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名中国人出境访问交流倍受关注。先是司马南去了朝鲜，后是韩寒去了台湾。两个人都对自己所去的国家或地区赞美不已，而所不同的是：韩寒赞美的是台湾人民，却受到了台湾领导人的会见；司马南赞美的是“伟大领袖金正恩”和他们的体制，但却全程被限制行动自由，甚至是24小时的专人“贴身保护”。其实，哪边的人民过的好，大家都清楚，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大家也都晓得！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他们不同旅程的区别。

两人的行程安排

韩寒的首次台湾行，住的是台湾最顶级的W Hotel，见遍了包括马总统在内的各类政治名人与宗教、企业领袖。然而在他的博文《太平洋的风》中，这些“大人物”纷纷退场，挑大梁的却是计程车司机、眼镜店老板等“小人物”。韩寒此次参加的“共创两岸和平红利论坛”，接待的规模和阵仗相当惊人，访问的大人物包括星云法师、郝柏村、施明德、曹兴诚、沈富雄…。然而，最让韩寒印象深刻的台湾人不是马总统，是计程车司机王鸿松，正是他把韩寒遗失手机送到饭店。

而关于司马南的行程，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记录的：当司马南走近航站大楼时，忽然听到一阵山呼海啸般异常壮观的呼声，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高喊：金—正—恩，金—正—恩。在酒店，司马南看到许多与他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但很快他就郁闷地发现，自己与所有观光团成员一样，在进入高丽酒店后，就如同被安置在这里的动物，没有行动自由，只能接受统一的安排。

司马南生气的说：“我跟他们发过一次脾气，参加什么活动，日程安排什么的，通通不告诉你，你到目的地才知道，只在出门时告诉你，能拿什么和不能拿什么。如果是大型活动，准是提前四个小时以上让你在广场排着队去。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什么事，他们说对不起，这是我们的习惯。我就跟他们爆发了一次，我说，你们的规矩是你们的规矩，现在你请我们来了，这规矩就得两个人商量着来立，你不能单方面宣布你的规矩，我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每天这样，这太不合适了。”

看来司马南“大人”也接受不了专制，但这不就是您爱的那个国家吗？

马英九在知道韩寒的这篇文章后说，他看了很感动，台湾越来越展现诚实、善良、勤奋、进取、包容的核心价值，这是台湾引以为傲，将来也能用这些价值与全世界分享与沟通，希望有更多人实践这些让人感到光荣的价值。

而司马南之行对于朝鲜来说，金正恩也许并不知道有他司马南这么一个人来过，司马南与众多随访者一样，或许都是一个小人物，一个不起眼的符号。不知道这应该是朝鲜人的悲哀，还是司马南的悲哀？必竟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去的朝鲜，却如此不招人待见。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关于人民自由

韩寒是这样记录他在台湾的感受的：“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

而司马南则在微博上说：“七年前我去朝鲜，只看到一个电视频道。现在朝鲜可以看到四个电视频道，但内容基本是一样的，都是大阅兵、开大会、历史文件片展播、声讨谴责帝国主义、文艺演出等等。播音员的声音，无论男女都那么雄壮有力激昂慷慨。因为每天活动安排的太满，不确有否正点播出的电视新闻。”

他的另一则微博则更有意思，里面写道：“四见金正恩，距离最近看得最清楚的一次，是4月15日，朝鲜的太阳节那天。当时金日成广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我们代表团在观礼台右侧，金正恩则在观礼台的正中。我们中肯定没有人能拍下这样的照片来，因为”不许带任何东西“，严格的安检措施比乘坐飞机不知道严格多少倍，连门卡都被搜走了。”

我想对司马南先生说，大部分朝鲜人过的都是这种日子，您不要太报怨，只有一种例外的可能，就是您能成为朝鲜的特权阶级即既得利益者，这与您在中国的追求是一致的，如果在中国实现不了这个愿望，移民朝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们关于台湾与朝鲜的评价

韩寒是这样评价台湾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司马南在微博上是这样赞美朝鲜的：要吃泡菜，到朝鲜去；要戒网瘾，到朝鲜去；要手机不付费，到朝鲜去；要治微博控，到朝鲜去；要减肥，到朝鲜去；要不堵车，到朝鲜去；要吃东西安全，到朝鲜去；要呼吸新鲜空气，到朝鲜去；要看漂亮美美，到朝鲜去……朝鲜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同样是中国人，一个人在努力探寻自己民族的未来，一个人更像是在怀念那段罪恶的过去。一个人在梦想着中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一个人在想着自己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哪怕是再往那个中心里靠近些。更有意思的是，一个人快六十了，年龄几乎是另一个人的一倍，但岁月丝毫没有给这个人应有的智慧。这倒不是因为“司马南们”不够聪明，恰恰是因为他们“太精明”，努力的踩着别人往上爬，但那架梯子上有太多和他一样谄媚的人。尽管他们努力的摇着尾巴，但想要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太多了，人民好像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