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别睡了，要发射卫星了呢”，这是2008年10月30日深夜，湖南绥宁瓦屋乡金竹村37岁的袁姓村民，拍打他父亲的门。他先后叫醒了妻子及弟弟，一家人聚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待即将从头顶上飞过的不速之客，其中有些还会穿过房顶，掉到头顶上来。
第二天人们才从广播里、电视上得知，当夜零时五十三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委内瑞拉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而位于湖南省南部偏僻乡间的这些人们，为此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从90年代开始，湖南绥宁县有11个乡镇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一级残骸主落区，先后数十次迎接过从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2008年，独立纪录片人张赞波听说此事之后，拿起机器直奔现场。这个地方离他湖南的家乡只有200多公里，但他从小到大没有听说过。他给这部片子取名《天降》，加了一个副标题为“谨以此片献给我魔幻现实的祖国”。
几乎家家户户多少都收有一些卫星残骸，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大的有一二百斤，小的螺丝钉也有。那种燃烧过后的灰白色金属装置，作为残肢断简掉入这些偏僻山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威力和神秘感，但是仍然拥有一些生硬的外表，如同某种非人性的怪物，无声地居住在普通村民家中。
即使是非常小的碎片，因为速度的原因，仍然具有极强的杀伤力。片中有一位退伍军人，他16岁的女儿被飞来的残片削去半个脑袋时，身边的人们竟然毫无知觉。迄今女孩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骨肉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敢当面与她谈起这件事。湖南电视台有一次节目中说17次发射没有一次人员伤亡，令女孩的父亲十分悲恸。
砸坏庄稼或房屋的赔偿并不轻松。来自发射中心观察站的人们，在村民面前，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傲慢。“赔啥呢，地都是共产党的。”有人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汇报，提及庄稼时表示出明显不屑：“三根高压线断了。高压线下面还种了什么鸡巴庄稼。”但他本人或许也是庄稼户出身。
一位小学女生在她的作文中写道：“老师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星期天晚上八点钟，国家要向我们这边发射卫星。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如果把卫星发射到人烟稀少的沙漠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快乐。”她在结尾处写道：“我希望祖国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
孩子的看法其实是成年人的看法。人们都知道国家的事情是大事，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即使感到害怕，他们也不会埋怨发射卫星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希望如果国家计划长期在这里落卫星，那么最好能够给这11个乡镇的人们买上保险，哪怕每人十元钱，当然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修建一些防空洞，把老百姓都送到地下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恐惧无助地看着夜空，等待那些不长眼睛的残骸直接飞到自己的或者别人家的房顶上。更多地，他们只是叹息自己的命运如此，是“命中注定”的：“有什么好躲的，没有躲的地方。我们生在这里，躲到什么地方去。”那位赔付军人的说法则是“既然它看中你家那块宝地，就不叫麻烦。”听上去那也是一种恩赐。
实际上，许多卫星是商业用途。张赞波拍摄完这个片子之后，事情仍然在继续。2011年10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法国制造的W3C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个足有五百多斤的钢管支架坠落在绥宁县瓦屋塘白家坊村，另有一个电机和多个残骸坠落于田间。报道说，“另外一村民家的房屋屋顶被击穿，庆幸没有人在家。”这叫个什么说法？数万人的生活怎么能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之上？
影片丝毫没有夸张这种魔幻的现实，没有停留在猎奇的眼光上面。实际上，比这个更加难以置信及魔幻的是，人们每天过的那样一种平淡和贫困的生活，维持那样一种除了性命其余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生活，这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个地方是红色老区，红军曾四次经过绥宁，当地人们给红军带路、架桥、碾米，他们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青年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在家乡务农实在回报太少，田里的收入连孩子上学都不够。这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受乡亲之托每天上山来回两个小时，给山上的寺庙烧香点灯，一天的报酬是1块五毛钱，她经常什么也没得吃，饿得心中发慌，连打猪草的力气也没有。这位大叔家中青葱的竹林被政府低价收购，卖给了一家开发公司，每根竹子的价格抵不上城里人吃一根冰棍。这位年轻人还有一些梦想，他养了一些兔子，希望第二年冬天能够收回成本。
这部片子的要义并不在天外来客，而在不速之客是降临在什么样的大地上，它所造访的是什么样的人们。不管他们如何地处偏僻，条件艰苦，但是却与这个崛起的国家一样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更加能够帮助了解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