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迟迟未能实现民主政治，障碍不在别处，就在於一党专政下已产生大批权贵富豪，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绝对要阻止中国社会的民主和法治。
近几个月来，中国连续发生三件大事：薄熙来倒台被调查、陈光诚脱逃赴美，李旺阳被自杀，这三件大事都对中国最近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薄熙来事件引起军心不稳
虽然胡锦涛对薄案的处理尽量降低格调，将它只作为孤立的个人违纪来处理，不想牵连太广，特别不想正面牵连到周永康和军中一些将领，但事实上这种牵涉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只好暗中低调进行。
现已知道薄熙来与军中的关系，有解放军后勤总部政委刘源、前成都军区政委现任二炮部队政委张海阳、以及成都军区属下驻云南的第十四集团军.该军原是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抗战时在山西建立的抗日武装部队，因此与薄熙来很有渊源。
现任军长是周小周，现任政委是朱汉宾.事实上十四军旧将领已分散到云南以外，前十四军军长朱启，后来出任成都军区参谋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现任渖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也出身於十四军，张又侠父亲张宗逊与张海阳父亲张震关系密切，所以张又侠也与张海阳关系很密切。
此外，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也被扯进薄熙来的关系里，因为据说，薄熙来计划如果他无法入常夺取习近平大位，便准备军事政变，因此於去年十一月十日，正当胡锦涛去夏威夷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便由成都军区在重庆举行一次军事演习。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军演，被认为是具有预演目的的。但梁光烈作为国防部长出席这次军演，等於给它背书，所以被认为同薄熙来的政变计划有暧昧关系.同时出席军演的还有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委田修忠、副政委刘长银、参谋长艾虎生、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以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省军区司令员，牵连范围甚广，这就引起胡锦涛等的高度警惕，非常担心军心不稳，於是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出面大声疾呼，号召解放军必须绝对服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强烈斥责军队国家化言论。可见问题严重，局势相当紧张。事后中央军委已派出五个调查小组分赴四川、重庆、昆明、贵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倒是确实的事。
反周永康、废除政法委声浪高涨
至於周永康与薄案关系，更加密切，他是薄熙来企图以政变方式推翻习近平的同谋者。周永康身为现任中常委，手握全国公检法大权。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那末他就是警察国家的首领，其权势犹似希特勒时代的希姆莱和苏联时代克格勃首领贝利亚。他有权支配比国防经费更多的维稳经费，统率全国公安、武警和国安，其政法委系统由中央政法委直达各省市和各县政法委，一条龙俨然是一个
“第二中央”的独立王国。面对如此权势膨胀的周永康，胡锦涛不敢直接碰倒他，只能“温水燉青蛙”，让他自我检讨，逐步削权。
近来中国局势发展对周永康非常不利。继薄案之后，连接发生陈光诚案和李旺阳案，这两桩大案都直接与政法委有关.因此，社会上对周永康及其政法委系统极之痛恨，反对周永康和政法委的呼声日渐高涨.
中国着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公开在他的新浪微博上主张“取消共产党各级政法委”。他的主张得到广泛响应，官方的百度网上公然出现“取消政法委”的条款，并发表吕耿松的《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政法委》一文，又报导了着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在清华大学给司法干部上课时也提出要取消政法委，并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政法制度。《南方周末》也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的《建议取消地方政法委拍板权》一文，谴责地方政法委对所有案件在未审之前已作出定论，指令法院如何判决，严重干涉司法独立。
五月十四日英国《金融时报》说，周永康已失势，同一天，BBC引述一位消息人士说，周永康已经下台，其权位暂由公安部长孟建柱接替，后来证实不确，他只是称病住进医院，没有去政法委上班办公。但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柏继民确己下台，其省常委职务已於五月二十九日被解除，这显然与陈光诚事件有关.
五一七海选引起党内民主遐思
薄熙来下台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打乱了十八大中常委人选.由於薄熙来肯定不入常委，且因薄案使习近平与胡锦涛结成同盟，大大改变了江派与团派之间对峙的原有格局，使得下届中常委人选和人数都发生变数，陷於难产.
中国自邓小平去世之后已无政治强人。邓生前可以指定两代总书记人选，现在无论江泽民或胡锦涛都没有这种可能。因此，在党内各派势力争着抢位的形势下，胡锦涛於五月十七日搞了一次党内海选，让三百多位大都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正部级官员投票选择除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的五名常委，进行摸底，以便在七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具有党内“民意”说服力的名单。
俞可平主张党内民主，但他给自己所提倡的民主定名为“增量民主”，即不主张突变，而主张渐变，但他特别强调渐变不是指单纯量的增加，而必须有质的突破性增加，就是说要看到真正增加的结果，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由基层民主发展为高层民主。他认为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这是一种动态稳定，单靠堵和压，只有让问题越积越多，维持稳定的代价越来越高。他举例说，今年两会，北京要动员六十万人维护治安，便是代价多大的明证.
其实，所谓党内民主，党章中都有规定。党章第二章明白写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如果真的依照党章办事，由中央委员会自由自主选举中常委和总书记是天公地道的，可是党内掌权的人，为派别谋私，一定要让自己一派人佔优势，争领导权，问题便複杂了。
权贵群体是中国政改主要阻力
中国迟迟未能实现民主政治，障碍不在别处，就在於一党专政下已产生大批权贵富豪，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绝对要阻止中国社会的民主和法治，因为民主和法治必定会妨害他们及儿孙的特权和利益。不要以为权贵不在中央，整个党中央本身都是权贵份子，连已经退位的过去中央大员，也都是权贵.
众所周知，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恆已是中国电信大王之一，连江绵恆的廿六岁儿子江志成也成了私募基金老闆，有能量吸引李嘉诚入股他在香港的博裕投资顾问公司。李鹏家族一向霸占中国电力系统.曾庆红家族佔有石油行业地盘，最近国内媒体有一篇《谁的鲁能》文章揭露，曾庆红之子曾伟，曾以七千万元买下一处煤矿，转手间赚进三十三亿元，再以三十三亿元吃掉价值一千一百亿元的“山东鲁能”国有大企业集团，然后移民澳洲，以三千二百万澳元（相等二点七亿人民币）购置豪宅。
周永康儿子周斌，依靠其父过去在石油部和重庆掌权的关系，光是中国石油属下的四川石化厂三百八十亿元建造工程，就是由他的惠生工程公司承包。此外，周斌又替中石油系统和四川、重庆高官搞升迁，从中取利近百亿元。二○○九年政府因查办中国首富黄光裕一案，牵涉到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郑少东在被调查中披露，公安部经济罪犯侦查局副局长张京，给周永康家族送的钱超过三、四亿元，张京又给周家在香港和加拿大买房子，并洗黑钱两千多万美金。
李长春的女儿李彤，除了担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之外，又隐名开办了一家私募基金：“华人产业文化基金”（CMC）。凭她父亲在党内主管文宣，她自己又掌管金融机构的便利，给大型文化和传媒企业进行整合、重组、融资和业务创新以获利。
二○一○年，CMC从默多克手中接下星空卫视和Channel V控股权，现在已出现盈利，准备两三年内上市。今年二月，CMC又和东方传媒、江绵恆的上海联和投资以及好莱坞梦工厂合资，设立上海东方梦工厂影视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好莱坞进军中国的“肥肉”。
上述只是随便举些例子。实际上除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家族是权贵资本家之外，全国所有大贪官的家族和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的家族都是权贵资本家。粗略估计，全国所有大企业如金融、石油、矿产、重工业、外贸、地产、海陆空交通、大型工程等等，其核心职位有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掌握在高干子女手里.有人统计，资产一亿元以上的富豪里，高干子女佔百分之九十一。中国社会之所以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财富和权位结合在一起。既然这些家族的财富是从权位中来，当然不肯放弃权位，自然成了民主和法治的最大障碍.
对政权失信心权贵富豪纷移民
权贵资本家们虽然强佔全国最大份额财富，但他们心理的恐惧比谁都大，他们对自已能否长期维持权力失去信心，纷纷将财富转移到外国，甚至纷纷移民。
这种现象已引起美国国务卿希拉莉注意。她最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谈论到中国问题时指出，中国已有百分之九十官员家属和百分之八十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她觉很得奇怪，为甚么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但我们完全可以瞭解，他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这个高压政权是无法再长期维持下去了。
可以说，胡锦涛的十年管治，中国经济固然大有发展，但发展的结果是绝大部份财富流入国家和权贵富豪手里.十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比甚么都快，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算是很快的了，每年也不过百分之八到十，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国家富了，但这么庞大的财政收入是怎样花费的？其中相当部分充当维稳经费，去管治人民和镇压人民，有相当部分名义上叫做国防经费，实际上是用强大军力维持军事统治，再一部分是行政经费，豢养大批欺凌百姓的官吏去管治人民，而行政经费中的相当部份又被官员以公差名义给浪费掉。结果，国家财政能用到有益於人民的教育、医疗、福利和环保方面，实在微少得可怜.这样的政府怎能使人民对它有信心？它显然不是一个服务人民的政府，而是统治人民镇压人民的政府。
胡锦涛十年管治的手段，基本上是以高压来维持政权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稳，他使用两把钳子，一把是政法委，另一把是中宣部，前者以强力控制人民，以暴力镇压人民，后者则封锁讯息和舆论，蒙住人民的眼睛，钳住人民的口。不要只责怪周永康和李长春，事实上周永康和李长春等一切粗暴的手段都符合“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是得到胡锦涛认可的。
现在临到胡锦涛要移交权力给习近平了，当然他还想仿效江泽民，将军权多保留两年，事实上他交给习近平的是一个高压后充满爆炸性的政权，是一个大官和富豪都想离弃的政权，习近平将如何面对这个局面？继续高压下去，还要更弦易辙？便值得他考虑，也值得我们观察。
习不会政改但须改压堵为疏导
有人希望习近平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这是太奢望了，以习近平过去在政坛上的表现，他不是一位具有大气魄的政治家，他甚至还没有他父亲那种敢於对权威批逆鳞的性格。
不过问题不在於他的气魄和性格，而在於中国社会客观局势的演变。局势的演变不受人的意志左右。一个人当他坐上国家最高领导位置的时候，他必须认真面对局势作出适当的应对。摆在习近平面前有一个最迫切问题，究竟胡规习随，抑或审时度势，另订对策？
事实上胡锦涛那一套高压政策己到了尽头，再继续下只有等待人民怒火的爆发.重庆万盛区居民反对与綦江县合并事件，十万人示威且罢市，闹了两个多月仍未平息，又蔓延到双桥区.情势与辛亥革命前的铁路风潮相似，成了革命之前的预兆。
近来党内和民间普遍对周永康表示唾弃，就是一个讯号。不要以为这是针对周永康个人的，实际上是对高压政策的不满.
同样的道理，今年三月，以李锐等党内老臣为首的一千四百八十人联名要求新闻出版法出台，和今年五月昆明十六位老党员联名要求撤除周永康和刘云山职务，又是一个讯号，这表示对胡锦涛的另一把高压钳子││中宣部的不满.中宣部的控制越来越离谱，公然下令从六月十五日起，只准报导“黄金十年、盛世十年”的伟大成积，未经各级宣传部门指示，不得报导负面消息；记者不得越省越地区採访，否则没收记者证.如此荒谬的命令，不仅箝死传媒和记者，简直是将全国新间事业打入黑牢。
可以说，胡锦涛留给习近平的是一个高压烂摊子。本来这个摊子的弊端应该由胡锦涛自己在任时加以改变，现在却“击鼓传花”，胡锦涛自已脱身，留给习近平去接手。时势发展到今天，习近平决不可能再将这个高压的局面延续五年或十年。时势不允许，党内有识之士不允许，人民更不允许.
最近，党内“红二代”女干将马晓力、任小彬、崔武年三人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十八大各代表、各中委、各纪委都要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这也是一个讯号。不要小看她们这三个人，她们是代表着背后一千多位“红二代”党内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发言的。薄熙来事件、陈光诚事件、李旺阳事件以及“五一七”海选，已促使党内“红二代”要站出来表达意见。这批“红二代”差不多都与习近平是同辈代人。如果习近平不爬上最高位置，彼此都还可以开开玩笑。正因为如此，他们更觉得有责任、是时机向习近平提出忠言。这股力量的抬头，势必对习近平构成压力和影响。
再一个讯号是汪洋的作风.汪洋能否进入常委还说不定。如果常委只有七席，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实际上只有五席，汪洋进常委的机会会减少。近来汪洋在广东的言论颇为出格，居然敢於说“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当然，这类漂亮话温家宝比他讲得更好，但温家宝没有实际行动，他却多少踏出一步，除了接受乌坎村民自治之外，又放宽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登记。这两桩举措，无疑是对民间诉求的让步，具有脱离高压，趋向和解的意味。
因此我对习近平未来政策的趋向，作出初步推断，他不会推行政治改革，但有可能改变高压政策，引入怀柔和疏导。当然不是上位之后马上改变，而是会将改变作为未来施政的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