以这种可能性为理由，继续在客观上辅佐专制暴政。4，机会肯定有，好好把握，别再错过。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别拿民众当枪使，冲锋时想着人家，跑的时候您也该招呼一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与民众共进退。5，对于政党政治，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如何获得民意的支持，政党的壮大与发展都是以此为前提，民主政治的核心目的也是如此，不要本末倒置的企图以谁的“英明伟大”来左右民意。
虽然我与栗先生的观点有很大分歧，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栗先生的文字中能深切的感受到您是个善良甚至有些天真的人。无奈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很不善良，很不天真”的政治问题。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上，过度的善良与天真只会自取其辱。比如，“挺温”的人也遇到了“麻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挺，人家一点不领情。说我爱你，人家不接受——那不叫爱，那是单相思病——沾沾自喜于“不领情”或“单相思病”在我看来是耻辱。很抱歉，文字使用不当仅是本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得罪之处请栗先生谅解。
2012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