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鄧偉志說,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發展失衡,出現十大社會矛盾,包括權力集中﹑社會不透明﹑輿論一律﹑腐敗盛行﹑貧富懸殊﹑變相世襲﹑道德滑坡﹑剝奪農民等,這都堵死了政改之路。
 
 
中國經濟近年狂飆,現又陷入嚴冬,既得利益集團把持的社會體制整體失衡,中國陷於多事之時,社會矛盾、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已經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有社會學家歸納中國存在十大嚴重的社會問題,擔憂中國比資本主義還要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中國隨時爆發的「炸彈」,並正在發達地區不斷引爆。也有學者歸納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失衡發展留下了「十大陷阱」,阻礙了所有試圖推行的改革新政。也有學者指,中國社會瀰漫末世心態,呈現「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身後洪水滔天」的情景。有學者提出警告,中國社會這種末世心態的情景,與當年蘇共統治晚期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末世景觀類似。
經濟發展異軍突起,引發社會問題嚴重,早在二零零六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但是農民失地、收入差距加大等引發社會矛盾困擾中國發展,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最近,中國知名社會學家鄧偉志教授通過他的社會研究,提出中國一系列社會問題中最突出的十大矛盾:
 
(一)權力過於集中。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改的就是集權,三十多年來,中央的控制有所分權,但地方及系統的權力集中,在經濟領域同樣如此,中國有「一把手經濟」之稱,就是權力集中的表述。
(二)社會透明度太低,像毛玻璃。互聯網加快了資訊傳播的速度,無論中南海的圍牆有多高,文件上蓋上多大的機密章,也鎖不住重大事件向社會流動的資訊。「大廣播不發達,小廣播就必然發達」。政府資訊不公開,如擋著的毛玻璃,似明似暗。於是互聯網、民間拼湊起碎片化的資訊,社會更為混亂。

(三)輿論一律。媒體第一版不需要總編花腦筋,會拼版面、對尺寸就行。在權力集中、透明度低的體制下,作為第四權力的輿論監督軟弱。權力控制媒體,公器成為噴塗機器,只會添加美麗的色彩。諱疾忌醫,是幫倒忙。

腐敗已成生活方式

(四)腐敗盛行。
從上到下,黨內黨外,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已經不是個案。面對事實甚至不承認腐敗是腐敗,腐爛已到發臭程度還不覺臭。或者人前奉行反腐,人後推行腐敗,白天反腐,晚上腐敗。

(五)貧富兩極分化,世界排名為嚴重國家之一。不可否認,改革開放總體上讓各階層的老百姓都有得益,但貧富之間的差距拉開,而且日益嚴重,拉開的差距超出了世界公認的警戒線,成為社會不穩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半世襲制﹑類世襲制。「老子反動兒混蛋弱化,是進步;老子英雄兒好漢強化,是退步。」無法邁開民主、政改之路,所以,指定接班、主政者劃圈、欽點,以及主要幹部調動後,再調「自己人」一起跟班的情況客觀存在。講「二代」、分「派別」都是變相世襲。

(七)道德滑坡。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上竟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如此降低公平的地位,這是歷史上罕見的,連實際不公的當權者也不敢。於是帶來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衛生不公、社會不公。

(八)剝奪農民,城鄉差距太大。土地、廉價勞力、政策向城市傾斜。在城裏做了二、三十年的工,還被稱為什麼「農民工」,在城裏還成不了市民。三十多年的「土地財政」嚴重盤剝農民,擴大了城鄉差距。

(九)等級森嚴,特權正常化,和群眾產生距離。黨和群眾的魚水之情正在被破壞。過去反對「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現在豈止三、九!官大一級壓死人,氣死人,嚇死人。

(十)既有過度市場經濟,又有退回簡單商品經濟傾向。說過度,是指權力變成商品,靈、肉都可買賣。說倒退,是指因為生產者售價低,賣給消費者時太貴,誘發生產者自產自銷。總之,封建主義瀰散。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要繼續走社會主義的路,但近二十年出現的這些社會問題遠比目前西方有些國家要嚴重。鄧偉志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早期資本主義是脫胎於封建主義,是沒有現成的資本主義經驗可資借鑑。而今天,有條件對資本主義來個揚棄。什麼拉美現象是偽命題,那是可免的。為什麼重蹈?是沒有吸取當今資本主義或稱「成熟」資本主義之所長。他說,比如社保,本是歪打正著,卑斯麥為了撲滅工人運動烈火,穩定、壯大資產階級剝削對象,出於不良動機而做出的好事。社會主義完全可以正打正著,完全可以變被動為主動。每年公款吃喝款足以解決貧困問題。

按理說,共產黨執政理念應該是解決這些資本主義弊端的,現在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演越烈。鄧偉志認為,在弊端出現前是可以防止的,在弊端出現後也是可以解決的。「真理就在手頭,有些人也不去抓,甚至像耗子怕陽光一樣,怕真理,原因是口袋決定腦袋,既得利益就是『障目』的『一葉』。如何解決?兩個字:透明!」鄧偉志強調,只要有決心,深化改革,以體制作保,三到六個月就可基本清腐。一年後中國的廉政指數超芬蘭、挪威。不信,可在兩個省市試驗。他認為,「根本的出路在反封建,對資本主義一分為二。要如此,就要特權階層跳出特權,而要特權階層跳出特權,唯一的出路是政改。政改要點是約束權力,建立有限政府」。

十年前,中國新政成為民眾的普遍希望。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周東華教授撰寫《中國新政》一書,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建國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立國兩個時代,中國進入了嶄新的第三時代。以科學發展及和諧富國為綱領的第三時代,既是對前兩個時代的繼承,又是對改革過程出現一系列問題的糾正和改良。但他提醒,新的時代,中國改革發展面臨十大陷阱和挑戰,包括:模式轉化,能否真正跨越改革傳統?利益多元,能否形成新的凝聚力?上下博弈,能否找到制度性利益平衡關係?腐敗泛濫,能否找到有效的制約模式?增長模式,能否找到經濟平穩發展模式?公共服務,能否實現政府角色轉換?民主法治,能否在黨的執政中達到和諧統一?社會公平,能否建立有效的公平博弈機制?社會迴圈,能否在平穩發展中完善自我糾偏機制?經濟發展,政府能力與市場能力如何有機結合?

理念被權勢邊緣化

周東華表示,民眾期待可一以貫之實施的包括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理念,沒有顯示強大的推動力,包括胡錦濤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 「就是中共親民的宣言書,執政的保險箱,因為它正確回答了在新形勢下,中共『為誰執政』、『怎麼執政』的問題,但現實中,這些理念成為理論弱勢,被利益強勢邊緣化了」。中共十八大後會否有新政,關鍵要看能否化解十大社會矛盾,需要新的思﹑新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