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薄熙来、王立军重庆事件，也不同于陈光诚出逃到美国大使馆，中共最头痛的是每年都无法躲开6月4日这一天。23年的1989年6月4日，中国当局出动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以暴力屠杀残酷镇压了学生运动，死伤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数以千计，震惊了全世界。
天安门母亲群体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平反“六四”活动，得到了全世界各方的关注与支持，为此，天安门母亲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出讣告：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重要成员、“六四”死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先生于5月25日遽然自缢身亡。享年73岁。
消息传来，令人悲恸。轧伟林先生的确感到平反“六四”遥遥无期，绝望之余选择了自杀；自杀也是对中国当局的一种强烈抗议，尽管这种方式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下一周，六四纪念活动将在全世界全面展开，《民主中国》全力关注。
●六四遇难者亲属含愤自缢
▲网刊《参与》5月27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群体 讣告
轧伟林先生
（参与2012年5月27日讯）
今天，我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世人宣布：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重要成员、“六四”死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先生于5月25日遽然自缢身亡。享年73岁。
轧伟林先生与夫人张振霞女士感情甚笃，育有二子。22岁的次子轧爱国于1989年6月3日晚22时在公主坟一带被戒严部队子弹击中头部，死于301医院，6月5日家人才找到遗体，安葬于天津老家。
轧伟林先生生前为核工业部二院食品部退休职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天安门母亲群体与他联系上后，他们夫妇义无反顾地积极参加了群体的各项抗争活动。即使多次受到警方的威吓、监控，也从不退缩。
轧伟林先生平素身体健康，性格内向，为人正直，办事认真。他年复一年地参加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公开信签名活动，也年复一年地密切注视着政府方面的反馈信息。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他也从50岁的壮年熬到了73岁的老年。长期的悲痛和压抑，终于导致他的绝望。
据轧伟林夫人张振霞女士及其长子述说，不久前他们母子俩均发现轧伟林身上备有一纸，上面写有自己的名字、单位，更重要的是写着儿子轧爱国死于1989年“六四”屠杀中，二十多年过去，冤屈未得申雪，他决意以死抗争……等等内容。当时遭家人劝阻，未有行动。
终于在2012年5月24日上午10点——“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轧伟林离家出走。家人亲友遍找无着，24小时后向所在地派出所申报要求协助找人，但仍无果。26日清晨三名家人在轧夫妇所住的核二院尚未启用的新建地下车库内发现轧伟林先生自缢身亡的遗体。
旋即，警方派人派车封锁现场，并运走了轧伟林先生的遗体，已于今日（27日）上午火化。
轧伟林先生长期要求无望 之后，身为一介平民，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抗争政府当局的残忍与无道，真是旧怨未了又添新孽。
轧伟林父子的死都是中共政府一手造成的悲剧。噩耗传来，震惊了难属群体，像一把利剑穿透了难属们的心。我们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从此，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又失去了一位好兄弟、好伙伴。患有严重类风湿病的张振霞女士也失去了一位相濡以沫、细心照料自己的好丈夫。
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冷血的反人道行为，要求立即将轧伟林的遗书规还其家人。
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呼吁海内外同胞和国际社会协同努力，敦促中国政府早日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不让轧伟林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
天安门母亲群体 2012年5月27日
▲德国之声（DW）5月28日报道：“天安门事件”死者家属绝望自尽
1989年“六四事件”一名死难者的父亲自杀身亡。据其家人透露，死者20多年来为“六四”死者申冤奔波，最终不堪长期痛苦煎熬，走上绝路。
（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28日美联社北京消息，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一名遇难者的父亲轧伟林于上周五（5月25日）自杀身亡，终年73岁。美联社通过传真希望北京警方能对此事进行证实，目前尚未得到回复。
“天安门事件”死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在其网页上发表群体讣告，悼念自杀离世的轧伟林。讣告中写道，轧伟林的次子、当年只有22岁的轧爱国1989年6月3日晚在北京公主坟一带被戒严部队击中头部，死于301医院。轧伟林20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要求公正解决”六四 “问题的签名活动，密切关注政府的反馈信息。从50多岁的中年熬到73岁的老年，轧伟林不堪长期的压抑和痛苦，导致最终走上绝路。
轧伟林的妻子张振霞女士及长子向”天安门母亲”讲述说，不久前发现轧伟林身上备有一纸，上面写有自己的名字、单位，更重要的是写着儿子轧爱国死于1989年”六四”屠杀中，二十多年过去，冤屈未得申雪，他决意以死抗争等内容。2012年5月24日上午10点，轧伟林离家出走。25日下午三名家人在轧夫妇所住的核二院尚未启用的新建地下车库内发现轧伟林先生自缢身亡的遗体。警方派人封锁了现场，运走遗体，并已于27日火化。
“天安门母亲”之一、失去19岁儿子的张先玲与轧伟林夫妇是”难友”，她向美联社表示，是北京当局的冷血行为酿成了轧伟林悲剧，政府现在要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今年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23周年纪念。该事件在中国内地仍是禁忌话题。有多少人在镇压中丧生也是北京当局至今未公开的秘密。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8日报道：六四遇难者父亲含恨自缢身亡
1989年“六四”事件遇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在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自缢身亡，抗议中国政府的冷酷无情。
轧伟林的亲属在他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冤屈未得申雪，决意以死抗争。
六四死难者亲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布讣告说，轧伟林从50岁的壮年熬到73岁的老年，长期的悲痛和压抑终于导致他的绝望。
1989年6月3日晚，轧伟林22岁的儿子轧爱国在公主坟一带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头部，死于301医院。
天安门母亲的讣告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轧伟林年复一年地参加活动，要求当局公正解决六四问题。
但20多年来，中国政府不但无视难属的正当要求，反而每逢六四便加紧打压难属的纪念活动。
讣告谴责中国政府应对轧伟林的死亡负责，并再次呼吁当局早日解决六四问题，以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北京当局对23年前发生的震惊全球的六四血腥事件讳莫如深，至今没有公布事件中的死难者数字。
中国媒体也奉命对此三缄其口，不敢刊登与事件有关的片言只语。
●纪念六四23周年，当局紧张，各方人士被限制自由
▲美国之音（VOA）5月27日报道：香港勿忘六四大游行 众多陆客驻足观看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黎堡
支联会骨干和义工引领游行队伍
香港民众举行一年一度要求平反六四的大游行。参与者来自各个阶层，年龄老少皆有。大游行还吸引了众多中国大陆游客驻足观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堡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组织的一年一度爱国民主大游行星期天下午从维多利亚公园浩浩荡荡出发，经过香港岛最热闹的商业区铜锣湾和湾仔，达到位于金钟的特区政府总部，前后大约三个小时。
走在队伍最前方的是支联会的骨干成员，包括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蔡耀昌和秘书何俊仁。他们与一些年轻力壮的义工拉起一块“勿忘六四”的巨幅标语，为游行队伍开道。
游行人士举的最多的牌子是“平反六四”标语牌。他们要求北京为发生在23年前1989年6月4号清晨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事件负责，并呼吁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
*88岁老人为民主参加大游行*
美国之音黎堡
88岁邓老太太拄着拐杖游行
游行队伍中有抱着婴儿的年轻父母，也有刚刚会走路的小童，还有拄着拐棍的年迈人士。今年88岁的邓老太太边走边对美国之音说，她年年都参加平反六四大游行。
邓：我年年都来。
记者：为什么这么专心？
邓：为了民主。
也有很多年轻人加入了大游行。在走在队伍最后的“六四报哀音”歌唱团成员在队伍出发前先在维多利亚公园旁边的闹市区为民众表演了纪念八九民运的歌曲。乐团主要成员之一倪志达对美国之音说，六四报哀音活动从去年开始走进社区和走上街头，现在已经有许多来自好几所本地大学的学生们参加，效果越来越好。
美国之音黎堡
倪志达称会继续把六四哀音带给市民
*六四哀音会继续*
倪志达说：“我们上一年做得挺好，很多人关心，许多人感到触动，因此今年我们尝试把规模再做大一些。”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都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看，其中包括许多说普通话的中国大陆游客。
美国之音黎堡
许多大陆游客隔街观望游行
两名在铜锣湾购物的广东游客放下手里的两大袋罐装奶粉，聚精会神地看着街对面的游行队伍，一直到游行队伍完全经过。这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80后青年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只听说过曾经发生，但不了解事件的背景、学生遭镇压的情况和国际社会的反映。其中一位游客说，他是中共党员，但希望香港市民能继续举行这样的大游行。他们两人都坚信，中国会有一天实现民主和自由。
香港各家媒体都在电子版的显要位置报道了星期天的爱国民主大游行，各家电视台新闻节目也作了即时报道，但是从中国大陆反馈的消息说，香港媒体的有关报道在大陆被当局屏蔽。
▲美国之音（VOA）5月27日报道：洛杉矶纪念六四23周年贺陈光诚获自由
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等一百多位洛杉矶人士，纪念天安门六四事件23周年，颁发言论自由奖章给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表扬他为强迫堕胎的中国妇女维权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同时也庆贺他最近抵达纽约终于获得自由。
5月26日洛杉矶的六四纪念晚会上，庆贺陈光诚获得自由，同时也颁发天安门精神奖给支持中国妇女权益的’女权无疆界’会长瑞洁（ Reggi Littlejohn ） 女士，以及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为刘晓波演奏小提琴的波士顿音乐家张万钧（ Lynn Chang ）。
张万钧特地和医师妻子黄丽沙一起演奏了这首《爱的敬礼》曲子，献给仍在狱中的刘晓波，因为刘晓波曾说妻子刘霞的爱是他熬过艰难岁月的力量。张万钧也演奏了他在奥斯陆演奏过的中国曲子《茉莉花》和《彩云追月》。
*小提琴演奏家张万钧用音乐支持刘晓波*
张万钧家人曾希望他不要到奥斯陆去为刘晓波演奏，但他说：＂我认为这是人权的问题，我不是以美国华人的身份去的，而是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我要代表的是世界的意见。＂
*瑞洁： 陈光诚是中国的甘地*
女权无疆界会长瑞杰女士四年来为了营救陈光诚到处奔走，曾两次在欧洲议会发言，五度在美国国会作证。陈光诚逃离监控后，她在美国之音访谈中接到陈光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首次跟陈光诚谈话竟是在空中，让她直呼不可思议。
瑞杰女士说：＂陈光诚对我来说是世上最高贵的人，他有伟大的人格，他是中国的甘地，他和妻子袁静为中国妇女和家庭甘冒生命危险、流血、被打、受尽折磨。＂
*国际特赦组织要继续密切关注陈光诚及家人的遭遇*
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透露，决定颁奖给陈光诚是在他逃离中国之前，几年来陈光诚的遭遇一直受到该会密切的关注，现在他能到纽约进修法律，大家都为他获得自由庆贺。陈光诚当天不能出席领奖。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专家齐默尔曼（ James Zimmerman ）表示，要继续关注中国是否实现对陈光诚的承诺，同时也要大家关注其他仍在狱中的良心犯。
*刘雅雅：纪念六四要继续关注其他良心犯*
刘雅雅说：＂我们还是要为其他一些良心犯继续努力，比如高智晟、刘晓波等。＂颁发奖章给陈光诚的是洛杉矶河滨大学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他和14位友人一起英译的刘晓波文集在几个月前刚刚出版。
*林培瑞：中国高层领导只考虑自身权力*
林培瑞曾经协助中国物理学者方励之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方励之在13个月后才在日本以低利贷款条件交换邓小平同意放行到美国继续治学，方励之不久前刚去世。林培瑞比较陈光诚和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认为二者性质并不相同，中国也没有更开放的迹象。不过林培瑞认为薄熙来事件可能才是中国最近有点改变的因素。
林培瑞说：＂不管是谁，共产党这批最高领导考虑的，基本上只是一个问题，做这种政治色彩的事情，对我的将来的权力是有益还是没有益。要是他认为放刘晓波对他的政权巩固有益的话，他会放，如果觉得没有就不会放。＂
*不忘六四*
晚会上大家点起蜡烛追怀那些在六四事件当中牺牲受难的人士，为那些仍在狱中的良心犯呼吁。刘雅雅说，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年轻人的梦想虽然被坦克碾碎，但他们要求世人不要忘记他们的梦想，所以23年来每年都举办纪念会。
▲多维新闻网5月28日报道：报道“六四”抗议卷土再来 中共应对“稳”字当头
北京时间5月27日，香港支联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事件游行，约有千人参加。而在两天前，有报道称“六四”死难者家属因自感20多年抗争无果自缢身亡，伴随着“六四”23周年纪念日将近，近期有关“六四”的新闻开始逐渐增多。
对此有分析指出，虽然此前围绕“六四”定性、如何赔偿等事宜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止，但“六四”问题延续至今，如何正视“六四”、解决“六四”遗留问题成了中共绕不开的一道关卡。鉴于“六四”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共在面对“六四”时更倾向于采取稳健、保守的态度。
“六四”会否带来骨牌效应
在“六四”事件23周年临近之际，“六四”死难者轧爱国之父轧伟林于25日突然自缢身亡，天安门母亲群体27日发布讣告称，“长期的悲痛和压抑，终于导致了他的绝望”。就在轧伟林自缢身亡后第3天，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便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事件游行以“毋忘‘六四’传真相，民主潮流不可挡”为主题，参加人数近千余人。
对此有持温和观点的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即使正视“六四”，中国社会也不会出现大的动荡。他们的理由在于中国社会目前虽然矛盾增多，但大多停留在社会层面，民间诉求也都寄希望于中共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并未上升到政治高度。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夯实，中共在民意中的声望和在国际话语权的操控上已经远远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量级别，中国当前其实已经初步拥有了解决“六四”遗留问题的土壤。硬件上也到了能有足够的资本和自信回首再看六四的时候。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中共不应轻易草率的“平反六四”，持有该观点的分析人士表示，解决“六四”必须以理性妥协以及保证当权者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前提，这种基础和前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不存在。20年来，由于大规模的改革而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在仍然面临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任何过于大胆的试水都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尤其是对于六四的平反，在现阶段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
中共稳中求变治理“六四”
今年早些时候，曾积极参与过“六四”的台湾歌手侯德健被大陆解禁，并于鸟巢开唱；中共官方主动接触“天安门母亲”死难者家属洽谈赔偿事宜；因同情学生在”六四”后被打入另册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更是在今年2月21日被短暂解封，大陆网络可以直接”赵紫阳”简介，1000多字的内容介绍称赵紫阳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还讲述了赵紫阳的生平及被撤职经过，并配上三张赵的照片。这些情况都被外界认为与中南海在为重新评价“六四”透露信号。
但是也有分析称这并非中共在现阶段希望重新评价“六四”而造成的，只能解释为随着禁区的逐渐减少，中共正在试图对一些政治敏感地带进行有意识的解禁，随着中共主导的新一轮大讨论的推进和大陆舆论管制的逐步放松，对于“六四”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消音。如何对知识分子、对民众有个交代，必然成为摆在习近平面前的问题。因此目前外界有不少声音寄希望于“六四”问题在以习为首的第五代中国领导人的语境中将会有一个新的政治定位。
2012年，中共如何对待“六四”并走过难关？左右派大讨论序幕已经开启，当局如何做好一个仲裁者的角色，以防止讨论走向失控？中共稳中求变的治理思维能否应对现阶段情况下出现的关于“六四”问题的讨论，中共稳健、保守的处理“六四”的方式能否在中国不断向前推进的大局中，起到平衡处理、有效切割的作用，是考验，也是机遇。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8日报道：万润南：平反“六四”是中共的政治资源而不是包袱
六四“23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平反”六四“又成为焦点话题。”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万润南认为：平反”六四“是中共领导的政治资源而不是包袱。唯有平反”六四“，才能证明中共真心实意地反腐败和真心实意地推行政治改革。
万润南原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北京四通公司的创办人并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因参加89民运、支持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而在“六四”被镇压后流亡海外。万润南在中国政府的不准回国的黑名单上，列为首要人物之一。但万润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平反“六四”、结束流亡生活充满信心。
万润南认为：解决“六四”问题，有三个时间点，就是今年的“六四”，年底的中共18大，明年的“六四”。他说：“早，今年‘六四’；晚，明年‘六四’；中间时间是18大。人心所向都认为这个事情早晚要解决。包括杨尚昆私底下谈话，他也认为这个事情早晚要解决。”
许多人认为，“六四”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个包袱，万润南的看法相反。他说：“‘六四’这个事情对当局搞政治改革不是一个包袱，它是一个资源，而且这个资源得到非常容易，不需要花几万亿。因为什么呢？你政治改革，不是要反腐败吗？不是要让老百姓说话吗？那么‘六四’这件事情你都不能够正视，不能够有一个公正的看法，谁相信你是真的？共产党要得民心，要人相信他搞政改是真心实意的，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它必须平反‘六四’。不平反‘六四’你就是假的。”
万润南还指出，中共要实现两岸统一大业，平反“六四”问题也回避不了：“你说两岸要统一，凭什么统一啊？‘六四’都不平反，统一什么？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马英九说的。”
凡谈到平反“六四”，就必然谈及平反“六四”的阻力——因“六四”镇压而获益的中共权贵集团。万润南表示：“直接利益者是老一代，到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这些人，包括王岐山、俞正声这些人，据我知道，许多人当时是学生运动的同情者，他们现在的利益和地位不是靠‘六四’镇压得来的。江泽民是，胡锦涛沾点边。20年一代人，李鹏这一代人过去了，所以解决这个事情才有可能。”
至于如何排除平反“六四”的另一大阻力——因“六四”镇压而获益的中共权贵第二代，如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掠夺了大量国家资产的李鹏的儿女，江泽民的儿子这样的人？万润南说：“这些人要保住自己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推行法制和民主，否则就是革命。革命首当其冲，说实在的，对他们来讲，下场会非常悲惨。”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8日报道：六四难属被迫离京 平反六四后继有人
离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日不到一周，当年被首都戒严部队射杀的六四难属本周一陆续被公安强行带离北京，前往各地所谓出差或疗养。“天安门母亲”成员丁子霖告诉本台，今年在香港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将播放一位“新人”忆述当年的录音，表达六四难属后继有人，并在本周四晚以中英文发表二十三周年祭文。
下个星期一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日，北京当局与往年一样，在此之前将部分难属带离北京，或阻止他们在所谓的敏感日与媒体接触，丁子霖星期一告诉本台：“有的难属家里记者一来，他们就挡住，还有的就被弄到外地，患癌症晚期的徐珏，早上打电话来说，她马上就要出门，单位和公安让他们（夫妇）一块到江西出差，过了‘六四’回来，杜东旭是个老军人，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让他出去‘疗养’，已经让他到西安去半个月”。
六四周年日前夕的上周五，六四难属轧伟林抗议当局23年来漠视遇难者，绝望之下自缢身亡，他在遗书中提到，次子轧爱国被杀23年，冤屈仍未申雪，决定以死抗争。遗体在周六被发现后，第二天就被公安强令火化。他的妻子张振霞接受本台采访时，情绪相当激动，但对丈夫的遗体被匆忙火化，又显得无奈。周日到她家安抚的另一位难属张先玲告诉记者，她也彻夜未眠：“27号上午就火化了，找到遗体之后，警方肯定跟他们家谈条件，这个是不用说的，因为是国内惯用手法，警方给她压力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会有一些条件、恐吓的言辞，可能会有，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她的儿子（长子）在强权之下工作，讨口饭吃嘛，‘以后你要考虑到你儿子啊，你的儿子将来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去年六四也跟我都这么讲过，她很压抑，我非常理解她，我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觉”。
香港支联会本周日举办“毋忘六四传真相，民主潮流不可挡”的民主大游行，吸引了大批到港“自由行”的旅客。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报道，一对来自上海，不愿透露姓名的母女，在铜锣湾购物后，拉着行李箱加入游行。母亲去年来港也遇上游行，但没参与。她说念初中的女儿不知道六四，特地让她见识，边游行边讲解，“让她知道历史”。她的女儿沿途用手机拍摄，也接过六四单张。
丁子霖感谢二十多年来，香港市民对大陆民主事业的关注，她更感谢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生前坚持“平反六四”要“薪火相传”的遗志：“香港的大游行，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好非常好，表达了我们的心声。今年我们难属群体要说的话，我想在烛光晚会上‘六四’的遗孀，讲出我们大家的话。我对香港同胞们坚持和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我非常非常感动”。
支联会还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天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遇难者。丁子霖说，天安门母亲后继有人：“我们今年在烛光晚会上，会有个讲话，今年不是我讲。今年是也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遗孀讲。我们也要让朋友放心，天安门母亲尽管年迈体弱多病，而且离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要让朋友们放心，也让当局明白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后继有人”。
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二十三年来，150多人的难属群体中，已有28人病故，去年有六人离世，目前还有八位已被诊断出患癌症。天安门母亲说，多数人是心理长期受到压抑，精神饱受压力而引起病变。丁子霖说，他们将在本周四晚发表“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中英文祭文。“23年我们离世的难属有一起共同抗争的28人，今年周年文本5月31日会正式发表，针对今年的形势，谈谈我们的看法”。
●香港《前哨》杂志主编刘达文回顾六四与“黄雀行动”
▲香港《前哨》杂志6月号刊登主编刘达文文章：我所认知的八九民运及黄雀行动——《六四黄雀行动》代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晚上十时半，我像许多观众一样，在家里守候在电视视旁，观看亚洲电视剪辑英国ＢＢＣ 电台的「黄雀行动」节目录影全过程。
第二天晚上十点半，在该节目不露真面目的神秘人物—「黄雀行动」的总指挥，约了我到他的办公室聊天。
当然，我们的谈话是从该节目开始的。
他对我说：「其实报道「秘密通道」最有资格和最权威的记者应该是你，因为你是我进行「黄雀行动」后第一个认识并随后结为知己的新闻界朋友。」
「哪里，其实你的「秘密通道」里，仍有很多秘密我还不清楚。」我说。
「你知道得已经不少了。」他说，「当然，当时涉及到一些人的安全的事，我任何人都没有讲，有些事到现在为止，还是应该保密的。」
「你觉得ＢＢＣ 的那个「黄雀行动」的节目怎样？」我问。
「你觉得呢？」他反问我。
我说：「基本属实。但有些事我是不太了解的，而有些我了解的事报道却有出入与错漏。不过，这种中国人的事由老外作报道，是在所难免的。」
「我的看法与你的差不多。」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出面接受Ｂ ＢＣ 访问的，这件事事前我也与你说过，只是给一个朋友的面子，才上了一个身影，也不好说什么，声音亦作了特别处理。不过，我确是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素材。」
第一次写黄雀行动一九九一年六月，我用晓冲的笔名，第一次正式写「黄雀行动」，一连写了四篇，上述是开篇的开头文字。
作者1991年第一次写「黄雀行动」。
之所以写是因为ＢＢＣ的节目比较粗疏，错漏不少，意在澄清一些事实。
当时「六四」之后的整个局势尚未明朗，黄雀行动中几位被捕港人尚在狱中，我也只是写了个大概，甚至为了保护一些人，书写中还用了曲笔。
所以，末篇是这样结束的：待春暖花开日再写续篇与黄雀行动总指挥谈「秘密通道」，到这里暂时要打一个休止符了。
据总指挥说，在整个行动中，仍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和过程，因为牵涉到一些人员的安全问题，所以至今仍不方便公开报道，一些在整个营救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员，至今仍不愿意曝光。
这样，就为这段辉煌的历史留下了一段空白，有待日后去填补。
我想，待到祖国春暖花开之日，我一定以第一时间去挖掘这段尚未被人遗忘的历史，为黄雀行动和「秘密通道」撰写续篇。
二十多年过去， 祖国虽逐渐「春暖」，但仍未「花开」，所有参与黄雀行动的人，都已记忆衰退，许多事实仍未真相大白又已开始模糊不清。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已深知自己闯了大祸，未闻有人因「六四」而被秋后算账，大部分黄雀行动的人与事已可以曝光了。
如果再不整理抢救，整个行动的事实，可能会被历史湮没了。
八九民运的缘起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导师方励之教授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外电引述他的民运战友严家祺说：一九八九年北京的民主运动，发轫于年初方励之发起联署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中共释放在囚的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斗士魏京生。
随后，北京再起两波知识界的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共加快民主改革，这就是由着名诗人北岛和陈军，以及着名作家戴晴和苏炜发起联署的第二和第三波签名运动。
四月十五日，中共党内着名改革家胡耀邦含冤离世，触发了北京学潮，波及全国，令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一发不可收拾。
八十年代初，由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虽然不断受到以陈云和邓力群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左派）的干扰和阻挠，有现代意识质素的胡赵仍能驾驭大局，但邓小平的专制意识和改革的摇摆性，使改革派自乱阵脚，使中国的改革遭到重大挫折，并导致了「六四」悲剧的发生。
赴京团在京期间宴请方励之夫妇，右一为陆汉思，左二为夏其龙。
1988年9月，作者（左一）亲耳聆听方励之（左三）教诲。
「六四」之前，由于改革受挫，党内腐败滋生，积累了不少民怨。方励之点起的第一把火，迅即引发燎原之势。
方励之教授对我影响深远一九八六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有影响的学潮，发生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作为正副校长和教授，管惟炎、方励之和温元凯，对学生虽有疏导，但表现出理解和宽容。这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蔡元培的影子，体现了真正的「北大精神」。
但他的行为表现，不见容于邓小平，方励之更于一九八七年与刘宾雁和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党籍，更连累胡耀邦下台。
随后，方教授被调回北京天文台，由于其夫人李淑娴教授任教于北京大学而住在北大，北大三角地的民主沙龙成了他民主播种的平台。
方教授的现代意识，特别是他的「全盘西化」思想，在我内心引起共鸣。他在三角地鼓动当代学子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究竟谁怕谁」深深震动了我，壮我赤胆，给我力量。
所以，香港回归前，不少朋友劝我移民外国，我不为所动：现在究竟谁怕谁了？
好友凌锋（林保华）要移民美国，我劝他不要怕，留在香港一齐「反共」。他说不是怕，但留在香港心情不会舒畅。
我在《争鸣》的历练
一九八一年一月，我从大陆申请来港随父母生活。三月进入《争鸣》工作。一九八三年，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一九八五年，同事、记者庄思明（当时我与他并不认识）因「非法采访」而被国安在北京秘密逮捕，判刑两年（我懵然不知）。同年年底，我被国安盯上，不断缠扰，扣压我在大陆的太太的来港申请，意图胁逼我做他们潜伏《争鸣》的卧底。我当然一口拒绝。
此后缠扰不断，每次见面都是争吵。缠扰近两年，他们见硬的不行，只好来软的，于一九八七年批准我太太来港，期望我能「回心转意」。
其实，国安接触我本人前，我已隐隐感觉到危险的逼近。所以，为了不影响太太的来港申请，一九八五年初，我就辞去《争鸣》的编辑职务，但仍独家为《争鸣》撰稿，故我有拒绝做卧底的理由（已经离开）。
当时，金钟先生在《七十年代》月刊做得并不愉快，由老作家许行介绍进入《争鸣》接替我的工作。
我太太来港后，金钟已离职，与哈公、许行创办《解放月刊》（《开放》前身），《争鸣》的温辉先生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遂恳请我回巢。
由于危险性和《争鸣》一直保持的神秘作风（当然相当部分原因是为了保密与安全），我对温先生颇有看法，本不想回去。
刚好当时着名诗人北岛来港访问（我与他几年前已认识），我就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但他劝我：如果纯粹打工，当然不选择这种环境，但《争鸣》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太大了，只要有可能，你还是应该尽量帮帮他忙。
香港赴京团出发时在启德机场留影。左起：作者、庄思明、刘健芝、刘千石、刘慧卿、夏其龙、陆汉思、何国旋。前排右起：黄伟雄和梁耀忠。
庄思明入狱后，作者冒险秘密到北京「非法采访」，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于是，我就重返《争鸣》。
《争鸣》与方励之「里应外合」
太太既然到了身边，我当然尽量「回避」中共的缠扰，故令他们对我有「过桥抽板」的印象。
一九八八年秋，方励之教授访问澳洲回程时应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邀请访港，期间与《争鸣》有很深的思想交集。我有幸亲耳聆听方励之教授的教诲。
八九潮起，《争鸣》率先暗中推动海外第一波签名运动，呼应声援北京的方励之教授。
「争鸣团」的组成《争鸣》的作为，与香港民主派的想法不谋而合，温先生与刘千石、刘慧卿等人一拍即合。
于是，就合组一个赴京团带香港市民的签名上京，造成国内外声势，影响中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赴京团由七人组成，除刘千石、刘慧卿外，还有夏其龙神父、陆汉思牧师、梁耀忠议员、刘建芝及《争鸣》记者庄思明（庄于一九八七年获释回港）。
三月二十八日，赴京团由香港直飞天津，再由天津转火车赴京。但在天津机场海关，由于庄思明「已有案底」而被拒绝入境，原机遣返香港。其余六人行程还算顺利，能获当局安排到人大常委会递交签名。
由于支联会尚未成立，民主派亦没有一个协调组织，故主要靠温辉、刘千石、刘慧卿暗中运作，费用基本由《争鸣》支付。加上团员庄思明是《争鸣》记者，故外界私下称赴京团为「争鸣团」。
黄雀行动：时势造英雄因为这件事，我结识了刘千石等人，由此与民主运动搭上关系，并在往后的救人行动中多所交集。
其实黄雀行动也很简单，「六四」学潮时，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手执前往声援的香港及海外大学生的名片，学运领袖们更多有海外记者、学者及声援团体人士的名片，这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符。
各种求救信息汇集于刚成立的支联会，负责处理此事的岑建勋深感责任重大，能力有限，通过邓光荣、高世昌找深有同感而又结识不少走私客的六哥陈达钲共襄义举，支联会更先后派出朱耀明、刘千石、李伟杰、陈锡铮（陈老板）等加强阵容，成就了这批顶尖的香港英雄。
这批香港英雄固然有胆识，但并非三头六臂。在这个金字塔顶尖的下面，是广大的香港市民、学生、学者、记者、江湖走私客，以及众多的大陆官员和群众。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没有他们，成就不了黄雀行动。
人性在发光，中国有希望与中共统治的其他时期不同，「六四」前后的中国人主流，已没有以往的互相出卖，人性在发光。
北京学潮期间，政府瘫痪，公安无影，但北京社会井井有条，连小偷也罢工。
至今保持低调的幕后英雄七哥陈达钳，曾亲自到大陆救出七十多人。他谦逊地认为自己并非有多大本事，行动中多次历险，如有神助，都化险为夷。
我认为，这个神，就是人民大众。
例如项小吉通关时，已被公安认出，但公安一转念，还是放他一条生路。
据称柴玲逃亡数月，穿州过省，曾在军营藏身，最终能逃到香港，并非黄雀行动的大手笔，而是人性的光辉在发挥作用。
只有人性在发光，党性在湮灭，中国就有希望。
「黄雀行动」向「六四」屠夫宣示了中国人在血路中仍然不屈不挠追求民主！是「八九民运」振奋人心的尾声。也显示出，在传统道德已被中共破坏殆尽时，仍有一批热血之士，秉承中国古老的侠义精神，赴汤蹈火，救出同胞，有人甚至付出生命，谱写出一曲现代舍生取义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