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标题会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和嘲讽，原因在于人们通常理解的“平衡机制”是特指被法规定了的“分权机制”——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民没有多大关系。例如，被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三权分立”，就是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避免出现绝对权力的机制。
毋容置疑的是，分权、权力的制衡是被西方民主社会证明了的“好”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好”之所有被固定，被接受，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原因。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被固定了的“好”的存在的真实原因。了解的目的是想搞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平衡机制”是否像表面所展示的那样，仅仅是权力之间的事？其二，“平衡机制”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偏差？
一、“平衡机制”是否像表面所展示的那样，仅仅是权力之间的事？
历史总会是对“伟人”有异常浓厚的兴趣，由此，每一个追求某种信仰的人总是努力的想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还不仅如此，社会也在营造这种氛围，什么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一种权威，成功是名垂千史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能由“伟人”，“智者”来编纂、解释、确立。
要了解“平衡机制”产生的原因，即为什么这种机制有能力取代绝对权力？一种观点认为，是“智者”的创造。这些人这样的解释历史：“权力制衡”的理念及实现应归功于倡导者洛克，完成者是孟德斯鸠，英国革命的成功是由“资产阶级”独立完成的。中国的民主转型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富裕的中产阶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决定性力量。”
坚定的持有以上这种观点的人之所如此崇拜、相信“智者”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十分有限，认识知识和真理的全部目的就是将其复制成自己的东西——而根本无需考虑洛克的“创造性”分权理论是来自于天赋的灵光一现，还是来自于民间的，日积月累的对皇权的厌倦？无需考虑如果没有民众的普遍性参与、支持、认可，英国的“贵族”怎么保证他们得到的权力不再丧失？
于是，另一种对立的观点出现了，这种观点认为：“智者”的作用是有限的，有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创造的有限。“智者”所谓的创造不过是对社会中已经大量存在着的“创造元素”，进行了一个归纳、提纯。比如，维权人士只是局限在对个别权力者，个别事件的处理不满，可这些在民运者眼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个普遍存在的个案必然反映出制度性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的刺激，就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寻找一种新的制度，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将制度性缺陷完善——这种具有普遍性不满的“情绪”就是寻找与构建的源泉，且寻找与构建的目的是缓解、释放、消除不满。换句话，“合理性”的创造与实现一定不是来自于个人的意愿、个人目的及个人的凭空设想——个人意愿、个人目的及实现这些的设想，需同时与普遍性契合，得到普遍性认可。其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有限。“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造就英雄”是一个至少在“西单民主墙”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普遍性的共识是，历史成就了英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走下了神坛，一个“神”的时代结束了。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宿命，也是权威的宿命。一个智者，只可能在潮水涌来时，成为弄潮儿，不可能在平静的湖面玩滑版。
对两种观点进行完比较，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显现了：呈现在民主社会面前的“权力之间”的事与权力下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被法律确立、固定的事，本就来自于“无权者”的意愿与授权而非是“权力”的自愿。还不仅如此，确立的“分权”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的纯洁性，权力内部的协作、交流与共同的利益诱惑，很有可能将“分权”演变为有名无实的“画饼”。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性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避免这种危险性出现就要永远保持一支足够强大的民间制衡力量，维持官民之间的平衡——社会平衡机制的实质不是法保证下的权力内部的“分权”而是权力与无权之间的相互制衡。
还有一种疑问或叫苛责：“保持一支足够强大的民间制衡力量也是需要法的规定与保障”。如果我回答这个疑问或苛责就会陷入到一个循环论证的陷阱，如果我不回答就等于默认了这一苛责。这使我陷入两难境地。这是一个多么无知的苛责，对此，我宁愿选择“循环论证”，也不纵容这种无知。重复一下已经表达的观点：法（它在此刻可以等同于另一个概念“分权”）同样必须在得到具有“普遍性”参与和认可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还不仅如此，法也并不具有一劳永逸的真理性，它同样具有“变坏”的可能性。当它“变坏”的时候，打破它的权威性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在面对权力，面对“制衡权力”的问题时，“普遍性”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具有先验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普遍性”只在涉及到诸如“社会”、“集体”、“共同利益”等等这些特定“语境”，特定“视角”中适用，一旦这种“普遍性”进入到“个人视角”，即以“个人视角”在思考个人的问题时，如在思考“个人的自由”、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及这些束缚的理由时，这种先验的合理性就不复存在，需要首先打破。因为一个人在“自由思想”时，“普遍性”就会限制、左右、甚至于决定着思想的自由程度。从而使思想者的“自由”沦落为“普遍性”的奴仆。这是两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决定了，任何真理性的东西都可以是相对的。比如责任，从社会角度讲，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从个人角度讲，这种“必须”的责任是强加的，合理性存疑。处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语境中，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甚至于对立的观点，并不矛盾。
二、“平衡机制”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偏差？
近日与几个朋友相聚。其中一位是“挺薄派”，问道“挺薄”的理由时，他的答复是：“维持中共内部的平衡”，我追问了一句：“您是指中共统治力量的平衡还是指民间力量的平衡？”，他明确答复：“是指中共统治阶层”，并为此补充道：“他们之间左与右的斗争，会使权力分散，这对我们有好处，任何一种势力具有了压倒性的权威之后，即平衡遭到破坏后，我们的空间就会被极度压缩”。这个朋友，在完整的复制“分权理论”，坚定的认为，这种分权将会使我们受益。在民主社会的确如此。但是照搬到现在的中国不适用。
其一，专制权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民主力量的发展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而不是相反。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远的不说，戊戌变法、西单民主墙、六四都是在权力失衡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由“普遍性不满”转化为有效的反抗运动。
其二，在中国，民主派的目的是为了消减、消灭专制权力而不是巩固。从这个意义上看，权力失衡的利要大于权力的平稳运行。任何事物如果能保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运行，那就只能证明一点：他很“健康”，寿命会延长。
其三，民主国家的权力运行方式及目的性是由民间社会的“普遍性”授权而获得的，这将使民众受益。而专制国家权力的获得没有得到这种“普遍性”的认可。这意味着，权力的运行方式，尤其是目的性与民主国家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分权”或“权力制衡”的形式即便存在，也不会受益于民，而仅仅是权力者内部之间的利益平衡。
其四，在中国，一支强大的足以令统治者恐惧的制衡力量还未形成，“民主派”还未与民间的“普遍性不满”相契合。相反，将矛头指向“民间的不满”或寄希望权力者的自愿——权力者自愿的培植一支反抗、制约自己的力量的荒唐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状态下，真正意义上的“分权”有多少可能性？
综上，民主国家“好”的东西，照搬到“现在”的中国是否还是个“好”的东西是存疑的，至少还需要一些条件的成熟，还需要不断的壮大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以“有效”的抗衡专制权力。在这些基础性的事情没有完成前，“分权”在中国还仅仅是个目标，是个理想，“分权”的尝试——由权力者主导的尝试，不过是一剂“春药”。如果一些人真的把“分权”当作一种目标，那就为“分权”的实现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