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在烧
丹麦哲学家郭尔凯郭尔说：“暴君一死，统治即告结束；烈士死了，他的统治才刚开始。”没有烈士的“统治”，感觉不到烈士精神的激励、引领，这个世界将不再是人类的世界。此番道理无比浅显而又无比深刻，惜乎曲高和寡，民国大佬中惟冯自由识之。
1895年，14岁的冯自由加入兴中会，成为年龄最小的会员，有革命童子之称。1924年冯自由等人秘密集会，反对孙文改组国民党和联俄容共。孙文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日益堕落的国民党，配不上冯自由这样的高洁之士，这位高瞻远瞩、是非分明的栋梁之材长期被边缘化。”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1925年5月，冯自由因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反对”强效苏俄”，被开除出党。
通电批评蒋介石、汪精卫左倾的冯自由，堪称反共老手，但他非常反感武力清党，说蒋介石必有自食其果的一天，显示出罕见的政治眼光和道德勇气。清党分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清党分共的方式方法，是在法治的轨道内还是用大屠杀的方式清党。如同宋教仁遇刺，蔡锷主张法律解决与孙文发动武装叛乱（二次革命），是非对错，一目了然。
在明知”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的情况下，蒋介石继续执行孙文联俄容共的政策，获取大量苏援，在苏俄、中共的帮助下进行颠覆民国政府的”北伐”，成功之际，这位”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又在全国范围内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大开杀戒，将国民党忘恩负义、卸磨杀驴的传统发扬光大到了极点，这不仅是蒋介石个人政治人格的破产，也是国民党党格的破产，对中国政治的走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影响。可怜蒋介石还在1936年3月26日的日记里沾沾自喜地声称：”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冯自由于香港《大光报》发表《对时局之宣言》：”今各地数以枪毙共产党闻，列以为殊非善策。盖此能杀之，则彼之结合之力愈坚，其势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陆、程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经一度之杀戮，必增一度热烈之进行，共产党亦犹是耳。”
先有谭嗣同殉国，而后有自立军起义；先有黄花岗烈士，而后有武昌起义之功。复仇是正义的先声，法律就是对复仇这一最原始的正义做出的制度上的回应。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初乱局，冯自由深知暴政只能激发理想主义者的斗志和为同志复仇的怒火，对民国宪政忧心忡忡：”若必谓削平大难之后，方可从事宪法也，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我老友及诸先烈之遗志，何时已乎？”
蒋介石以霹雳手段清党分共，成功地把一些涉嫌刑事犯罪的共产党人整成了”烈士”，为国民党制造了大批仇敌，培养了无数共产党的同情者；烈士的血流得越多，复仇之火烧得越旺，”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竟然成为豪迈的战歌和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从未受过民主的系统教育和训练、认为”政治生活全系权谋”的蒋介石所无法想象的，这不仅是其个人的局限，也是民国的劫数。
蒋介石的治国理念
经典”红歌”《党啊，亲爱的妈妈》，追根溯源，实出自孙文：”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即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自1920年起，孙文就主张以党治国，因为”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蒋介石的党国概念是”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孙、蒋所受的教育和思想资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强大的根基在于宪政民主和联合在一起的自由的个人，以致于错误地断定国家要强大”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由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
怎样”结成坚固的团体”？拼党力和鼓动民众的能力，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干脆就拼军力，死抓军权不放，党在国上，军在党上；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政府有权”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国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才能享有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
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批评国民党的反动和倒退：”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制裁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法的政府才配训政。”
学者王奇生认为：”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930年代法西斯在德国、意大利的崛起，令蒋介石冀望法西斯主义，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蓝衣社），1933年7月组建效仿纳粹党卫队的”军委会别动总队”；1937年戴笠将蓝衣社特务处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合并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蒋介石曾对蓝衣社发表训话：”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发表”如何做革命党员”的演讲，试图把法西斯主义、三民主义、儒家思想嫁接在一起：”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所以我们认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我们民族最高的文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礼义廉耻’，为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智仁勇三者为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三民主义为我们民族革命惟一的原则，而归纳之于’诚’。因此我们要做革命党员必先要以精诚来保持固有的道德和传统的精神，才能复兴民族最高的文化”，”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
汉武帝以来，多少独尊儒术的王朝灰飞烟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救不了明朝，特务统治、保甲制度和礼义廉耻又怎么救得了蒋介石？
纳粹也不是那么好学的，内有汪精卫、胡汉民这样的对头，以及大小军阀、派系势力的跌脚拌手，外有中共的武力对抗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徒具”总裁”之名、空有独裁之心的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劳动服务运动”、”经济建设运动”，不断地瞎折腾，折腾出一个不美不英、不德不日、不中不西的”弱势独裁”的体制，军政、训政非但没有培育出公民社会，反倒在内忧外患之下，让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宪政化为口头支票。
台湾共产党的启示
1994年10月16日，王老养在台湾台南县新化镇成立的”台湾共产党”，2008年7月20日获准登记成立，政党编号为141号，成为民国自由地区的合法政党；2009年10月1日，陈水扁堂弟陈天福成立”台湾民主共产党”。从上世纪清党的腥风血雨到今天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波澜不惊，民国历经80多年的坎坷曲折，总算明白了戴高乐”消除共产党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共产党合法化”的至理名言。
王老养的”共产党”依然走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国家福利”与社会互助，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共产党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欧美、日本都有共产党，天也没有塌下来。中共早已开始”打左灯向右拐”，”苏东波”之后，共产党作为一种能够威胁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极端势力已不复存在。
将权力关进牢笼，利用税收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照顾弱势群体，台湾走上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正确道路，被誉为亚洲民主的灯塔。孙文、蒋介石的强国梦终于在台湾实现了，可悲的是也只在台湾实现了。孙文知道国贫民弱的病根在于一盘散沙的国民，却开错了药方；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强大的军队、国防，免受外部的侵略和欺凌，但正如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军事优势建构在将科技应用于战争、将理性赋予政府的基础上。”孙、蒋始终没弄清楚美国强大的真正原因：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自由人与奴隶的创造性不啻有天壤之别，惟有个人的自由、权利获得切实的保障，创造性才能产生质的飞跃，国家才能强大，这种强大才能持久。
任何党团、政府都产生于民众，民众不是”初生之婴儿”，而是国家、军队的衣食父母。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古希腊2000年前即有城邦民主制度，宪政民主没有那么神秘、奥妙，它本身就是对政府和民众的最好的训练。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做一只牛虻，不停地叮咬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使之保持活跃和健康。
民主只是保护自由、人权的一个不最坏的工具。民主的议题有绝对的禁忌，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讨论或提交议会表决的，如美国《权利法案》规定”国会无权通过限制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自由的法律”。别说台湾共产党毫无影响力，即便太阳从西边出来，王老养赢得总统大选，对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自由选举、新闻出版自由、教育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基本人权和相关制度安排也不敢稍有触犯，否则，马上会面临议会的弹劾和起诉。这些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是自由世界的生命线，属于不言而喻、毋庸质疑、不容侵犯的天赋权利。
《孙子兵法》论述国力、军力有五大要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最重要的是“道”，亦即价值观：“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台湾共产党的启示在于，一个民主、自信、开放、包容的自由社会，坚信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能够战胜一切偏见和“歪理邪说”；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利用课堂、媒体不断普及、强化这一价值观，是国强民富、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
丹麦哲学家郭尔凯郭尔说：“暴君一死，统治即告结束；烈士死了，他的统治才刚开始。”没有烈士的“统治”，感觉不到烈士精神的激励、引领，这个世界将不再是人类的世界。此番道理无比浅显而又无比深刻，惜乎曲高和寡，民国大佬中惟冯自由识之。
1895年，14岁的冯自由加入兴中会，成为年龄最小的会员，有革命童子之称。1924年冯自由等人秘密集会，反对孙文改组国民党和联俄容共。孙文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日益堕落的国民党，配不上冯自由这样的高洁之士，这位高瞻远瞩、是非分明的栋梁之材长期被边缘化。”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1925年5月，冯自由因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反对”强效苏俄”，被开除出党。
通电批评蒋介石、汪精卫左倾的冯自由，堪称反共老手，但他非常反感武力清党，说蒋介石必有自食其果的一天，显示出罕见的政治眼光和道德勇气。清党分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清党分共的方式方法，是在法治的轨道内还是用大屠杀的方式清党。如同宋教仁遇刺，蔡锷主张法律解决与孙文发动武装叛乱（二次革命），是非对错，一目了然。
在明知”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的情况下，蒋介石继续执行孙文联俄容共的政策，获取大量苏援，在苏俄、中共的帮助下进行颠覆民国政府的”北伐”，成功之际，这位”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又在全国范围内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大开杀戒，将国民党忘恩负义、卸磨杀驴的传统发扬光大到了极点，这不仅是蒋介石个人政治人格的破产，也是国民党党格的破产，对中国政治的走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影响。可怜蒋介石还在1936年3月26日的日记里沾沾自喜地声称：”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冯自由于香港《大光报》发表《对时局之宣言》：”今各地数以枪毙共产党闻，列以为殊非善策。盖此能杀之，则彼之结合之力愈坚，其势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陆、程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经一度之杀戮，必增一度热烈之进行，共产党亦犹是耳。”
先有谭嗣同殉国，而后有自立军起义；先有黄花岗烈士，而后有武昌起义之功。复仇是正义的先声，法律就是对复仇这一最原始的正义做出的制度上的回应。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初乱局，冯自由深知暴政只能激发理想主义者的斗志和为同志复仇的怒火，对民国宪政忧心忡忡：”若必谓削平大难之后，方可从事宪法也，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我老友及诸先烈之遗志，何时已乎？”
蒋介石以霹雳手段清党分共，成功地把一些涉嫌刑事犯罪的共产党人整成了”烈士”，为国民党制造了大批仇敌，培养了无数共产党的同情者；烈士的血流得越多，复仇之火烧得越旺，”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竟然成为豪迈的战歌和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从未受过民主的系统教育和训练、认为”政治生活全系权谋”的蒋介石所无法想象的，这不仅是其个人的局限，也是民国的劫数。
蒋介石的治国理念
经典”红歌”《党啊，亲爱的妈妈》，追根溯源，实出自孙文：”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即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自1920年起，孙文就主张以党治国，因为”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蒋介石的党国概念是”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孙、蒋所受的教育和思想资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强大的根基在于宪政民主和联合在一起的自由的个人，以致于错误地断定国家要强大”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由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
怎样”结成坚固的团体”？拼党力和鼓动民众的能力，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干脆就拼军力，死抓军权不放，党在国上，军在党上；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政府有权”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国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才能享有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
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批评国民党的反动和倒退：”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制裁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法的政府才配训政。”
学者王奇生认为：”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930年代法西斯在德国、意大利的崛起，令蒋介石冀望法西斯主义，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蓝衣社），1933年7月组建效仿纳粹党卫队的”军委会别动总队”；1937年戴笠将蓝衣社特务处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合并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蒋介石曾对蓝衣社发表训话：”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发表”如何做革命党员”的演讲，试图把法西斯主义、三民主义、儒家思想嫁接在一起：”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所以我们认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我们民族最高的文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礼义廉耻’，为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智仁勇三者为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三民主义为我们民族革命惟一的原则，而归纳之于’诚’。因此我们要做革命党员必先要以精诚来保持固有的道德和传统的精神，才能复兴民族最高的文化”，”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
汉武帝以来，多少独尊儒术的王朝灰飞烟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救不了明朝，特务统治、保甲制度和礼义廉耻又怎么救得了蒋介石？
纳粹也不是那么好学的，内有汪精卫、胡汉民这样的对头，以及大小军阀、派系势力的跌脚拌手，外有中共的武力对抗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徒具”总裁”之名、空有独裁之心的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劳动服务运动”、”经济建设运动”，不断地瞎折腾，折腾出一个不美不英、不德不日、不中不西的”弱势独裁”的体制，军政、训政非但没有培育出公民社会，反倒在内忧外患之下，让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宪政化为口头支票。
台湾共产党的启示
1994年10月16日，王老养在台湾台南县新化镇成立的”台湾共产党”，2008年7月20日获准登记成立，政党编号为141号，成为民国自由地区的合法政党；2009年10月1日，陈水扁堂弟陈天福成立”台湾民主共产党”。从上世纪清党的腥风血雨到今天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波澜不惊，民国历经80多年的坎坷曲折，总算明白了戴高乐”消除共产党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共产党合法化”的至理名言。
王老养的”共产党”依然走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国家福利”与社会互助，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共产党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欧美、日本都有共产党，天也没有塌下来。中共早已开始”打左灯向右拐”，”苏东波”之后，共产党作为一种能够威胁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极端势力已不复存在。
将权力关进牢笼，利用税收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照顾弱势群体，台湾走上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正确道路，被誉为亚洲民主的灯塔。孙文、蒋介石的强国梦终于在台湾实现了，可悲的是也只在台湾实现了。孙文知道国贫民弱的病根在于一盘散沙的国民，却开错了药方；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强大的军队、国防，免受外部的侵略和欺凌，但正如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军事优势建构在将科技应用于战争、将理性赋予政府的基础上。”孙、蒋始终没弄清楚美国强大的真正原因：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自由人与奴隶的创造性不啻有天壤之别，惟有个人的自由、权利获得切实的保障，创造性才能产生质的飞跃，国家才能强大，这种强大才能持久。
任何党团、政府都产生于民众，民众不是”初生之婴儿”，而是国家、军队的衣食父母。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古希腊2000年前即有城邦民主制度，宪政民主没有那么神秘、奥妙，它本身就是对政府和民众的最好的训练。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做一只牛虻，不停地叮咬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使之保持活跃和健康。
民主只是保护自由、人权的一个不最坏的工具。民主的议题有绝对的禁忌，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讨论或提交议会表决的，如美国《权利法案》规定”国会无权通过限制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自由的法律”。别说台湾共产党毫无影响力，即便太阳从西边出来，王老养赢得总统大选，对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自由选举、新闻出版自由、教育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基本人权和相关制度安排也不敢稍有触犯，否则，马上会面临议会的弹劾和起诉。这些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是自由世界的生命线，属于不言而喻、毋庸质疑、不容侵犯的天赋权利。
《孙子兵法》论述国力、军力有五大要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最重要的是“道”，亦即价值观：“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台湾共产党的启示在于，一个民主、自信、开放、包容的自由社会，坚信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能够战胜一切偏见和“歪理邪说”；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利用课堂、媒体不断普及、强化这一价值观，是国强民富、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