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不得不面对的是中国贫富两极化、贪腐久治不愈、黑社会猖獗等问题，社会更关心的是 “民生导向＂、 “共同富裕＂、“唱红打黑＂以及重拾“为人民服务＂等共产党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还值得肯定？新时期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到底是什么？是否仍然需要维护共产党的创党价值？中共建党九十一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共产党是谁？代表谁？为了谁？对这样的身份认同不得不重新提出思考，这关系到，作为执政中国六十三年的唯一执政党，还能将红旗打多久！
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六十多年，有执政理论的追求，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周东华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有一个执政为谁的问题。市场化下，追逐效益为优先，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虽然没变，但出现了党的理念和实际操作的分离，市场化运作的制度设计缺陷，尤其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得利者和失利者之间严重冲突。“走入中国基层，共产主义理想过时了，为人民服务不提了，联系群众变为对付群众，执政党应该代表谁，为了谁变得不清晰了。＂
共产党员信什么
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经济高速发展中改变了一切，中国得到的是一部分人走向富裕，丢失了理念和信仰。在这个事事讲利益、诚信缺失、道德沦落的社会，不少地方领导和老百姓计较利益，甚至强占利益。早年共产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创党价值模糊了。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改革的呼声高涨，作为执政党，不断改革是追求，问题是，丢却身份的改革，会走向哪里呢？！蒯辙元称，人事会是中共十八大的亮点，注重举什么旗的问题同样会是亮点。
前不久，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接受BBC著名时事分析节目《新闻之夜》主持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专访，他回避了“您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Are you a comminunist？）＂的提问，只强调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被网民批评：“一个中国驻英大使，连自己是不是“共产主义者”都不敢说清楚，非常可笑。＂“连共产党员都羞于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分子，那不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了。＂其实，如果问一个中共党员的终身奋斗目标是什么，很少会有人愿意按党章的说，但如果说想赚多少钱，地方GDP增长多少，一定可以说的很清晰。
党员没有信仰，目标缺乏和迷失是目前中国执政党面临的最大问题。美国南州大学政治系骆思典教授向亚洲周刊表示，中国一直受姓资姓社问题的困挠，今天的共产党到底代表了谁？“我在一个讲座上还讲呢，中国共产党的英文速写是CCP，原意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但是中间那个字母“C”也可以换成Confucianism，或者capitalist，那就成了ChineseConfucianism Party（中国孔子党），或者 Chinese Capitalist Party（中国资本党）。我认为，后两者都在中国共产党内体现。从政治形式来说，我们还可以称其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就是什么样的经济和资本形式都有。这是一个各种模式的结合体、混合体。你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称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骆思典搜集了很多社会调查，比如半月谈内部版，改革内参，内部参阅等等。里面有很多调查没有公开发表，问大学生相信什么，其中还有百分之十七点二相信共产主义，百分之七十二只相信自己的成功。但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学生认同美国好莱坞电影里面的美国价值。还问大学生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他们认为这对前途有好处，好找工作，并不因为真有信仰。
事实上，即使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邓小平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提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胡锦涛以人为本的表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新三民主义＂。习近平提出了“权为民所赋＂，都在新时期明确了共产党是谁？为了谁？但这样的认同，在部门或者地方并没有实质的支持。
《中国大拐点》作者袁剑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改革精神在一九八九年成为转折点，之前的改革主要是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基层与上层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历史运动。而之后，中国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
当一切变成产业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但到地方，文化发展就变成产业发展了，提升软实力变成建设硬实力了。各地大力打造文化产业园区，光文化部认定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就多达一百三十四家，各省市县都大张旗鼓建园区，据说形成了一万个产业园区的规模。搞的项目无非就是动漫、演艺场、电影拍摄场、美食城、娱乐场、文物展览等等，大量占用农地，沿用的还是三十年前的“开发区经济＂，还原为房地产项目。
文化变成产业，这个产业便没有了文化。自中央提出发展文化，北京圈内盛行转行，地产商找项目要投资文化产业园，连山西煤老板也找到北京，投资电影、投资画廊、投资古董，转身成为文化人。律师、法官都想着找项目投电影，也有的将自己的企业贴上文化标签包装上市。中国经历过全民经商、全民挖煤、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甚至全民炒大蒜，现在进入了全民“文化＂的阶段。在政府强大的财政及政策支持下，有巨大利益可以分享。
据了解，二零一一年全国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共投入一千八百九十亿元人民币，完成预算的百分之一百十，执行数比上年增加了三百四十八亿元。二零一二年的财政投入超过二千亿。文化背后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利益集团燥动。连潜心向佛的四大佛教名山纷纷摩拳擦掌，准备上市或者已经上市。媒体披露，普陀山已组建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两年之内上市并已经进入了上市预备辅导期;峨眉山已于九七年十月上市，九华山今年第三次闯关A股，五台山上市被政府列为重要工作之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周东华教授指出，共产党理念全面丧失，任何中央的决定，最后都变成权贵利益，无法逾越利益集团的控制，然后沿着利益集团权贵设计的资本渠道流向他们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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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腐败
在吃吃喝喝的产业化中，腐败越演越烈。中国发展高铁项目，铁道部长刘志军涉贪落马，最近中央向全国党员干部传达中称，其腐败金额达到三百亿人民币，并涉及一批官商勾结的腐败者。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挪用公款一亿六千万人民币被判死刑缓刑。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因经济问题被免职查办，据悉，其涉贪金额是王守业的好几倍；国有企业成为垄断企业，也成为腐败的温床。国企高层贪腐情况仍然严重，涉贪金额呈倍数增长。《法制日报》旗下的《法人》杂志，发布《二○一一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指因涉贪而被捕或被撤职的企业家，由○九年的九十五人，飙升至去年的二百零二人，翻了一倍有多。当中八十八人为国企高层，占总数四成四，人均涉贪金额达三千三百八十万元，相当于○九年的三点五倍，至少廿人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大多属于电力、铁路、航空和粮食等垄断性行业。
曾经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光明集团创始人冯永明，一个人就贪了七亿九千万元，他去年一审被判死缓。其他涉贪者如东航股份公司驻南韩办事处原总经理黄舒生涉案金额逾三千六百万元、中国移动通信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涉案金额逾三千六百万元。不久前，山西国有企业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报案谎称被抢三百万。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却近五千万元。腐败亦越来越集体化、集团化。去年山东查处一起伪造金融票证案，涉及官员二十人，其中厅级官员九人，处级官员六人，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上百亿人民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中共党员二零一一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三万名，达到八千二百六十万人，占了中国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六点一。人数依旧庞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占有绝对统治力和话语权。他们也拥有绝对的财富。一零年四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八至二十五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二十五至八十五倍。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布，该局二零一二年度收支预算为五十点亿元，其中，广州市公务员公费医疗一年花费十四亿元，远远超过广州二百十万农民医保总额。
而引发警民冲突的什邡事件起因于钼铜冶炼厂项目，《时代周报》记者何光伟在微博发布文章，称负责该项目的宏达管理层和董事里，有现任或历任副部官员二人、厅处级官员至少九人，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前德阳市副市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等。完全是官商勾结的项目。
从上至下，中国弥漫的都是铜臭。从官商勾结、权利交易，到欺诈、色情、食品不安全，都和钱有关。作为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无法体现，为谁执政不明确，为谁服务模糊不清，追逐利益成为头等大事。一切向钱看，各行各业纷纷仿效。一对新人在上海一著名酒店办喜宴，支付了定金，想换大一点的宴会厅，酒店总经理批了，营业部经理说没有。客家拿出五千元人民币打点，经理才笑容满面说，可以想想办法，并告诉厨房、服务员该如何打点才能保证质量。一位港商回乡证到期一天，他带着已换领的通知书回香港领新回乡证，深圳边防死活不给出关，最后商量，罚款五百人民币，给于一次性出关便利。
北京一家著名部队医院的退休老护士长，介绍一位病人给她的一位医生学生，病人递上二千人民币酬谢金，被医生扔了出来，加码到五千，医生才“热情＂接待。老护士长听说后气的发抖说：“革命军人救死扶伤的理念哪里去了。＂
时下的革命军人也是讲金不讲心。为解决征兵难、人才少问题，去年广东二十一个地级市展开征兵工作，东莞各镇街为吸引大学毕业生当兵，重奖二至四万元人民币，连国家代偿大学学费等，总额近十万元。网民质疑，青年参军可能只是看中军队优厚待遇，根本无心报国，中国军人质素每况愈下。
有移民美国的华侨，为了让孩子从小培养艰苦扑素的习惯，通过关系将在美国读中学的孩子送到某市的警备区锻炼一个月。一日下午陪孩子去报到，警备区军官满脸酒气来接待，说中午老乡请客，托他帮忙提干。这位华侨听了吓一跳，中午喝酒，万一有战情怎么办？军队提干也要托人走关系？周未孩子回家，告诉父亲，他考试一百分，另外二个军训的学生考九十多分。一问才知道，原来孩子被抓差代替警备区官员参加考试。
军队世俗化，全因为缺少理念，忘了自己的身份。北京还发生「海军大战保安」事件，海军总司令部后勤部一名大校军官，率四十余名军人到北京中海航宾馆，欲强收军方租给宾馆的建筑。宾馆保安与员工奋力抵抗，双方爆发冲突，最后警方出动百余警力平息事件；网民讥讽，海军敢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为何不敢收回钓鱼岛？！
谁丢失了我们的信仰
执政党迷失了身份，宗教并不自由的现状，使中国成为没有信仰和理念的国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肖知兴撰文指称，中国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呈现“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的情景。肖知兴认为，零八年九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及一一年七月的温州动车事件，是中国社会的两个重要节点。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大陆、偏底层的民众，温州动车事故伤害的主体则是新兴的中产阶层。而体制扮演了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
未世心态加重了政治社会危机。今天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联系群众是共产党的传统，现在联系群众变成如何对付群众、维稳群众。据公布的资料，二零零三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六万起，二零零八年是十二万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公布，中国二零一零年发生了十八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较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预料的很透彻。
本来是发动民众、领导民众的执政党反过来要受到民众的考验。过去的一年，颇多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发出历史的回声。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辛亥革命百周年、入世十周年……历史的刻度，让共产党可以更大的尺度考虑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上海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张伟表示，社会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精典期，是采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方式一是消灭私有制，一是一党专政，这段历史已经走过了。“未来的路不管怎么走，总是要打正社会主义旗号，因为是共产党领导。必须进一步摆正的是，执政党代表什么！为了什么！＂
中国现在正面临“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拐点”。期望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一次人事重新布局，而可以重拾共产党创党价值，坚定自己的身份认同，顺应民意，克服权贵利益集团的阻扰，作出有效地政治改革，依法治国，打正为民服务的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