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从香到臭，不过十来年时间。最初，在言论市场抢份额的人，许多在争戴这顶帽子，甚至有人在自己的微博认证资料晒出“公共知识分子”；现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把这全归结于“有关部门的打压”，我觉得简单化。有关部门固然对“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好感，但现在只凭有关部门之力把某个群体彻底污名化，也不太可能了。许多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嘲弄、挖苦和不满，有些或许是随波逐流，但更多是发自本心。我亲耳听到一位立场与官方相反的民间人士，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极端不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感，带有普遍性，它才最后走向死亡。“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舶来品，这么快死在中国，其实值得高兴。
在西方，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引述，可以找出不少。那些话语看起来相当美妙，不过我始终理解不了。几年前，有个采访，谈到“公共知识分子”话题，我认为，只有“私人知识分子”，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点与行动，即使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形成舆论焦点，也无法改变其私人属性，他总是有其自私的目的。人们趋向于不信有一个无私的面包师，一个无私的菜贩子，因为要从他们哪儿拿商品，你总得付出金钱。人们却趋向于相信容易出现无私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想，这可能和人们看一个观点不需要付钱有关。而“公共知识分子”在被关注中，已经可以实现自己的私利：得到名气、作品大卖、粉丝上涨、收入增加。
久假不归，时间一长，人们就相信了“公共知识分子”是无私地关心公共利益的一群人。有些立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也用这个严格要求自己。任何一丝与私利相关的怀疑，都容易引发形象的崩溃。“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是高尚的、值得追求的”，这条规则慢慢成形，牺牲得越多，越容易得到赞赏。
牺牲逻辑有个天然缺陷，就是反人性。牺牲少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如牺牲多的“公共知识分子”牛逼，牺牲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又不如献身的“公共知识分子”牛逼，大家比赛凄惨。“公共知识分子”也希望追随者牺牲，放下私利，不然就是“猪”、是“犬儒”、是“自愿的奴隶”。为了面子，一时吃了激将法，或许年轻人会跟着喊两句，但人性毕竟是人性，它总要在人身上起作用，“公共知识分子”自己不会去牺牲，追随者自寻死路的也稀少。当人性与某个观念始终冲突时，多数人会清醒。
最后的疑问是，就算违背趋利避害的人性，真有几个稀缺的“公共知识分子”受苦受难时，大众欠不欠他们？毕竟，他们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战。答案是，谁也不欠他们的，追求牺牲可以视为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但不能以“我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要求大众关注或补偿，一是大众没有和他们签订契约；更关键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少想法，可能还会损害他人利益，历史上曾有不少类似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了自己改造世界的梦想，不怕坐牢和死亡，结果有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受害的大众也无法要求他们赔偿。
任何人都不要代替他人追求利益，任何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经过几百年的市场经济证明，这才是积累财富、知识和人才的最快途径，也是变革世界的好办法。有利于私利，就是有利于公益；不利于私利，就是不利于公益。公益这个词，甚至没有存在的意义。任何鼓吹“为了公益放弃私利”的人，最后都不会让人喜欢，这么鼓吹的君王，是为了收割臣民的私利，这么鼓吹的“公共知识分子”，观众一看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还得靠体制供养，追随者自然逐渐散去。
“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虚构的怪物，无论中外知识分子在上面花多大力气，堆砌多少警句，都活不久。我希望一切打着“公共利益”的人，都没有市场，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我祝愿人们永远只追逐私利，那样才能避免被形形色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利益”拐去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