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今年，是浩渺的宇宙中十分难得，甚至难得到多少亿分之一才会诞生一种被称之为人类的这个星球上，发生整肃知识界最残酷、人数最多，同时也是时间最久的“打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
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而言，每年都应该有人站出来就这个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的事件发言。这么多年，自己的“结论”：正是1957年这个“打右派”运动毁灭了中国人的良知，将中华民族尚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近乎彻底消弥了。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泥沙俱下，由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精神的知识界拖着整个民族向着万劫不复的深渊滑去。
1957，加上1966（长达十年），再加上后来的“现代化陷阱”，特别是更要加上无数官僚们的谎话连篇的欺骗，中国社会就整体论，事实上已毫无道德可言。整个民族在民间残存的一点道德也不过在苟延残喘。最近已有网友总结：文无文德，艺无艺德，体无体德，师无师德，医无医德，警无警德——全都根源于官无官德！
鉴于此，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任眼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一个更糟的社会将恐怖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尽管有人已经发出了“赶快收拾人心”这样的呼喊，在本人看来，已经晚矣！
正文
鲁迅给悲喜剧曾下过定义：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恰恰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我们之所以说1957年“打右派”运动是一场大悲剧，正是因为它将中国几十万有价值的知识分子几乎给彻底毁灭了。
然而，有一天，我又意识到，这是否也是一场喜剧，是一场带泪的喜剧呢？我知道，事到如今，说1957年打右派是一场悲剧，应该说不会有人反对了，但如果说它同时也是一场喜剧，甚至说是带泪的喜剧，怕也还是有人会起来唾我一脸，甚至要骂我是疯子是放屁。
不过，即使唾我一脸，即使骂我放屁骂我疯子，本人也还是坚持要说：1957年打右派当然是一场悲剧，尤其是对于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来说；但同时又不能不说，也是一场喜剧，是一场带有颇为滑稽意味的喜剧，不论是对绝大多数“右派”还是对于执政党而言。
既然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那么当时一些人给共产党提意见这件事，不论从提意见的那些人还是共产党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提意见是为了共产党好，没有半点想推翻共产党之意，如果再按“神童作家”刘绍棠之论，共产党是娘，那些提意见者不过是“儿子”，那么世上哪有儿子想推翻娘的道理呢（武则天时代另当别论）？然而，当时的政权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根据种种“迹象”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有些人是在利用大鸣大放要推翻政权，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于是将他们可爱的“儿子”一脚踹入十八层地狱。你说，如果当时你是旁观者，一边在为那些领到一顶“右派帽子”的人悲悯不已，一边不也觉得“很好笑”吗？
之所以会感到“好笑”，就是因为：“右派”不“右”。执政党一脚误将孝顺自己的几十万“儿子”踹进“万丈深渊”，对“儿子”当然堪称悲剧，但对于执政党呢，难道不像是一场“喜剧”？
说到这个话题，不能不提到邓小平。而提到邓小平，他的胆识，他的丰功伟绩自不用说，而这里只想说几句他的“局限性”，因为他的“局限性”正好与本文有关。
我们知道，原本是研究经济的于光远先生（笔者并不在党，故容我称于为先生）2005年一月出版过一本书，名叫《我忆邓小平》，其内容虽然是写实，但在客观上绝多是对邓的赞颂。不过，当你读了此书，就会发现，作者不经意间的叙述，也能让读者读出邓小平的局限性，而邓公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不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甚至有些时候还走到了实事求是的对立面。
不可否认，邓小平在将要复出和刚复出那会儿，更多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甚至完全从实际出发，不管多么大的来头，他都扛着，甚至顶回去，有些话说得振聋发聩。
于光远告诉人们：“邓小平从一九七七年四月份开始就明确批评‘两个凡是’”，并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提到：“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忆邓小平》185～186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下面再摘引此书，只注页码）
应该说，这些话讲得好极了——当然，就我所知，是不能把实事求是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不然，怎么会有大跃进？怎么会有打右派？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巨大的全国性的运动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如果否认，那么，“毛泽东思想”中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又体现在何时何处？难道只体现在战争期间的“游击战”体现在“对敌斗争”方面——现在可以讲，没有邓小平这种人物当时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但好景不长，很快，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开始有限度起来，他自己也忘记了那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比如，在经济改革上讲实事求是，讲经济民主，在政治改革上就不愿意讲实事求是，就不大讲政治民主，尤其在对待中共历史、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对待“文化大革命”，还有对待打右派的历史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更不说对待像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后来1989年的所谓“风波”了）。
这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于光远书中提到他参加了起草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第212页）
难怪后来不少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都是闭口不谈，原来早有邓时代的“最高指示”不让“涉及”。可现在转眼又是几十年过去，文革依旧还是犯忌的话题，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允许谈。
那么为何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要保护呢？为何不让涉及“文化大革命”呢？邓小平自己给出了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实在是让我感到失望：“……会上大家高兴，批评很多人，对副主席都指名道姓。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利，还是粗一点。”（第22页）
你说这是什么话！如果是追到“四人帮”“头上”，追到康生头上追到林彪“头上”，还会这样说吗？一追到“自己的头上”，就不让追了，就要“粗一点”，这是什么实事求是？
邓小平还说：“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搞人多了，不利。”（同上）怎么个不利？对谁不利？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忍不住想插几句。其实，中国有些大权在握者在不涉及他个人利益时还能做点好事，说点实事求是的话，而一涉及到个人利益，就会翻脸，就要整人，并且是有多大权力使多大权力。最典型的就有毛泽东、胡乔木等——邓小平也算一个。
从上面所引邓小平的话可见，他之所以不愿意彻底清算毛泽东的过失（说好听一点吧），正是怕清算到“自己头上”。因此，凡是反到与自己无瓜葛又对自己特别有利的，就起劲得很，彻底得很；凡是与自己沾边的，就不能查不能反，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只要是专制体制下训练出来的，不论大官小官高官低官，都一个德性！今天我们可以说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些因物资积累至今还不够发达的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不说，我之所以相信那些即使已经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会有进步，有大进步，就是从他们的社会是自由的（至少比我们自由得多）这一点来推断的。思想不自由，说别的都是侈谈，都是扯淡。
邓小平当时为何要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因为只有保护毛的旗帜，才能“顺理成章”地维护专制下去。试想，若不能专制，他的话还会那样有威信吗？我们之所以一直不愿意搞三权分立，固然有一些客观实情（已见有人在刊物上撰文分析），但对有些人而言，实际上不过是不忘专制。当然，说句公道话，按小平性格，若他天上地下有知，说不定，现在也赞成搞三权分立，因为专制也好民主也罢，已经与他无干。还记得他说香港至少可以保持五十年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话吗？五十年之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他不说。现在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被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同化，而另一个就是，特色的社会主义到那时其实也已经是挂着社会主义的“头”而卖的是资本主义的“肉”了。但不论实行何种制度，他知道，都不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邓小平不够实事求是的一面，在他复出不久人们就感觉到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谈话纪要，其中谈到了他对1957年打右派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第294页）可见，邓小平对那场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是胡来的“打右派”运动，“还是要肯定”，至多虽然也认为是一个“错误”，而这“错误”只不过是“在于扩大化”了。
之所以会这样，我们从李慎之先生2001年4月15日致胡绩伟先生的书信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这封信在收进《李慎之文集》时有个题目《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信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说了这么一件轶事：“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在反右斗争已经打响近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单位负责人，宣布由吴冷西接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小平走进来，手里拿了几张报纸（大概是苏联来的电报），先向大家宣布‘苏联出了马卡莫反党集团，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头脑还灵活一点。’然后，就说‘最近两个月，全党挨了一记闷棍，现在形势已清楚了，当时党内知道中央意图的，一个省只有一两个人。’邓小平接着又说‘《人民日报》我看还好嘛，《青年报》就成了大字报了’。”（见《李慎之文集》上册第194页，吴贻自编，2004年）难怪，在“打右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中国之所以没有什么“动静”，与邓小平的认识并早已“一锤定音”有极大关系。
十几年前自己做过一篇《整理二十世纪》的文字，发表在1998年12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时有删节），其中谈到平反右派时，计算了一下：
现在知道，当时全国打右派55万人，加上“右倾分子”共100多万。这100多万人里，就算有1%吧，也应该有“右派”和“右倾分子”10000多人。可后来被划为“右派”而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全国究竟有多少呢？说出来你会笑掉大牙：区区不过100人。按全国2000个县市来计算，一个地方只有0.05个“右派”；就是用55万来除，也不足万分之二。
用这一个地方不过0.05个右派或550000右派中只有万分之二的数字来支持“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怎么站得住脚？但“天王老子”要那样讲，你又有什么办法？我说过一百回了：天大只由天！
其实，邓公的“罪过”绝不止此。据说中国搞大跃进，当时毛泽东就讲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现在想想，邓小平为何怕“追”，复出后又为何不敢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过，就因为那些罪过也都有他的份儿。如果允许中国人“寻根问底”，追问到邓小平的“头上”，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