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2010年底，突尼斯一名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在街头的自焚事件，就像野火燎原般席卷了数个北非和中东国家。这场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第四次民主化”的社会运动，不仅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威权整体垮台，而且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约旦、叙利亚、伊拉克、沙特、巴林、也门、阿曼、以及伊朗等国家都引起了反政府示威活动。茉莉花效应不仅在北非和中东国家持续发酵，而且也向外扩散至其他大陆，例如中国等。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一些中国的民运人士也希望效法突尼斯和埃及模式，对抗中国的威权统治。这些民运人士前后多次通过网络号召民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主要广场，以聚会、散步和围观等方式进行集结。中国政府也布置了大量警力维持治安，并加强对网络与媒体的监控，甚至与那些散步者及采访的国外记者发生了冲突。
在中东和北非形成燎原之势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只是溅出了几个火星，火星随即就被“消防队”扑灭了。若探讨这其间差异的原因，首先能想到的是威权政权的不同，中东的威权怎能和中国的相比，中国的现政权不是一次政变的结果，而是数十年武装战争的结果，而且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直至天安门事件，中共政权在“防灾灭火”上早就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本领，这些又岂是中东和北非国家所能相比？但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显而易见不是全部原因。茉莉花革命虽没在中国燃起熊熊大火，但它给我们民主化事业留下的启示却能让我们看到另一些原因。
一、宗教的作用
虽然在媒体的报道中，均极力淡化作为宗教团体的最大反对力量，伊斯兰主义团体的影响，甚至一些学者认为“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中最显著的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明显缺席”。但在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烈的社会中，宗教与社会运动之间是不可能没有关系的。在革命之后，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七成的埃及民众对伊斯兰主义团体“穆斯林兄弟会”持正面看法。另据国际危机团体的调查报告，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革命中的参与是很重要的，据该团体估计，第一天参与的穆斯林兄弟会人数约占20%-25%，但最后一天的比例却高达50%。
宗教力量在茉莉花革命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运动的坚持和持续发力上。宗教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西方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基督教改革和对基督的信仰。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调查的时候也得出结论，民主和宗教是朋友，在民主的长期发展的作用中，宗教有决定性的因素，宗教是维持民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维持繁荣的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宗教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中国历史上但凡成规模的、较为长久底层抗争也都与一定的宗教信仰有关，如太平道、白莲教、弥勒教、明教、拜上帝会等。信仰是坚持到底的力量来源，也是冲破畏惧的背后支撑，更是对底层进行动员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茉莉花革命发生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其宗教提供的背后力量是任何渴求民主的中国人所不应忽视的。
反观中国现在的宗教资源，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据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教授的调查，中国基督徒人口大概在一亿多，并据河南家庭教会自己的统计，河南是一亿人口， 基督徒一共达到了1740万， 占到了河南人口总数的15%以上。基督教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 而且新教的教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地区性的社会组织，使得教徒学会了管理、领导、吸收资源的本领，从而推动了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社会运动的出现。新教也推动和产生了自愿者组织。 例如，有关方面统计，仅在汶川大地震中，基督教（以家庭教会为主）自愿去的救援人员达到63万（全社会100万），并捐款115亿（整个中国社会的捐款一共1000亿）。基督教家庭教会在这个活动中成了一个组织完好而且效率很高的志愿者组织，这种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出现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产生了间接的推动。
伊斯兰教之于茉莉花革命的影响启示我们基督教之于中国民主化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个影响现在还只是背景式的，即在基督教理念的基础上，个人思维、道德及行动有所变化。 但相比较于中国的规模，基督教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显然还不足以成为能直接推动民主发展的实体力量。在这个信念坚定、能够持续发力的实体力量出现之前，中国式街头抗议的“昙花一现”将极有可能继续下去。
二、左翼力量的作用
茉莉花革命本身是追求民主、反对威权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革命，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参与力量却是左翼社会主义团体。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参加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运动中，表面看有些矛盾，但结合到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社会背景，却又顺理成章，而且对中国的启示尤其大。
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它既和马克思主义有关，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左翼社会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曾经是敌人，但过去数十年间，二者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不仅关系开始缓和，而且也产生了策略上的合作关系。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中，尽管二者都有不同的算计，但在威权面前的合作关系却是得到双方认同的。其认同的基础是，对政权贪污腐败的失望和不满，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特别是对于左翼社会主义力量而言，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逻辑，因此要改变这些现象，唯有根本转变资本主义的政经体制，而西方世界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因此这些左翼社会主义团体对既存政权的敌视也得以顺理成章地与反西方与反美国霸权思想在行动上予以结合。
北非和中东地区左翼社会主义团体的思想和作为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的左派势力。中共成立以来主导的革命被统称为共产主义革命，左派思想和左派力量在中国有着天然的基础。而且，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完全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逻辑来加以解释。众多的社会问题在左派的眼里，就是西方世界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谓“汉奸”）的扩张与积累所导致的。在利益受侵害的弱势群体的眼里，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权益，最简单和最熟悉的就是寻求左翼强人的拯救（如重新崇拜毛泽东）。这同时也成为了左翼在这几年快速发展的主要基础。
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以后，左翼受到了打压。许多人为之欢呼，以为对左翼的打压就等同于对自由和民主的认同，并一度乐观地以为，左翼大后台薄熙来的倒掉是开启民主化的契机。然而茉莉花革命启示我们，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左翼的受压，首先是现政权的对立面的被削弱，继之而起的是威权的更加强势。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变局可能和实际正好相反，邵阳李旺阳的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长期以来，中国的左右翼间虽然有坚实的共同基础（对现政权的失望和对众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却不仅从没有展开过合作，而且互相敌视，以至于一方蒙难后，另一方欢呼，完全没有战略和策略上的考量。
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是一个超大型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是北非和中东等小国所不能比的。但茉莉花革命给我们的启示却值得深思。中国的现政权和北非中东等国虽在规模上差别较大，但在性质上却有许多相似性，对它们而言无所谓信仰和左右，它们只是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寡头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对立面却分信仰和左右，若因为这些原因而合作不起来，那么寡头集团的威权统治就不会遇到大的挑战。
2010年底，突尼斯一名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在街头的自焚事件，就像野火燎原般席卷了数个北非和中东国家。这场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第四次民主化”的社会运动，不仅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威权整体垮台，而且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约旦、叙利亚、伊拉克、沙特、巴林、也门、阿曼、以及伊朗等国家都引起了反政府示威活动。茉莉花效应不仅在北非和中东国家持续发酵，而且也向外扩散至其他大陆，例如中国等。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一些中国的民运人士也希望效法突尼斯和埃及模式，对抗中国的威权统治。这些民运人士前后多次通过网络号召民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主要广场，以聚会、散步和围观等方式进行集结。中国政府也布置了大量警力维持治安，并加强对网络与媒体的监控，甚至与那些散步者及采访的国外记者发生了冲突。
在中东和北非形成燎原之势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只是溅出了几个火星，火星随即就被“消防队”扑灭了。若探讨这其间差异的原因，首先能想到的是威权政权的不同，中东的威权怎能和中国的相比，中国的现政权不是一次政变的结果，而是数十年武装战争的结果，而且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直至天安门事件，中共政权在“防灾灭火”上早就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本领，这些又岂是中东和北非国家所能相比？但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显而易见不是全部原因。茉莉花革命虽没在中国燃起熊熊大火，但它给我们民主化事业留下的启示却能让我们看到另一些原因。
一、宗教的作用
虽然在媒体的报道中，均极力淡化作为宗教团体的最大反对力量，伊斯兰主义团体的影响，甚至一些学者认为“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中最显著的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明显缺席”。但在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烈的社会中，宗教与社会运动之间是不可能没有关系的。在革命之后，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七成的埃及民众对伊斯兰主义团体“穆斯林兄弟会”持正面看法。另据国际危机团体的调查报告，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革命中的参与是很重要的，据该团体估计，第一天参与的穆斯林兄弟会人数约占20%-25%，但最后一天的比例却高达50%。
宗教力量在茉莉花革命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运动的坚持和持续发力上。宗教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西方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基督教改革和对基督的信仰。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调查的时候也得出结论，民主和宗教是朋友，在民主的长期发展的作用中，宗教有决定性的因素，宗教是维持民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维持繁荣的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宗教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中国历史上但凡成规模的、较为长久底层抗争也都与一定的宗教信仰有关，如太平道、白莲教、弥勒教、明教、拜上帝会等。信仰是坚持到底的力量来源，也是冲破畏惧的背后支撑，更是对底层进行动员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茉莉花革命发生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其宗教提供的背后力量是任何渴求民主的中国人所不应忽视的。
反观中国现在的宗教资源，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据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教授的调查，中国基督徒人口大概在一亿多，并据河南家庭教会自己的统计，河南是一亿人口， 基督徒一共达到了1740万， 占到了河南人口总数的15%以上。基督教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 而且新教的教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地区性的社会组织，使得教徒学会了管理、领导、吸收资源的本领，从而推动了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社会运动的出现。新教也推动和产生了自愿者组织。 例如，有关方面统计，仅在汶川大地震中，基督教（以家庭教会为主）自愿去的救援人员达到63万（全社会100万），并捐款115亿（整个中国社会的捐款一共1000亿）。基督教家庭教会在这个活动中成了一个组织完好而且效率很高的志愿者组织，这种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出现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产生了间接的推动。
伊斯兰教之于茉莉花革命的影响启示我们基督教之于中国民主化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个影响现在还只是背景式的，即在基督教理念的基础上，个人思维、道德及行动有所变化。 但相比较于中国的规模，基督教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显然还不足以成为能直接推动民主发展的实体力量。在这个信念坚定、能够持续发力的实体力量出现之前，中国式街头抗议的“昙花一现”将极有可能继续下去。
二、左翼力量的作用
茉莉花革命本身是追求民主、反对威权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革命，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参与力量却是左翼社会主义团体。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参加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运动中，表面看有些矛盾，但结合到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社会背景，却又顺理成章，而且对中国的启示尤其大。
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它既和马克思主义有关，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左翼社会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曾经是敌人，但过去数十年间，二者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不仅关系开始缓和，而且也产生了策略上的合作关系。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中，尽管二者都有不同的算计，但在威权面前的合作关系却是得到双方认同的。其认同的基础是，对政权贪污腐败的失望和不满，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特别是对于左翼社会主义力量而言，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逻辑，因此要改变这些现象，唯有根本转变资本主义的政经体制，而西方世界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因此这些左翼社会主义团体对既存政权的敌视也得以顺理成章地与反西方与反美国霸权思想在行动上予以结合。
北非和中东地区左翼社会主义团体的思想和作为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的左派势力。中共成立以来主导的革命被统称为共产主义革命，左派思想和左派力量在中国有着天然的基础。而且，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完全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逻辑来加以解释。众多的社会问题在左派的眼里，就是西方世界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谓“汉奸”）的扩张与积累所导致的。在利益受侵害的弱势群体的眼里，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权益，最简单和最熟悉的就是寻求左翼强人的拯救（如重新崇拜毛泽东）。这同时也成为了左翼在这几年快速发展的主要基础。
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以后，左翼受到了打压。许多人为之欢呼，以为对左翼的打压就等同于对自由和民主的认同，并一度乐观地以为，左翼大后台薄熙来的倒掉是开启民主化的契机。然而茉莉花革命启示我们，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左翼的受压，首先是现政权的对立面的被削弱，继之而起的是威权的更加强势。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变局可能和实际正好相反，邵阳李旺阳的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长期以来，中国的左右翼间虽然有坚实的共同基础（对现政权的失望和对众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却不仅从没有展开过合作，而且互相敌视，以至于一方蒙难后，另一方欢呼，完全没有战略和策略上的考量。
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是一个超大型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是北非和中东等小国所不能比的。但茉莉花革命给我们的启示却值得深思。中国的现政权和北非中东等国虽在规模上差别较大，但在性质上却有许多相似性，对它们而言无所谓信仰和左右，它们只是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寡头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对立面却分信仰和左右，若因为这些原因而合作不起来，那么寡头集团的威权统治就不会遇到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