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为难”的欧洲
2008年以来，从美国开始出现、而在欧洲更持续发作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种种救助方案的努力后，因为2012年的一系列选举似乎变得更加风险莫测。
此前的一系列救助措施都是以紧缩财政、削减赤字、收缩福利、缓解债务危机为中心，但是今年欧洲各国的几次选举，基本都是主张继续“削赤减债”的原执政者败选，而主张改变紧缩政策的左翼党派获胜。法国的奥朗德取代萨科齐后，已经放风要改变紧缩政策，以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希腊大选后原来赞成紧缩并且对欧元区和国际救助方做过重要承诺的几个主要政党都败选，而反对紧缩、主张推翻承诺的左翼联盟力量上升，但却仍然不足以当选，致使希腊出现政府危机，不得不重新大选，原先承诺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希腊因“不负责任地吃垮欧洲”而被赶出欧元区的危险也大为增加。
尽管希腊人既不愿紧缩和兑现承诺，更不愿退出欧元区，失去这棵遮阴的大树而被“危机的烈日烤干”。希腊在要么忍受紧缩、要么被迫“退欧”的两难下，民调和选情也在摇摆不定，即将举行的重新大选结果也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即便主张紧缩的党派能够保住执政地位，也必然是赢得十分勉强，必须向反紧缩的民意做出妥协。更何况即便不做妥协仍然坚持原有政策，由于此次政情反复也必然会影响希腊原来已经非常糟糕的信用，从而增加借债成本和走出危机的代价。相反，即便反对紧缩的力量能够上台，他们又如何应付“退欧”的前景呢？
而反对继续紧缩的民意也不止体现于法国和希腊。在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意大利、葡萄牙等地中海国家，本来主流的左右翼政党在紧缩问题上持有脆弱但基本的共识，但他们现在也面临严重的压力，未来的大选可能会重演法国、希腊的故事。而在欧元区反危机的主要动力源、欧盟和欧元区的“法德轴心”，原本两国右翼政府达成的以“削赤减债”反危机的共识，在法国左翼政府上台后也出现变数。而德国的默克尔政府本身日子也不好过，不久前在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选举中大败。尽管这个传统制造业衰落中的“夕阳州”历来比较“左”，右派败选并不意外，可是丢票的幅度之大还是很惊人，失去这个大票仓后，在下次大选中德国发生左右易位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了。
这一切都表明了民主制度下的欧洲民众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显然，改变此前的“削赤减债”战略，会给此前的反危机努力成效蒙上阴影。但是笔者在这里并不想只站在“右派”立场上去看问题。抛开“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自由竞争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这两种传统的“左右”主张在其他方面的利弊和整体上的是非不谈，仅就西方、尤其是欧洲目前具体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言，解决的思路在逻辑上的确也有两条：一条是紧缩开支，减少消费，尽量少借些钱；另一条则是用扩大开支来刺激增长，尽管钱不会少借，但可以指望经济增长会增加偿还能力。这两条思路基本就是如今“右派”与“左派”分别提倡的。
然而这两条路要走得通，都需要一些其他条件，而在不同的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很不一样。例如，今天希腊与法国的“左摆”其实有不同层次的诉求：面临破产的希腊人要求增加政府开支其实只是想缓解燃眉之急，挽救他们享受多年而如今正在崩溃的福利体制，希腊人还不怎么顾得上考虑促进经济增长。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的法国，奥朗德政府的口气似乎并非只顾眼前，他表达的雄心壮志是想通过重拾凯恩斯主义这一招提振法国经济，唤醒“高卢雄狮”，重温大国宏图。但问题在于，如今的西方不像投资过旺而消费不足的中国，逻辑上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促增长，西方的问题是相反的，即消费多生产少，通过扩大开支的凯恩斯思路来提振经济，是必须以增加投资、而不是增加消费为主要途径的。但是左派想避免削减福利，就必须增加税收，主要是增加“削富济贫”的税收，而这样的增税恰恰会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转移本来就难以控制，增税太多不仅难以刺激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还可能把已有的投资都赶跑了，这怎么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而如果不增税，放松紧缩扩大开支的结果不是会把债务窟窿弄得更大吗？搞得不好，资本跑掉债务增加，到头来法国自己都难免会“地中海化”甚至“希腊化”，更何谈去挽救希腊？
那么，是不是维持原有的“右派”紧缩政策就是反危机的不二法门？的确，就事论事而言，如果原来已经在执行紧缩的纲领，在还没有显示效果时又仅仅由于政治原因改弦易辙，政策没有适当的连续性，无论左还是右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从这一点讲，如今他们的“猛回头”对反危机并不是好事。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右派的政策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下，紧缩开支的政策要牺牲民众的基本福利那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去年秋冬之际在法德待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他们的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已经顾不得面子，除了协和广场还有喷泉、埃菲尔铁塔还有景观灯外，从凡尔赛、凯旋门到卢浮宫，巴黎几乎所有的喷泉都不喷水，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说是政府没钱了。但是老百姓的福利是动不得的，省钱的第一步就得不顾面子了，这与像朝鲜那样的国家老百姓可以饿死，但国家摆谱的花销绝不能少，是截然相反的。
省下这点面子钱对于庞大的赤字窟窿当然管不了什么用，政府不过是向民众表明他们尽力了，希望民众也配合而已。像法国那样还过得下去的国家，高福利制度是很难有实质性改变的。尽管萨科齐当年就是以治疗“高福利病”为号召，赢得了痛感积弊的法国人的选票，但是真要动福利，法国人也很难接受。这就像当年的撒切尔夫人，她也是以批评“福利国家”而当选的，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但是经过7年“撒切尔革命”后，1985-1986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长了31·1%.以至于1987年大选时保守党人抱怨道：尽管谁都知道“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但在8年改革后这一体制“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按：指撒切尔夫人宣称的向高福利宣战）”。萨科齐其实正是重演了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故事。
但是，“右派”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抵制“大政府”，他们可以减税，至少是阻止增税，这倒是老百姓欢迎的。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绝对减税当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对减税即阻止赋税进一步升高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是右派最招人喜欢的一点。这次萨科齐与奥朗德对决时，奥朗德要增税而萨科齐反对仍然是后者可用的一招。在通常情况下老百姓是欢迎减税的，正如他们欢迎增福利。不仅给穷人（他们通常根本就免税）和普通民众减税受欢迎，就是给企业甚至大企业减税也是人们欢迎的——我们不要以为“阶级矛盾”就会使多数人赞成无限制的“劫富济贫”，民主国家的多数人一般都明白税收过高会压抑投资，妨碍就业，对自己并无好处。如果减税不导致降低福利又可以增加就业，他们何乐不为？但是萨科齐又要减福利，他们就不干了。权衡利弊，他们这次选了奥朗德。但是他们是要奥朗德保福利，并不是欢迎增税本身。而增税导致的痛苦感又会成为右派下次卷土重来的基础，特别是在增税影响投资和就业、而福利又不能解决问题（几乎可以如此预言奥朗德政策的未来）的情况下。可以肯定，未来右派在竞选时，减税仍然会是一张大牌。然而，减税容易减福利难，也仍然会是从撒切尔夫人到萨科齐的政策走不下去的一大原因。
“反向的尺蠖效应”仍在继续
笔者在几年前危机发生之初就指出：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要得势，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称之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如此往复循环，债务窟窿就难免越来越大，终于导致塌陷的大祸。
换言之，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张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继续运转是两回事，现在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这样搞，它还能走到今天？民主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没有今天那种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国经济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是玩不了几天的，而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傻瓜，他们感到出了问题就会改变。事实上，民主国家历史上民众接受增税与接受减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我以后还要提到，在一些东欧国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众愿意减福利的。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内“主旋律”大力挖掘东欧（现在应该叫“新欧洲”）国家受到危机打击的“惨状”以证明他们当初就不该“剧变”的宣传下，如果我们观察事实，就会看到在如今的欧元区内，“新欧洲”抗击危机的能力总的来看好于老欧洲。在“债务危机”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欧元区国家大部分是“新欧洲”国家——欧元区负债率在《马约》红线以下的五国中有三国属于新欧洲，而他们也是负债率最低的四国中之三国。
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的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国际市场，都是这样发生的。
这次“欧债危机”就是这样积弊而成的。我曾指出：今天欧洲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选择，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欧洲选举表明，“逆水”中的欧洲“进”则举步维艰，“退”则后果严重。这一次的左右轮替，其实仅就“左”“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义并不大，欧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轮替的“政治钟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谁战胜谁”。但是正常状态下应当是“天平效应”下的摆动，在单纯经济全球化时代却越来越变成了“反向尺蠖效应”下的摆动，今后的左右轮替能否恢复天平效应的常态（即财政相对平衡前提下“高税收高福利”与“低税收低福利”的轮回），还是仍然在“反向尺蠖效应”下积累旧弊（左派能增福利难增税，右派难减福利易减税，导致财政越来越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笔者不太关心此次上台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关心这种轮替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看起来不太乐观。
深层的社会影响
除了财政-债务方面的“反向尺蠖效应”外，深入分析还会发现，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还会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我们知道，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内差距扩大的结果。后者主要是对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的发达国家而言。我们知道，发达民主国家100多年来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平等方面进步巨大，劳资生活差异和贫富差距在缩小，基尼系数、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降低。对于这些成就，左派总是强调民众运动、工农组织、民主压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右派总是强调自由经济中要素稀缺格局发生变化的效果，即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契约中总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据谈判优势。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是截然互斥的。100多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平等尤其是劳资关系的进步，其实是民众、劳工维权运动压力和资本积累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的综合结果。
但是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所谓西方“资产阶级专政”之说莫名其妙，这几十年来西方弱势阶层的民主权利其实有增无减，强势者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其实越来越困难（至少比“低人权国家”要困难得多）。但是这盖不住因全球化带来的他们经济谈判实力的下降。
而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初始分配差异的扩大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中的资本外流又导致税基萎缩，国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下，资本流出后就不再对本国福利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而这个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来弥补。发达国家的透支越来越厉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就福利制度本身来讲，的确也容易形成依赖：越是在高福利体制下，依赖福利而不努力寻求就业的“自愿失业”现象越突出，因此在其他条件相仿时，这些国家往往会有更高的失业率。而就业率低导致初始分配差异更大，就更依赖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平等。欧洲的高福利国家社会高度平等，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美国（更不用说低于低人权国家），这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大亮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许多这类国家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美国，不搞高福利也确实不行。这一问题加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等因素，福利国家本来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全球化条件下“反向的尺蠖效应”使这些问题更加激化了。
中国应该反全球化吗？
这自然在中国也引起了严重的不满。于是“反全球化”思潮也传入了我国，尤其是力主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左派”朋友那里很容易找到知音。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
我曾经提出西方现在对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殖民”更非“文化殖民”，而是“问题殖民”，即让中国人把他们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左右两边都存在。例如一些“右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右派反福利，一些“左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左派反自由。但在一个“福利自由双低”的国度，这样做对他们各自的理念而言实在是南辕北辙。
而就全球化而言也是如此，前面说过西方的左派“反全球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确实是降低了他们劳工的谈判地位。但是，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流出的中国来说，其逻辑导向本来应该完全相反：如果纯就经济因果而言，这样的流动应该在中国导致资本趋于相对过剩，劳动趋于相对稀缺，这本来应该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造成一个“中国劳工趋同西方劳工”的走向，而不是仅仅有“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应该说这一走向也不是完全不存在。这些年来我国劳工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都有不少进步。有人认为这应该感谢政府，可是我认为最近广东的汪洋书记讲得对：“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如果要从机制上讲，这种变化与上面讲的全球化中“要素稀缺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与西方是反向的）倒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问题在于这一走向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中国富豪攀比西方富豪”的走向却比逻辑上应有的更加凸显。这就要归因于政治体制了。这种体制人为压制了劳工和其他弱势者的市场谈判权利。
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的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在中国，民主福利国家是有待建立的问题，在西方则是建立了却面临危机、难以为继的问题。全球化无疑加深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但并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样影响。一般地讲，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这对任何体制下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都会带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冲击（当然也是机遇），并非只有福利国家才会碰到这种问题。如前所述，东欧、印度的全球化就没有对福利国家体制造成特别的冲击。只有资本从“高人权”国家向“低人权”国家的转移（以及性质类似的、由“低人权优势”生产的商品对高人权地区的大量输出），才是对民主福利体制的特殊打击。
问题恰恰在于：如今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人权（如劳工权益）并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场层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劳动与土地的全球市场更谈不上。而没有全要素的市场，部分要素的流通就会存在扭曲。例如资本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以谋求最大回报，而劳工则不可能摆脱国界的约束在全球打工并寻求高回报，这意味着全球化给资本与劳动提供的机会极不平等，即使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全球化也有极大缺陷。十多年前我曾讨论过这一点。后来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对我们开放移民，我们就不对他们开放投资。其实不要说开放移民近乎废除国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条件下那些不仅低工资而且低人权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马上会冲垮流入地的社会主义即福利制度（倒是资本家看到这么多廉价苦力涌入，肯定偷着乐），这与“左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其实他们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与资本的全球化，并非真想推进劳动全球化。
事实上，即便迁徙自由如美国国内，一些高福利城市（无论是蓝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弗林特，还是白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圣莫尼卡）也有某种形式的迁入限制。我国过去那些还有点福利的城市与几乎无福利的乡村间那种森严的身份壁垒，更是众所周知。而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国界实现了人员、劳务自由流动的地方，例如加入了申根协定的欧盟各国，则首先都各自实现了大体一致的人权标准，包括劳工权益标准。尽管这些国家仍有穷富之别，工资标准并不一致，但申根协定并未导致各国福利制度的崩溃。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人权标准相当，并不等于工资标准一致，前者意味着人们有讨价还价的同等权利（包括集体谈判，也包括被治者与治者关于委托-代理、税收-福利、权力-责任等方面的约定权），而后者意味着规定同样的价码。市场经济与后者相冲突——既是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统一划死，但与前者相容——市场就是讨价还价之场嘛。
人权标准相当也不等于废除国界和移民自由。没有加入申根协定的英国与申根国家之间人权标准几乎一致，但国界还是很严格。当然两者也有联系：人权标准相当，是淡化国界、实现移民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人权标准不同就不可能有申根协定，但人权标准相当的国家基于种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未必就会缔结与加入这种协定。可以说前者较易，而后者很难，连前者都不做，是没有资格奢谈后者的。
总之，只有片面的“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商品、资本全球化）而没有人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确严重地打击了社会主义。而重树铁幕、连这种片面全球化也取消（且不说这可不可能）虽然也许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却完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会恶化中国劳动者的处境。而消除国界、实现人员与劳务的全球化，不要说完全不现实，即便可能，如果没有人权基础也会首先搞垮社会主义。
而在市场全球化的同时推进人权的全球化，接受国际公认的现代人权标准，包括公民权与劳工权利标准，则是使全球化有利于、至少无害于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这种“双重全球化”第一与市场全球化相容，不需要徒劳无益地抵制全球化；放弃了“低人权优势”的中国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低成本优势，仍能在全球化格局下保持至少不亚于印度的竞争力。
第二它在维持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梯次发展效应的同时，能促进制度的改进，至少能够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竞争压力下大家都不得不向“低人权”制度看齐的弊端。
第三它不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冲击最小，而且有助于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像如今那样：在西方搞垮福利制度，在中国遍布“血汗工厂”。
第四它并不要求淡化国界，不会严重冲击现存民族国家体制，因而比较现实可行；但同时它又为将来条件成熟时克服民族国家体制的弊病、实现欧盟式的超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条件，直至为走向全球民主与“英特纳雄耐尔”提供发展余地。
宪政民主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
而就西方而言出路何在呢？
西方的出路当然只能他们自己找。不过，在单纯“经济全球化”导致“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这种大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但是要谈到局部的改革的话，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选择是可以考虑、而现在他们似乎考虑不够的。当然是否如此着重还得看他们。
这第一招是在“群己权界”的调整中适当收缩“群界”，不必去反对福利国家，但完全可以限制议会的权力，即立法禁止议会通过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超标”（例如可以参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洲标准”：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不合理预算。换言之，民众通过“代议士”当家作主，但主人也必须负责任，想要高福利就必须接受高税收，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适当限制议会权力本是民主制度的通例，例如很多民主国家都以宪法规定议会不得取消言论自由。而上述限制本来也是符合常识的，否则也不会列入《马约》。以往在没有全球化的时代，由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根本玩不久，基于其他常识议会一般也不会这么不负责任。但全球化时代就不同了，《马约》之所以设立上述门槛就是看到“全欧化”带来一国议会不负责任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在欧洲一体化没有包括主权层面、《马约》也没有变成“欧洲合众国宪法”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在形成“超国家民主”之前那些高度参与全球化游戏的民主国家有必要把它列入宪法来约束自己。
第二招就是废除“防止双重征税”的规定，使“双重征税”合法化，通过这种办法适度约束资本流动，要比搞贸易保护、通过传统的关税壁垒限制商品流通更为合理。在人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国国民努力（姑且不去争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家的努力）形成的资本转移到别的国家，尤其是转移到成本畸低的“低人权国家”，会使本国损失就业机会、增加福利需求。但是“防止双重征税”又会导致税基流失。两相夹击，是使发达民主国家走向无限制透支道路的一大因素。不应该行政限制资本流动（对于资本流入国的劳动者尤其如此，理由如上所述），但是资本追逐低成本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应该对母国的社会公益有所补偿。当然它也应该对流入国尽公共义务。如果它希望既追逐低成本又不愿增加税赋，当然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整个公司作为法人、甚至所有者作为自然人都迁入流入国，完全成为流入国的公司（因而也就没有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从而承担“低人权国家”的产权风险。不能既在民主法治国家注册享受其产权保护同时却无需纳税，又享受“低人权国家”的畸低成本带来的额外收益。
总之，如今深度与广度都大为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与全欧化）确实给一国主权下的宪政民主机制出了难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宪政民主机制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政治一体化（欧盟本来就是想向这一方向发展，欧元区设计的制度缺陷如果按如今一些设计者的说法，也是想让这种缺陷成为加速形成“欧洲合众国”的一种“倒逼”压力。当然现在看来他们显然过于乐观了，没有考虑到“逼”不出“欧洲合众国”反而逼死了欧盟的风险）。但是在这个根本问题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改进制度设计，降低如今这种纯经济向度的全球化带来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民主仍然是世界潮流，但也必须与时俱进
这个世界上历来有很多人为专制唱赞歌，有关“理论”代代不绝：从最古老的神化王权、皇恩浩荡，到最新式的什么“中性专制”、“有限任期独裁”。要驳斥这些东西并不困难，必要时我们可以另写东西。但这里要说的是：真要有效地推进宪政民主，也不能把宪政民主浪漫化。这种机制并不完美，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还会不断碰到新问题、新挑战。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文明一定战胜野蛮，历史上民主制度的衰败（不含那些民主诽谤者渲染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失败）不止一次，古代在希腊、近代在欧洲也多次有过专政战胜民主的教训，没有理由认为今后就不再可能出现类似悲剧。民主国家必须好自为之。
同时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要看清一点：欧洲国家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中的民主制”逻辑上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如果能真正走向政治一体化，能够避免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国家化的冲突），或者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二者只要缺一，都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样的事态恰恰表明，欧洲的民主绝不是什么虚伪的民主。如果只是在“民主”的外衣下搞独裁制或寡头制，不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大多数”，而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皇上，或者讨好一小撮为富不仁者，那即便在民族国家条件下欧洲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有近代以来民主国家的辉煌。而那些左右派都无需讨好老百姓、只需看皇上或寡头们脸色的国家，是不会出现如此“奢侈”的问题的——犹如饥民不会患上肥胖病。但是这些国家有其更为深刻的大弊。而在解决这些大弊方面，欧洲总是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的。后面我们将展开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