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精通中日文的美国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他历十年时间写成的新书：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译本，书名译为《邓小平时代》。
该书的价值与欠缺
该书涉及：邓小平个人成长及其家庭生活；与毛泽东的微妙关系；在改革时期扮演的角色。后一方面，是全书重点所在。该书总的基调，对邓小平充满赞誉：一个务实的改革者，为中国找到了富强之路，让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脱离贫困。
然而，正如该书中译者冯克利所说：本书最有价值的，“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则认为：“尽管很有叙事技巧和高超学术水准……但傅高义的论述值得商榷，例如，他对英国和香港政治的了解就颇为欠缺。”
限于礼节，上述两人尽量客气，没有把话说透。实际上，作为一名外国的“中国通”，尽管名气很大，傅高义对中国内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确，而且充满误读。
傅高义误读中国
误读之一：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不论对与错，出发点似乎都是党和国家；傅高义似乎忽视了，邓基于个人利害的出发点。比如“六四”，傅高义承认：邓确实没有处理好“六四事件”，但却替邓辩护说：谁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着眼中国的统一与中共统治基础，当时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下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其实，1989年，年届85岁的邓小平，考虑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只想安度晚年，不能忍受政治上再被打倒。设若当时的抗议学生，没有把矛头指向邓小平，邓或有不同选项。邓利用手中军权，调兵镇压的同时，也预备了全家逃难巴基斯坦的方案，这证明，出于个人和家族利益，邓孤注一掷，不是为那个国，也不见得是为那个党。至于傅高义提到“中国的统一”，更与民主运动风马牛不相及。
误读之二：傅高义忽视了人性的差异，他就像写美国人一样，去写中国人。殊不知，在中美迥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两国人性表现具有差异显著，尤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在美国，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国，人性普遍向恶。部份的原因，美国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更兼民主与法治的恒久，博爱精神广布于社会；中国拥有漫长的封建厚黑政治传统，盛行独裁与腐败，到了迷信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共产党时代，更形登峰造极，恶之花遍地盛开。
邓小平，无毒不丈夫
傅高义无从了解或无法领会“无毒不丈夫”这个中国成语，因而也就无法深入邓小平的中国式个性、行为心理及整个内心世界。中共建政之初，邓小平主政西南，执行毛泽东的血腥土改路线，滥杀地主富农，不遗余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动“反右”，邓是前线执行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遭到整肃，到了毛死后的“大平反”年代，出于自我保全，邓竟拒绝为“反右”认错、反对给“右派”平反，仅用“摘帽”、“改正”的名义，予以搪塞。
邓小平在“文革”中落马，却受到毛泽东另类优待，既没有被关入牛棚，更没有被迫害致死，连一根毫毛都没有被动到。其中大有文章，如果仅仅因为历史上，邓曾紧跟毛，是毛的铁杆、心腹、亲信，并不足以让他在“文革”恶浪中幸免于难，同样曾为毛铁杆、心腹、亲信的林彪、陶铸等人，其下场足以为证。
况且，发动“文革”，毛要清算的，就是他深恶痛绝的“刘邓路线”，邓正是毛要打倒的第二号人物，如何又得以安然苟全？只有一种可能：在个人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邓小平出卖了刘少奇。至于他如何出卖、如何检举揭发、如何一举打中了刘的要害而令毛放过他一马，此一绝密，应该仍在中共档案中。外界已能知道的是，邓是中共党内最善于写检讨书的人，其中的一封检讨书，甚至起到了“文革”末期让毛准他复出任职的作用，尽管，三年后，濒死的毛，再度将他打倒。
毛死后，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毛夫人江青、毛侄子毛远新等，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方向。原本靠边站的邓小平，通过幕后活动，得以让华国锋准他再次复出任职。但几年后，邓恩将仇报，冷酷而无情地将华排挤出领导层，自己大权独揽。
邓并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傅高义的书，重点在改革时期，但即便根据傅高义陈述的事实，也可以发现，邓小平并不是各项改革的倡导者。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由华国锋和谷牧首倡；农村联产承包，由万里和赵紫阳提出并试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导；其他诸如发展个体经济、价格双轨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试行农村基层选举等，大多由赵紫阳提出并施行。
《邓小平时代》的中译者冯克利指出：“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其实，早在前些年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中，赵就强烈暗示：邓并非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至多是赞同经济改革的政治强人。
客观而言，大权独揽的邓小平，以他个人的强势，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邓的强势和独断，迫使中国的改革，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无法扩大到政治和社会领域。
强人政治之恶：毛邓殊途同归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扭转了毛泽东路线，进而挽救了中国。事实上，邓小平抛弃的，是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但依然沿用了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即，继续藉助于共产党这个庞大的党机器，统治和禁锢十几亿生灵。
毛泽东的统治，以破坏为主，不断人为发起不应该发起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邓小平的统治，表面上，以建设为主，但却不断人为压制不应该压制的政治诉求（民主运动）。毛让中共官员吃尽苦头（批斗），邓让中共官员尝尽甜头（腐败），手段不同，却都以维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为最高目的，殊途同归。主观、人为和强求，毛邓二人，从不同方向，扭曲了中国。这是强人政治之恶，也是当代中国之难。
毛泽东死后，设若没有邓小平，设若就是华国锋，一个相对的弱主，更愿意倾听、让步、妥协、甚至适时退位，在国际民主潮的冲击下，中国民主化，或早已实现，不见得落伍于东欧和苏联，更不至于落后于北非、中东、乃至缅甸。
今日中国，仍处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是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江血腥镇压法轮功、胡铁腕钳制西藏和新疆，表现他们对邓镇压路线的延续和效忠。“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邓的这一心愿，得以实现，甚至被“超额完成”。在选定接班人方面，虽都历经反覆，但邓胜过毛。
邓虽死，无论江还是胡，都无法摆脱邓的阴影，精神上，仍是邓的傀儡，从这一视角，也可见江胡等辈与邓智力与魄力的悬殊。借用薄熙来的一句话：江、胡等人，不过是“替红二代看守江山的家奴”。说到底，今日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并没有什么“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
鉴于邓小平政治上的保守，虽在经济领域超越毛，政治上却无所翻新。因此，今日中国，是邓小平时代的延续。当然，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经济上是邓的遗产，政治上是毛的遗产。
中国人终将否定毛邓
“文革”后，西方人吃惊地发现，最憎恶“文革”的，竟然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本身；东欧解放和苏联解体后，西方人又吃惊地发现，最憎恶共产主义的，竟然是经历过共产主义的东欧人和苏联人本身。据此推论，否定邓小平的，最终，将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迄今，毛泽东和邓小平仍然被中共官方高举着，艰难地高举着，一旦这种高举被放下来，不论毛还是邓，都将被中国人弃若敝履，都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傅高义赞誉邓小平的这本书，在中国却遭遇出版困难，仅仅因为书中写到了“六四”。中方要求删节后才能出版，傅高义表示，如果删节太多，就不考虑在中国出版。这一争执，准确折射中国政治现状，或曰，中国政治吊诡：关于“六四”，任何涉及，不论从负面还是正面，都令共产党当局尴尬万状而无所容忍；它要求完全的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