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

谈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第三条道路，先要提到我2010年1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传统的围观，即鲁迅笔下的围观是负面的，阴暗的。但我这篇文章刷新了围观的定义，我主张的围观是新时代的围观，是积极的，阳光的，进取的。即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对公共事务的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力所能及的最大参与。

这里的关键词是普通人。为什么要强调普通人呢？主要基于我对百年启蒙的反思。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大叙事，我们说了一百年，但始终没有回答老百姓的一个实际问题：跟我的小日子有什么关系？在老百姓的视角里，自由民主人权等大叙事，都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老百姓向来没多大兴趣。

如此一来，启蒙纵然喊得震天响，也不过是同义反复，不过是小圈子的同质交流、自我感动。就不难理解这样矛盾的景观，一方面，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论述在中国可谓汗牛充栋，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都能说上两句，够普及了吧？但另一方面，就是不能进入现实。好比我们的很多发明，看起来很先进，也有专利证书，但就是长期停留于概念产品，没办法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始终是发明归发明，市场归市场，犹如井水河水两不相干。

这是百年启蒙的根本误区。大叙事不能跟小叙事对接，不能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接，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人心。即，启蒙事实上无关普通人。在绝大多数普通人不为所动的情况下，先锋队没办法有信心有耐心。启蒙可能永远都没有结果，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既然不能说服，不如赶紧动手。所以革命党都很着急，都要只争朝夕，为此不惜密谋、暴力，不择手段。这就是说，启蒙的目的本来是唤起革命，但它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不能自然地通向革命，因为它无法打通人心。这种情况下，抛开启蒙人为地制造革命就是必然。即革命本身是启蒙失败的产物，革命必然压倒启蒙。

所以，传统的革命，都是先锋队单方面操纵的革命，没有也不可能经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同意。绝大多数普通人是被动的，被蛊惑的，被裹挟的，甚至是被欺骗的。革命是被占人口极少数的先锋队强加给他们的，而这本身就是反民主的。革命因而不可能如其自称的属于所谓民主革命，过程无关民主，当然注定结不出民主的善果。真正得益的不过操纵革命的少数先锋队而已，我把它叫翻身党，因为这个翻身党往往以对中国文化最具破坏力的痞子为主体，所以更进一层，我把它叫痞子翻身党。先锋队翻身得解放，但翻身不过是为了压迫别人，不过是新的压迫者取代旧的压迫者，普通人被压迫的境况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把革命定义于变法改制，即去专制而行民主，这不过是一场实质取消了民主的革命，它已经不属于革命，而只属于造反，整个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老套故事，无非历代农民起义在现时代的重复。

这些大叙事，这些旧时代的启蒙与革命的变奏，显然不再适合我们的时代。很难想象，IPHONE时代还会有谁使用手摇电话机；同样很难想象，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和公民社会进程启动的时代，居然还要走传统的启蒙与革命的老路。新的时代需要找到新的转型道路。而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确实为我们寻找这个新的转型道路，即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卷入、最大多数普通人成为主体的转型道路，提供了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技术手段。

二、大叙事对接小叙事：普通人的渐进革命

这新的转型道路，就是现代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它跟传统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参与。因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参与，所以它是真正的社会运动，即真正被社会所接受的运动，真正进入了社会的运动，社会真正成为运动主体的运动。

我主张的围观，就属于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的初级阶段。

中国的公民集体行动，最早从互联网上找到突破口。但在微博出现之前，公民集体行动并没有达到围观的层次。在我看来，围观必须具备两大要素，第一，参与的人数必须达到相当量级，即人数上的一个巨大的规模，才构成围观；第二，显然，中国的精英数量乃至中产阶级的数量，都达不到这样的量级；要达到这样的量级，必须最大多数普通人卷入。如果不具备这两大要素，就不叫围观，至多属于公民小分队的特别行动，属于精兵作战。微博之前的公民集体行动，就都是如此。它们可能是围观的雏形，或者说是围观的酝酿，但还不是围观本身。

发展到围观的层次，主要因为微博的出现。相比所有其他传播工具，微博最大特点在于“微”。微者，小叙事也。传播如何打通普通人？启蒙如何打通普通人？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如何打通普通人？最终是这个“微”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即针对最大多数普通人，需要一个最适合他们的，能让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主体的，相对来说最私人化、最个性化、最多元化、最自由化的技术手段。微博代表的小叙事，则几乎符合所有这些要求。

微博之妙，首先在于动力之“微”。它的发表门槛最低，这就给普通人关注现实、改变现实提供了一个切入口。哪怕懒到一个字也不想写，没关系，仅仅按一下鼠标，简单地转个帖，也是一个声音，一种态度。总而言之，把“微动力”都调动了起来，这“微动力”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一念之善。没有微博这样的工具来发掘，它们往往转瞬即逝，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而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微博之妙，其次在于议题之“微”。如果说围观属于一种抗争，那么，它无疑是一种有限抗争，一种低烈度的抗争。它不是推翻，不是取代，不是那种政治化的政治，即敌意性的对抗性的政治。恰恰相反，它没有政治上的大叙事，都是从小叙事出发，大多属于最基本的民生议题，最基本的权利议题，甚至，最基本的人道议题，无论在当下任何社会，都属于最低要求，没有任何理由不解决。不解决就会让所有人怀疑，现行体制的文明水准，是不是比公众认知的还低太多？实际上可能让所有人感到没道理，没尊严，被羞辱。这实际上是说，所谓围观是基于微观的围观，所提出的往往属于“微”议题，这些“微”议题平时是被统治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但它往往属于社会的普遍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让统治者很难拒绝。

微博之妙，再次还在于风险之“微”。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恐惧根深蒂固，不到活不下去不会揭竿而起。但是另一方面，虽然都说国富民穷，所谓民穷其实是相对贫困。纵向比较，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仍然每年都有小幅提升，小日子还能过下去，他们也只想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纵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必须是在小日子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即在安全的前提下偶一为之。如果要求他们把这变作生活常态，如果抗争目标是完全政治化的，他们马上会谈虎色变，一哄而散。

不仅老百姓恐惧，当局也很恐惧。全能体制是单向命令体制，即政府命令人民的体制。这种命令体制后来只是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废除，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没变化。一直以来，当局最怕的就是动。他们只有管理静态社会的经验，这经验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他们看来，动是跟乱联在一起的，你一动他就怕，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因为后果不可预期，他们宁愿从最坏的角度来预设，看到一点星星之火，马上联想到燎原之势。宁肯反应过度，也要万无一失，绝不开一点口子。任何政治化的诉求、任何政治行动都不可能逃过他们的视野，一旦露头，正好杀一儆百。

所以，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如果像西方那样，一开始就是政治上的直接敌对，注定死路一条。无论在朝在野，都很难接受。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因而确实不可能照搬西方，它如果不能马上消除，起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朝野双方对于政治敌对的恐惧。让他们在去政治化即去敌意化的前提下，先展开博弈，在博弈中逐步提升双方的素质和能力，进而提升双方的自信，才谈得到下一步。如果博弈的这第一步都跨不出去，僵局不能打破，则一切无从谈起。

不怕起点低，做起来再说。对此，中国民间其实很有智慧，很清醒。这种民间智慧，在城市中产阶层和白领，主要表现为极其克制和隐忍的散步、饭醉与形形色色的街头行为艺术；在底层，则主要表现为所谓“跪着造反”。中国很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都会有一种镜头，即抗争民众大片大片的跪下。我去到温州钱云会事件的现场，就目击过这种场景，你如果是记者或者官员模样，走到哪里都会齐刷刷地朝你跪下一大片。而且跪在最前面的，一定都是妇幼老弱。包括所有群体性事件提出的口号，也一定是很卑微很具体的诉求。

这些抗争形式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西方的街头运动虽然基本上都属于和平抗争，但并不乏激进激烈。因为他们的街头运动就是为了扩大传播，行动必须出位，即必须一定程度上激进激烈，才可能引起公众尤其是媒体的强烈关注。中国不然，中国民间的抗争者往往最怕激进激烈，不仅行动上尽可能克制，尽可能不授人以柄，而且意识形态上也尽可能不冒犯当局：不挑战当局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执政的合法性。这既是一种抗争策略，对抗争者而言也未必都属于违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无心政治，哪怕起而抗争，也仍然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抗的只是对自己现实利益的侵犯，争的只是自己的现实利益。但凡在利益上有相应收获，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马上就偃旗息鼓。

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需要尊重和借鉴这样的民间智慧，找到一条对民间和体制双方来说，都属于可接触，可接受，可进入的路径。围观正好可以在这关键环节起到关键作用。它提出的是“微”议题，推动的是“微”进步，即点滴进步，即毫米级的进步。毫米级的进步不仅因基于细节而品质可控，是扎实的稳健的，进一步就是一步，而不至于像大跃进那样往往带来大折腾，甚至大倒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相应地把风险也化解到了毫米级，这样的毫米级风险，是哪怕一个普通人也能承受的，因此可以逐渐化解体制和民间双方的恐惧，让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展开，如温水煮青蛙，逐渐提升民间和体制双方的耐受力。

微博之妙，最后还在于成本之“微”尤其物理成本之“微”。围观不仅以微博为主要传播手段，而且以微博为主要的组织手段。从而不仅压低了政治成本，更把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的物理成本，即经济的，时间的，精力的成本压缩到了极致。即属于典型的低能耗的，绿色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这一点尤其史所未见。

有人把中国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的特色概括为两点：无组织，非暴力。如果把组织定义限定在传统物理层面，这概括是精准的；但问题在于，随着微博的问世，传统的组织定义正在过时，微博大大拓展了组织范畴，创造出种种准组织，或者叫做隐组织的丰富可能性。微博有一个鲜明特点，是超越物理层面的点对点的交流与聚合，即信息上的，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交流与聚合。而这本身，已经隐含了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的功能。因其超越物理层面，所以，原来主要从物理层面切入的，对点对点的横向交流与聚合的全面监管与限制，很大程度上就失效了。

李庄案第一季和第二季，法律人应对之所以天差地远，关键原因就在这里。在传统媒体寸步难行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微博，法律人在第二季对外完成了真相传播、舆论组织和社会动员工作，对内完成了同业力量的整合与调度。所有这些组织行为不仅经济和政治成本都低到忽略不计，而且效率之高更是前所未见。法律人同声气，共进退，展现出职业共同体的巨大能量，最终力挽狂澜。

相比以“微”成本为特征的围观组织形态，传统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最大问题是物理成本太高，绝非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够负荷，它必须以组织的力量来承接，因而必须要有组织形态。而在中国这样的特大型国家，从事社会变革的运动和组织，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巨大的。这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集中与持续供给，在全能体制地毯式监管之下，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组织是中国政治中最厉害的一根高压线，谁碰谁死。

所以，传统的集中型的组织形态，在当下社会已经显得过于老旧，昂贵而低效。围观所创造的准组织或者隐组织，其成本却是几乎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摊的，几乎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是围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中起作用。只要彼此有共识，有默契即可。是共识与默契，而不是密谋、暴力与金钱，成为整个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最大的粘合剂，润滑剂。

三、从非典型公民运动走向公民社会

围观以上四大特点：微动力，微议题，微风险，微成本，全部围绕着“微”展开。这些“微”的总的结果，就是润物细无声，悄然之间改变人心与社会。撬动地球并不需要比地球更大的力量，给一个支点就可以做到。同样，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撬动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也不需要传统组织的巨大力量，找准支点，也可以四两拨千斤。这支点就是从微博发端的围观，即作为中国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初级阶段的围观。

以围观展开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虽然精神气质都是一样的，都以个人解放为目的，都以追求公民权利为主题；但在具体路径上，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性，属于非典型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它将是一个自发的，分散的，最大多数普通人可以起作用，可以真正作为主体的进程。因而很可能不需要先锋队，不需要领袖，不需要英雄。它如果胜利，则如李大钊所称是庶民的胜利即所有普通人的胜利，即整个社会的胜利，而不再只是痞子翻身党尤其党领袖的胜利，也就不至于重演打江山坐江山的闹剧。

这意味着，以围观展开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一场微革命，即普通人的渐进革命。这种普通人的渐进革命是最好的训政。它的确不是万能，不可能从这直接跨入公民社会，更高形态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但它是必要的起点，没有它的确万万不能。在民主的操练中学习民主，在公民生活的实践中走向公民社会，这是训政的主要任务，在当下中国，主要就表现为围观。必须通过围观即通过有限度的、低烈度的博弈，逐步培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更高形态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才是可能设想的。

这样的渐进革命，或将为中国历史别开生面。通常而论，普通人大规模卷入的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或者说民粹革命；渐进革命即所谓改良则往往是社会精英自上而下，一力支撑，普通人完全无权置问。当下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却可以让普通人，革命，渐进三组元素这样水乳交融，如果说不是空前绝后，起码也是罕见的。这条社会变革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正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要么暴力革命玉石俱焚，要么渐进改良无疾而终，中国历史的这种百年纠结，或许可以就此终结。

而这显然最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现代文明最根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惜血惜命。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尊重生命。当代的任何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既一方面受益于现代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也必须受现代文明的制约，即追求以最低的社会震荡，最小的生命成本，来推动转型。微革命即普通人的渐进革命，相比少数革命党人裹挟大众制造出来的大革命，失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而引发社会突然爆炸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自然，生命成本也相对较小。利比亚革命是前车之鉴。很多人为卡扎菲政权的垮台而欢呼，但很少人注意到其生命代价。区区600万人口中，死于战乱者多达3万人。如果中国转型不是以渐进革命来推动，而如利比亚般硬碰硬，以中国社会矛盾之深，人心之暴戾，死亡比例应不在利比亚之下，那么死亡绝对数该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而我们的百年历史上，死人难道还不够吗？显然，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所以，一方面转型是大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型必须坚持最低成本尤其最低生命成本的原则。在不可能的改良和牺牲巨大的暴力革命之间，尽最大努力去探索第三条道路，这就不仅是可能，更是必须——因为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