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向大家回忆我记忆中的方励之老师。

1989年学潮爆发之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方励之老师。那时候他们去太原开会，正好错过了北京的敏感时期。当他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离“六四”镇压很近了。当局後来指控方励之，李淑娴通过我操纵学生运动，这完全是编造。

“六四”政府开枪镇压，我个人和方励之老师的际遇外界都已经知道得很多，就不必复述了。

总之，多年来，我坐牢，他们流亡，各自在时代的惊涛巨浪中颠沛流离。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方老师对我的教诲，而他们，也从来没有放下对我的惦念和关心。

1996年我第二次被判刑，然後送到辽宁省锦州监狱关押。

12月24日家里收到方励之，李淑娴老师联名发来的圣诞卡，我现在还珍藏着这张卡片，上面写着：“王宪曾教授，王凌云教授：我们以王丹为荣，也以你们为荣，因为你们教育出如此好的孩子。希望春天的钟声带给中国更多春天的讯息。保重。”

在明信片的下角，他们有一条附注：“同日寄给带有两张照片的贺卡给王丹，每张照片都有附言，希望他能收到。”不过，我并没有收到方老师寄来的贺卡，显然是被监狱当局没收了。但是，多年以後，当我在美国看到这迟来的贺卡的时候，内心的温暖仍然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

虽然我已经历经两次牢狱之灾，也从一个大一新生成长到了民运人士，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我还是一个孩子。这也是方老师的特点。我见过很多方老师的学生，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一贯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方老师去世以後，在他的追思仪式上，一个90後的留学生发表感言，说方老师在他们的心中，就是一个”grandfather”（祖父），可见方老师对学生的感情一以贯之。

对我来说，最典型的就是1998年4月18日我被流放到美国的时候，李淑娴老师在听到我获释的消息以後在4月24日香港的《壹周刊》上发表了一封给我的公开信，其中包含了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切。

“你终於来了。你知道吗？我盼望你来的日子，望得连眼睛也掉了出来。。。我虽然曾经是你在北大的老师，你虽然曾经是我们家中的常客，你尽管已历经沧桑，但在我眼中，依然是个孩子，我依然会像疼儿子那样疼你。。。还是好好读书吧，我们可替你找间学校，这些事我会为你张罗。别的事不要理太多，知识，才最重要，才是自己的所有。你是如此优秀，别埋没了青春。太久不见了，想给你买些衣服，但不知道你现时穿的尺码。以前你瘦瘦的，怎麽办呢？还是带件外套给你吧！计程车来了，我得赶往机场，我知道，见到你，我会哭。”

这封信，以《见到你，我会哭》为题目发表，至今我读来还是泪眼模糊。比起外界的关注和推崇，这种温暖对於一个流放到异国的人来说，才是最需要的。是的，他们从来都最知道学生需要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