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原作 游琬如译
最近，一位朋友寄给我数张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的照片。这位坚持着以非暴力方式为她的同胞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女人，她撼动着我的灵魂，像在提醒着我们当年在中欧和东欧为反对极权主义政权所作的奋斗。
我们的国家，捷克共和国，连同整个自由世界，一直关注着翁山苏姬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自一九九零年缅甸大选赢得民主胜利后，面对缅甸军政府拒绝交出政权、并为平息群众而采取残暴压制手段的抗争。直到大约一年前，缅甸当局才开始允许她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自由的行动。而这些使我感兴趣的照片就是在这段期间拍摄的。尽管所有关于她的信息都被禁止公开传递，尽管当政的军政府仍恐吓着，但缅甸人民总能口耳相传她的动态讯息，成千上万的民众克服着心中的恐惧，仍前来聚集会见她，只盼聆听她的演说。
我也见过其他来自缅甸的照片。照片上，那些穿着武装制服的男人被配合演出的群众欢呼着，像是古代的皇帝一般，然而这些群众却已不再恐惧与顺从他们。 这些人，必须「连牙齿都得武装起来」，因为他们害怕面对那些看似手无寸铁的人民个个克服着自己内心的恐惧，此起彼落地站出来。他们害怕看到群众拥护欢呼着翁山苏姬的画面，即使他们已围堵了马路，并屠杀了许多她的追随者，在那年的五月她也终于被他们逮捕了。也许他们能愚蠢地说服自己，就像他们同伙的独裁者一般，在被他们践踏着的国家里，看不到他们干的这件好事。
我回想起这几十年来，我的朋友们和我被很多自西方民主国家来访的人们问道的：“你们怎么能？你们只不过是几个毫无权势的极少数个人，居然可以改变整个政权？在军事权力工具仍在该一政权手上之时、在警察和媒体尚能召集巨大的集会去表达它的群众对该个世界的‘支持’之时、在领导人的照片到处都是，而任何抵抗的努力看似无望和一如螳臂挡车之时？”我回答他们，那时是不可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状况或见证社会的真正的精神和展望──这些不可能，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捏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感知内部的、地下的运动和正在发生的进程。没有人能够决定引发政权瓦解雪崩的最初那一颗雪球的大小。
在自由世界有很多政客喜欢与专制政权进行貌似务实的合作。尤其在共产主义的时代，西方某些政客宁愿为安抚支持由苏联坦克所撑起的捷克斯洛伐克打手，而不与持不同政见者保持接触。这些投机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自愿行为，就像那些不幸被强迫参与大规模的政府集会的人：他们允许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来支配他们该结交谁并该说些什么。在当时，只有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荷兰外务大臣马克斯•范•德尔•斯图尔（Max van der Stoel）等人清楚地表态并力行，因而挽回了西方民主的颜面。同样地，政治家如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布拉斯•奥普莱（Blas Ople）等，亦毫不犹豫地讲了真话，因而挽回亚洲的声誉。而缅甸的政权，其实就是亚洲的耻辱，正如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在白俄罗斯的政权是欧洲的耻辱，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楚（Fidel Castro）政权是拉丁美洲的耻辱。
在缅甸，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残害，众多卓越优秀的人被放逐或监禁，人与人间的深度不信任在各族群间散播。然而，人类社会是一个神秘的创造体，在任何时刻都不要真的信任它公开的一面。成千上万的人欢迎翁山苏姬的到访，这证明缅甸未被征服亦不悲观而致失去信仰。隐藏在冷漠的面具之下，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能量和一个伟大的人性道德和精神的裁判。拘留和镇压的手段，并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表面上看来，它可能压抑并从对外掩盖了事实真相，然而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所谓的改变常常会出人意表地到来。
“光谈改变是不够的，改变是必须尽力使其发生”，这是翁山苏姬在一次与人民接触的旅程中提到的。缅甸人民不需要被授予民主教育的课程，他们本身就具有，并且一直充分准备着。没有必要为建立新闻自由或释放那些政治犯而规划所谓的“路线图”。现在立即行动的意志，就可以达成这两个目标。但显然这就是在缅甸所欠缺的。那条通往民主的道路被封锁了，如果他们被杀害或最终总难逃被监禁，这不就是这条所谓的路线图的明显缺陷吗？
原刊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二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最近，一位朋友寄给我数张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的照片。这位坚持着以非暴力方式为她的同胞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女人，她撼动着我的灵魂，像在提醒着我们当年在中欧和东欧为反对极权主义政权所作的奋斗。
我们的国家，捷克共和国，连同整个自由世界，一直关注着翁山苏姬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自一九九零年缅甸大选赢得民主胜利后，面对缅甸军政府拒绝交出政权、并为平息群众而采取残暴压制手段的抗争。直到大约一年前，缅甸当局才开始允许她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自由的行动。而这些使我感兴趣的照片就是在这段期间拍摄的。尽管所有关于她的信息都被禁止公开传递，尽管当政的军政府仍恐吓着，但缅甸人民总能口耳相传她的动态讯息，成千上万的民众克服着心中的恐惧，仍前来聚集会见她，只盼聆听她的演说。
我也见过其他来自缅甸的照片。照片上，那些穿着武装制服的男人被配合演出的群众欢呼着，像是古代的皇帝一般，然而这些群众却已不再恐惧与顺从他们。 这些人，必须「连牙齿都得武装起来」，因为他们害怕面对那些看似手无寸铁的人民个个克服着自己内心的恐惧，此起彼落地站出来。他们害怕看到群众拥护欢呼着翁山苏姬的画面，即使他们已围堵了马路，并屠杀了许多她的追随者，在那年的五月她也终于被他们逮捕了。也许他们能愚蠢地说服自己，就像他们同伙的独裁者一般，在被他们践踏着的国家里，看不到他们干的这件好事。
我回想起这几十年来，我的朋友们和我被很多自西方民主国家来访的人们问道的：“你们怎么能？你们只不过是几个毫无权势的极少数个人，居然可以改变整个政权？在军事权力工具仍在该一政权手上之时、在警察和媒体尚能召集巨大的集会去表达它的群众对该个世界的‘支持’之时、在领导人的照片到处都是，而任何抵抗的努力看似无望和一如螳臂挡车之时？”我回答他们，那时是不可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状况或见证社会的真正的精神和展望──这些不可能，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捏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感知内部的、地下的运动和正在发生的进程。没有人能够决定引发政权瓦解雪崩的最初那一颗雪球的大小。
在自由世界有很多政客喜欢与专制政权进行貌似务实的合作。尤其在共产主义的时代，西方某些政客宁愿为安抚支持由苏联坦克所撑起的捷克斯洛伐克打手，而不与持不同政见者保持接触。这些投机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自愿行为，就像那些不幸被强迫参与大规模的政府集会的人：他们允许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来支配他们该结交谁并该说些什么。在当时，只有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荷兰外务大臣马克斯•范•德尔•斯图尔（Max van der Stoel）等人清楚地表态并力行，因而挽回了西方民主的颜面。同样地，政治家如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布拉斯•奥普莱（Blas Ople）等，亦毫不犹豫地讲了真话，因而挽回亚洲的声誉。而缅甸的政权，其实就是亚洲的耻辱，正如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在白俄罗斯的政权是欧洲的耻辱，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楚（Fidel Castro）政权是拉丁美洲的耻辱。
在缅甸，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残害，众多卓越优秀的人被放逐或监禁，人与人间的深度不信任在各族群间散播。然而，人类社会是一个神秘的创造体，在任何时刻都不要真的信任它公开的一面。成千上万的人欢迎翁山苏姬的到访，这证明缅甸未被征服亦不悲观而致失去信仰。隐藏在冷漠的面具之下，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能量和一个伟大的人性道德和精神的裁判。拘留和镇压的手段，并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表面上看来，它可能压抑并从对外掩盖了事实真相，然而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所谓的改变常常会出人意表地到来。
“光谈改变是不够的，改变是必须尽力使其发生”，这是翁山苏姬在一次与人民接触的旅程中提到的。缅甸人民不需要被授予民主教育的课程，他们本身就具有，并且一直充分准备着。没有必要为建立新闻自由或释放那些政治犯而规划所谓的“路线图”。现在立即行动的意志，就可以达成这两个目标。但显然这就是在缅甸所欠缺的。那条通往民主的道路被封锁了，如果他们被杀害或最终总难逃被监禁，这不就是这条所谓的路线图的明显缺陷吗？
原刊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二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