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邓小平：有限的改革者
众所周知，柏林墙曾把德国分割为东德和西德。柏林墙不只是一个地域的标志，它更是一个政治图腾。它标志两种制度的对立。这种隔离与对立长达40余年之久。虽然东德当局欺骗民众，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如何优越；但东德人却冒生命危险，冲过柏林墙的封锁，奔向西德，为的是解脱贫穷，更重要的，是为了解脱专制统治下非人的生活。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柏林墙行将坍塌之前，有一道墙凌空而降，那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1989至1991，共产极权统治风雨飘摇，其冲击波从中国到俄罗斯，直至东欧诸国。这次风波，引发苏东剧变，却没能使中国解套专制极权，转向自由民主。邓小平逆民主潮流，筑起了一道与宪政民主相隔断的高墙；就在这道高墙内，血腥地镇压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空前的民主运动。
1978年，邓小平推翻“两个凡是”，第三次复出主政。他称自己是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凭他的资质与一言九鼎的权威，尤其是当时中国涌动的民主大潮，邓是可以顺势做成结束毛式极权体制这件大事的。但是他放弃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他既然是毛核心的继承人，既然缺乏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储备，自然要守住毛泽东的一套道统，重奏毛的治国理念，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邓核心的本质是什么？是毛二世，是邓专制。他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邓控制党国之后持续十年的“反自由化”，不可能理解罢黜胡、赵两位贤明的治国领袖，也不可能理解“六四”对全国规模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
可是，邓核心却有一个桂冠，名噪海内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然而，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因为：
——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怎么可能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实主权在民、政府民选呢！
——坚持（毛氏的）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放弃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让民间经济放任发展呢！
……
邓小平说过，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就干。此言邓自己否定了对改革有一个完整、全面的思考。
说邓是改革者，那只能是是半吊子改革者，是有限改革者。人称“跛足改革”。所谓有限改革，那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而邓的经济改革，也是有限改革。邓力推市场经济，有功劳。但邓推行的市场经济是半市场经济，是官府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举，以官府经济为主导、主体，以市场经济作补充、作配角。原因是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邓的这一思想竟成为修订宪法的依据。宪法第六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是主导力量”。所以，邓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就限制市场经济了。扭曲的市场经济，2008、2009出现的“国进民退”等现象，其根源皆在于此。中国要推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必须修宪，删除宪法中这些限制民间经济的条款。
中共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令邓小平十分满意。对这个折中主义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国人至今没有看透。
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者之相悖上述已作了简单的提示。那么，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难道还有质疑吗？
“文革”结束之时，国衰民穷，百废待兴，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决策，顺应人民安定、脱贫的这一需要。作为一个执政者，面对十年动乱后的局面，稍有理智者，都会顺势作出这种安排，以得民心。但这种选择的正确性掩盖着局限性的一面，却迟迟为国人所不识。因为工作中心转移没有触及毛式极权体制的要害，没有将中国引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特别从毛泽东极权统治的惨痛教训这些视角加以思考，中国的问题，即中国1949年以来的贫穷与落后，挫折与倒退，其根源皆在于专制极权统治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破坏。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固然厌倦“阶级斗争”，固然企盼摆脱贫穷，但最渴望的是人的精神与思想的解放，由党奴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从1976年4月“四人帮”覆灭前夕爆发的天安门的“四五运动”，1978年5月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破除对毛的神化，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所喷发的民主主义呼喊，以及“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涌现的党内新思潮的冲击波，都说明，党内党外都集中火力在极力挣脱专制主义的镣铐！遗憾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心声。此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却成为邓小平以及后继者的治国纲领，实际上把中国民众继续锁定在毛泽东创立的极权体制的镣铐之中（当然，这一镣铐的某些环节已有所松弛）。三中全会这一决策的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明显。因此，对这次全会作出“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评价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邓专制的遗产
邓小平推翻“两个凡是”，竖立了“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和后邓的30多年中，中国的民主大业因此搁浅。
第一，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共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解放思想，对文革，对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冲破传统观念藩篱，提出新的见解。面对党内思想解放的局面，刚复出的邓小平，于1979年3月挺身而出，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说现在要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把理论界的思想扳回到传统的思维框架。
第二，1978年11月，北京出现了民间的自由论坛——西单民主墙。讨论问题广泛。邓小平开始没有表示反对。当魏京生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并提醒国人要警惕“新的独裁者”。邓立即下令取缔“民主墙”，并关押了魏京生、徐文立，判以十五年重刑。自由绽放的民主之花就这样被邓小平折断了。
第三，从1980年起，邓小平举起“反自由化”（包括“清除精神污染”）大棒，整整十年，一次又一次地扑灭思想解放的烈火。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决议》时，与会者主导性意见是不将“反自由化”写入决议。这使邓大为恼怒。邓十分生气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并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满口横蛮无理。胡耀邦因不能与邓同心协力反自由化，因而被邓非法罢黜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垂帘听政，乾纲独断，出现了新一轮的个人专制——邓专制。
第四，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了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文革动乱中，有人利用“四大”对无辜者进行诬陷栽赃、人身攻击，产生了恶劣后果。但鉴于中共对新闻舆论的垄断，公民利用这一形式，不失为提供了言论自由的一种空间。对于这一形式所出现的问题，管理者可以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并非不可防范。如西单“民主墙”，成为公民自由言论的集散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被叶剑英称赞为“是人民民主的典范”，为人们所怀念。
第五，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会者就建国以来重大事件讨论应予吸取的教训，自然涉及到毛泽东一系列的错误。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为邓专制铺路。两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为此，邓发表十多次谈话，终于扭转了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邓说：“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起草决议）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还说，决议通过以后，“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除了赞同否定“文革”，《决议》基本上没有涉及毛泽东主宰中国时期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自然谈不上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了。
第六，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策动军队血腥镇压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葬送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机遇。这是邓醉心于专制极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遗余力地“反对自由化”的必然结果。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因不同意邓小平武力镇压而被罢黜，并幽禁至死（也应当看到，在民运起来的较长时段中，赵紫阳没有亲临第一线，与请愿者对话，以缓解局势。缺乏历史担当，失却了作为总书记应尽之责）。这次邓小平又“赢”了。他认为，这次平息“动乱”，赢得了20年的稳定。事实证明，“六四”血案，导致中国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倒退。“六四”之后，改革逆转，思想回潮，特权膨胀，权贵崛起，民主自由被打入地下，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严家其、郭罗基等一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专制统治四面加固，八方防范。六四事件已过去23年了，中共背负这一沉重的包袱，尚未有平反谢罪之意，只能表示与民主潮流、与人民愿望的顽固对立。六四民运的挫折，构成邓专制时代中华民族最大的创伤。万众学子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绝食静坐，其理性，其热情，其秩序井然，其举国响应，可歌可泣，谱写了争民主、争自由最悲壮的乐章；而邓小平与同谋者的血腥镇压，则铸成了永不消弭的历史罪碑。
第七，六四之后，邓小平和中共元老将江山嘱托给两位末世守护人。后六四时代来临。对后邓的主政者来说，守住江山，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他们的神圣职责了。
怎样履行这一职责呢？他们的法宝是“维稳为纲”，即“稳定压倒一切”。所谓“维稳”，就是“维权”，维护摇摇欲坠的共产党的权力宝座。所谓“为纲”，就是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大局。江泽民因此提出，“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要把一切不利于共产党统治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江泽民任期内保住了共产党的江山，他因此是后邓的一个称职的党国领导人。哪怕他劣迹斑斑，都可不计。不要说政改靠边，即使是个大卖国贼，只要能保住党国江山就是一条好汉。
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党国大权却似捧到一颗定时炸弹。他走上权力顶峰，却没有一天不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共产党的江山可不能再我的手上丢掉啊，如同戈尔巴乔夫。他因此把“维稳”看成是党国、也是自己身家的生命线。他不断地加大维稳的投入，包括财力、人力和现代技术。至2011年维稳支出（也称公共安全预算）高达6244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这说明共产党的江山虽在，但气数已尽，除了以暴力来对付民众，已无别的招数了。舆论评说胡锦涛“不作为”。这些人或许不理解，能保住共产党的江山就是胡总最大的作为了。邓小平把大权预期承诺于他，就是希望他守住“一党专政”这个底线，而不是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胡主政十年，中国政改停滞了，倒退了。对胡锦涛来说，绝不会有失职之感。什么是“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是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胡总都守住了。他可称是一个称职的维持会会长。
第八，共产统治末世之时，一方面是主政者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保住共产党的权力，一方面是大小官僚们在这个最后的豪餐中疯狂地、争先恐后地贪腐，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敛财竞赛。须知，正是官僚们的为非作歹和末世守护人的“暴力维稳”，加速度地埋葬这个政权，陷入于“越维稳越不稳”的漩涡。他们都心知肚明，这个美好的时光已来日不多，于是将非法窃得的巨额财产和妻儿们尽快地转移到海外的安全地区，到时这些裸官们也借机纷纷逃亡异国他乡，与家人团聚，安享晚年。可是，在民间、在百姓那里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他们被称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还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呢！可是他们无权，无产，贫困线下挣扎着的民众还生活无着。住房，看病，上学，还有节节攀升的物价，如几座大山压得百姓们喘不过气。还有，他们的权益不时地遭到官府极其野蛮地侵犯。他们被宣称有知情权，有表达权，有监督权，等等。可是，当他们踏上“上访”之路时，就被截拦，被遣返，被禁闭，甚至被殴打。他们的“罪名”是破坏了稳定，影响了和谐。末世下的共产政权下，官场黑暗，公正沉默，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贫富悬殊，官民对立，矛盾激化，冲突频仍，整个国家如同火药桶，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轰然爆炸！国家的情况，确实到了如同列宁所说的，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民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这种末世景象比之文革末期更复杂，更糟糕，更可怕！
僵化的体制需要僵化的守门人。有评论写道，后六四时代党国体制已不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之辈。最佳的领袖人物正是：只顾眼前，不看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但是，僵化的体制不可能是固若金汤。无论是左派和右派，官场和民间，伸张正义者和图谋称雄者，不可能在这个体制下永远默默无言。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个体制发起挑战。这就是温家宝现象和薄熙来风暴出现的原因。
启动和推动政改，本来应该是总书记牵头的事。可是在党国一把手的眼里，压根没有“政改”二字。当温家宝代表党国的健康力量，在党内外、国内外一再呼吁政改，伸张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时，总书记冷眼旁观，不但不加附和，就連政治局常委们对温的正义呼声加以围攻时，总书记在一边也不加制止，亦不表态。可能总书记在思忖：搞政改与不搞政改，哪一个可以使共产党垮得慢一些？也可能在想，邓小平92年那个巡视南方所发表的重要谈话，并没有提“政改”嘛！
薄熙来呢？他有抱负，有野心。他藐视中央那些平庸之辈。派往重庆赴职之后，独树一帜，唱红打黑，无法无天，大开历史倒车，挟“重庆模式”向中央施压，大半中常委竟予“充分肯定”。薄返毛复古，搞极左那一套，实是“文革”的再造。薄的这番倒行逆施的表演引起国人的质疑与忧虑，可总书记在中南海却不动声色，不见他有什么反应，客观上为薄的极左表演为虎作伥，以致薄在2011年6月亲率500人把唱红“唱到北京去”。以胡总为首的中共核心班子似乎真是“集体无意识，永远不作为”。直到王立军事件的突发，鬼使神差地使薄的阴谋得以暴露，中央才发现中共内还潜伏“第二个权力中心”！此时胡总才下决心，以所谓“违反党纪”免去薄熙来的职务。薄被清除权力圈后，中共内部可能太平一阵子，但冲破僵局的更大风暴或许将席卷而来——如果老百姓从中共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
（未完待续）
邓小平：有限的改革者
众所周知，柏林墙曾把德国分割为东德和西德。柏林墙不只是一个地域的标志，它更是一个政治图腾。它标志两种制度的对立。这种隔离与对立长达40余年之久。虽然东德当局欺骗民众，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如何优越；但东德人却冒生命危险，冲过柏林墙的封锁，奔向西德，为的是解脱贫穷，更重要的，是为了解脱专制统治下非人的生活。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柏林墙行将坍塌之前，有一道墙凌空而降，那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1989至1991，共产极权统治风雨飘摇，其冲击波从中国到俄罗斯，直至东欧诸国。这次风波，引发苏东剧变，却没能使中国解套专制极权，转向自由民主。邓小平逆民主潮流，筑起了一道与宪政民主相隔断的高墙；就在这道高墙内，血腥地镇压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空前的民主运动。
1978年，邓小平推翻“两个凡是”，第三次复出主政。他称自己是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凭他的资质与一言九鼎的权威，尤其是当时中国涌动的民主大潮，邓是可以顺势做成结束毛式极权体制这件大事的。但是他放弃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他既然是毛核心的继承人，既然缺乏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储备，自然要守住毛泽东的一套道统，重奏毛的治国理念，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邓核心的本质是什么？是毛二世，是邓专制。他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邓控制党国之后持续十年的“反自由化”，不可能理解罢黜胡、赵两位贤明的治国领袖，也不可能理解“六四”对全国规模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
可是，邓核心却有一个桂冠，名噪海内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然而，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因为：
——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怎么可能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实主权在民、政府民选呢！
——坚持（毛氏的）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放弃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让民间经济放任发展呢！
……
邓小平说过，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就干。此言邓自己否定了对改革有一个完整、全面的思考。
说邓是改革者，那只能是是半吊子改革者，是有限改革者。人称“跛足改革”。所谓有限改革，那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而邓的经济改革，也是有限改革。邓力推市场经济，有功劳。但邓推行的市场经济是半市场经济，是官府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举，以官府经济为主导、主体，以市场经济作补充、作配角。原因是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邓的这一思想竟成为修订宪法的依据。宪法第六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是主导力量”。所以，邓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就限制市场经济了。扭曲的市场经济，2008、2009出现的“国进民退”等现象，其根源皆在于此。中国要推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必须修宪，删除宪法中这些限制民间经济的条款。
中共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令邓小平十分满意。对这个折中主义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国人至今没有看透。
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者之相悖上述已作了简单的提示。那么，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难道还有质疑吗？
“文革”结束之时，国衰民穷，百废待兴，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决策，顺应人民安定、脱贫的这一需要。作为一个执政者，面对十年动乱后的局面，稍有理智者，都会顺势作出这种安排，以得民心。但这种选择的正确性掩盖着局限性的一面，却迟迟为国人所不识。因为工作中心转移没有触及毛式极权体制的要害，没有将中国引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特别从毛泽东极权统治的惨痛教训这些视角加以思考，中国的问题，即中国1949年以来的贫穷与落后，挫折与倒退，其根源皆在于专制极权统治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破坏。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固然厌倦“阶级斗争”，固然企盼摆脱贫穷，但最渴望的是人的精神与思想的解放，由党奴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从1976年4月“四人帮”覆灭前夕爆发的天安门的“四五运动”，1978年5月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破除对毛的神化，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所喷发的民主主义呼喊，以及“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涌现的党内新思潮的冲击波，都说明，党内党外都集中火力在极力挣脱专制主义的镣铐！遗憾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心声。此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却成为邓小平以及后继者的治国纲领，实际上把中国民众继续锁定在毛泽东创立的极权体制的镣铐之中（当然，这一镣铐的某些环节已有所松弛）。三中全会这一决策的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明显。因此，对这次全会作出“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评价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邓专制的遗产
邓小平推翻“两个凡是”，竖立了“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和后邓的30多年中，中国的民主大业因此搁浅。
第一，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共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解放思想，对文革，对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冲破传统观念藩篱，提出新的见解。面对党内思想解放的局面，刚复出的邓小平，于1979年3月挺身而出，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说现在要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把理论界的思想扳回到传统的思维框架。
第二，1978年11月，北京出现了民间的自由论坛——西单民主墙。讨论问题广泛。邓小平开始没有表示反对。当魏京生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并提醒国人要警惕“新的独裁者”。邓立即下令取缔“民主墙”，并关押了魏京生、徐文立，判以十五年重刑。自由绽放的民主之花就这样被邓小平折断了。
第三，从1980年起，邓小平举起“反自由化”（包括“清除精神污染”）大棒，整整十年，一次又一次地扑灭思想解放的烈火。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决议》时，与会者主导性意见是不将“反自由化”写入决议。这使邓大为恼怒。邓十分生气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并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满口横蛮无理。胡耀邦因不能与邓同心协力反自由化，因而被邓非法罢黜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垂帘听政，乾纲独断，出现了新一轮的个人专制——邓专制。
第四，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了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文革动乱中，有人利用“四大”对无辜者进行诬陷栽赃、人身攻击，产生了恶劣后果。但鉴于中共对新闻舆论的垄断，公民利用这一形式，不失为提供了言论自由的一种空间。对于这一形式所出现的问题，管理者可以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并非不可防范。如西单“民主墙”，成为公民自由言论的集散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被叶剑英称赞为“是人民民主的典范”，为人们所怀念。
第五，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会者就建国以来重大事件讨论应予吸取的教训，自然涉及到毛泽东一系列的错误。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为邓专制铺路。两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为此，邓发表十多次谈话，终于扭转了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邓说：“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起草决议）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还说，决议通过以后，“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除了赞同否定“文革”，《决议》基本上没有涉及毛泽东主宰中国时期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自然谈不上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了。
第六，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策动军队血腥镇压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葬送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机遇。这是邓醉心于专制极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遗余力地“反对自由化”的必然结果。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因不同意邓小平武力镇压而被罢黜，并幽禁至死（也应当看到，在民运起来的较长时段中，赵紫阳没有亲临第一线，与请愿者对话，以缓解局势。缺乏历史担当，失却了作为总书记应尽之责）。这次邓小平又“赢”了。他认为，这次平息“动乱”，赢得了20年的稳定。事实证明，“六四”血案，导致中国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倒退。“六四”之后，改革逆转，思想回潮，特权膨胀，权贵崛起，民主自由被打入地下，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严家其、郭罗基等一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专制统治四面加固，八方防范。六四事件已过去23年了，中共背负这一沉重的包袱，尚未有平反谢罪之意，只能表示与民主潮流、与人民愿望的顽固对立。六四民运的挫折，构成邓专制时代中华民族最大的创伤。万众学子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绝食静坐，其理性，其热情，其秩序井然，其举国响应，可歌可泣，谱写了争民主、争自由最悲壮的乐章；而邓小平与同谋者的血腥镇压，则铸成了永不消弭的历史罪碑。
第七，六四之后，邓小平和中共元老将江山嘱托给两位末世守护人。后六四时代来临。对后邓的主政者来说，守住江山，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他们的神圣职责了。
怎样履行这一职责呢？他们的法宝是“维稳为纲”，即“稳定压倒一切”。所谓“维稳”，就是“维权”，维护摇摇欲坠的共产党的权力宝座。所谓“为纲”，就是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大局。江泽民因此提出，“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要把一切不利于共产党统治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江泽民任期内保住了共产党的江山，他因此是后邓的一个称职的党国领导人。哪怕他劣迹斑斑，都可不计。不要说政改靠边，即使是个大卖国贼，只要能保住党国江山就是一条好汉。
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党国大权却似捧到一颗定时炸弹。他走上权力顶峰，却没有一天不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共产党的江山可不能再我的手上丢掉啊，如同戈尔巴乔夫。他因此把“维稳”看成是党国、也是自己身家的生命线。他不断地加大维稳的投入，包括财力、人力和现代技术。至2011年维稳支出（也称公共安全预算）高达6244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这说明共产党的江山虽在，但气数已尽，除了以暴力来对付民众，已无别的招数了。舆论评说胡锦涛“不作为”。这些人或许不理解，能保住共产党的江山就是胡总最大的作为了。邓小平把大权预期承诺于他，就是希望他守住“一党专政”这个底线，而不是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胡主政十年，中国政改停滞了，倒退了。对胡锦涛来说，绝不会有失职之感。什么是“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是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胡总都守住了。他可称是一个称职的维持会会长。
第八，共产统治末世之时，一方面是主政者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保住共产党的权力，一方面是大小官僚们在这个最后的豪餐中疯狂地、争先恐后地贪腐，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敛财竞赛。须知，正是官僚们的为非作歹和末世守护人的“暴力维稳”，加速度地埋葬这个政权，陷入于“越维稳越不稳”的漩涡。他们都心知肚明，这个美好的时光已来日不多，于是将非法窃得的巨额财产和妻儿们尽快地转移到海外的安全地区，到时这些裸官们也借机纷纷逃亡异国他乡，与家人团聚，安享晚年。可是，在民间、在百姓那里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他们被称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还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呢！可是他们无权，无产，贫困线下挣扎着的民众还生活无着。住房，看病，上学，还有节节攀升的物价，如几座大山压得百姓们喘不过气。还有，他们的权益不时地遭到官府极其野蛮地侵犯。他们被宣称有知情权，有表达权，有监督权，等等。可是，当他们踏上“上访”之路时，就被截拦，被遣返，被禁闭，甚至被殴打。他们的“罪名”是破坏了稳定，影响了和谐。末世下的共产政权下，官场黑暗，公正沉默，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贫富悬殊，官民对立，矛盾激化，冲突频仍，整个国家如同火药桶，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轰然爆炸！国家的情况，确实到了如同列宁所说的，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民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这种末世景象比之文革末期更复杂，更糟糕，更可怕！
僵化的体制需要僵化的守门人。有评论写道，后六四时代党国体制已不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之辈。最佳的领袖人物正是：只顾眼前，不看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但是，僵化的体制不可能是固若金汤。无论是左派和右派，官场和民间，伸张正义者和图谋称雄者，不可能在这个体制下永远默默无言。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个体制发起挑战。这就是温家宝现象和薄熙来风暴出现的原因。
启动和推动政改，本来应该是总书记牵头的事。可是在党国一把手的眼里，压根没有“政改”二字。当温家宝代表党国的健康力量，在党内外、国内外一再呼吁政改，伸张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时，总书记冷眼旁观，不但不加附和，就連政治局常委们对温的正义呼声加以围攻时，总书记在一边也不加制止，亦不表态。可能总书记在思忖：搞政改与不搞政改，哪一个可以使共产党垮得慢一些？也可能在想，邓小平92年那个巡视南方所发表的重要谈话，并没有提“政改”嘛！
薄熙来呢？他有抱负，有野心。他藐视中央那些平庸之辈。派往重庆赴职之后，独树一帜，唱红打黑，无法无天，大开历史倒车，挟“重庆模式”向中央施压，大半中常委竟予“充分肯定”。薄返毛复古，搞极左那一套，实是“文革”的再造。薄的这番倒行逆施的表演引起国人的质疑与忧虑，可总书记在中南海却不动声色，不见他有什么反应，客观上为薄的极左表演为虎作伥，以致薄在2011年6月亲率500人把唱红“唱到北京去”。以胡总为首的中共核心班子似乎真是“集体无意识，永远不作为”。直到王立军事件的突发，鬼使神差地使薄的阴谋得以暴露，中央才发现中共内还潜伏“第二个权力中心”！此时胡总才下决心，以所谓“违反党纪”免去薄熙来的职务。薄被清除权力圈后，中共内部可能太平一阵子，但冲破僵局的更大风暴或许将席卷而来——如果老百姓从中共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