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余华：“今天，阻碍中国发展的已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政治体制。”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1989年6月4日晨，北京，当拖拉机和军队涌入天安门广场之时，学生和市民们冲上前去阻拦。人群中冲出了一位大学生，手持石块投向军车上的士兵，士兵们用子弹作出回应，他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尸体被放置于一大群遇难者遗体中，等待亲属的认领。

几天之后，这位学生的父亲，恰好是一位解放军上校，到达了认尸现场，目睹孩子的惨状之后，失声痛哭。一位同情他的将军在旁边轻声提醒到：“他是一位被误伤者，还是一名暴徒？”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中，如果这名学生被认定为误伤而死，不会影响其父在军中的职业生涯；但是如果他被认定为“暴徒”，其父的未来则难以预卜。在擦拭掉眼泪之后，这位父亲明确答复到：“他就是一位暴徒”。如果把孩子的死说成是被误伤，是对孩子的侮辱。这位父亲相信，终有一天，他的儿子会被人们作为英雄加以怀念。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样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因为天安门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进程。在事件之前，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探索了十一年。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也包含有政治方面的内容。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还跟不上经济开放发展的步伐，但毕竟它也在逐渐进步。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高层认为政治改革会给党的统治带来危险，在继续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停止了政治改革的进程。

尽管处于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经济仍开始了奇迹般的增长。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在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中，人们信心满满。一些天安门事件异议人士的支持者也开始转向同情政府当年的高压手段，认为几百名学生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暴富社会惊人的物质增长，或许并非坏事。

但是，在财富的另一面，危机正在潜伏和聚集。自二十一世纪开始，中国正为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付出惊人的代价：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破坏严重、贪污腐败泛滥，社会矛盾激化。威权专制式的发展模式或许可以在短期内产生高效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却是问题丛生。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污染可能相当于西方一个世纪甚至是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污染的总和。但是，诸如污水、毒大米、致命的空气，却因为民意缺乏表达的政治管道而很难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民众对于他们的知情权都毫无信心，更别说能够参与到涉及他们健康与环境的管理之中去。

重庆“薄王事件”揭露出一个事实：即是在党内，知情权和咨询权也同样缺乏。高层官员们和普通民众一样，无法从正式的官方媒体获知有关薄王事件的信息，而只能转向诉诸于网络流言。如果说美国政治是一场肥皂剧的话，中国的政治，真是一部阴森而冗长的恐怖小说。

当经济发展处于黑箱政治体制之下的话，结果是腐败的蔓延。政府在处理事务时同样会以黑箱手段来操作，只会导致更多的腐败。如果一位政府官员因为贪污而与涉案的商人们被关押，常常会有接近执法机构的人士去探访那些被拘的商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以低价转让财产的话，将可以得到释放。

今天，阻碍中国发展的已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政治体制。单方面的发展遭遇了瓶颈，中国的进步已越来越困难，甚至已面临着改革夭折的风险。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走向了其反面。绿色表示停止，而被社会主义及其政党认为是荣耀之色的红色却代表着前进。他询问我对于今日中国的看法。我答复如是：在中国，红绿变换，都只在一瞬间；你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停滞不前——但无论如何，只要你稍微往左一偏，六四死难者们的遗骸，你就能从后视镜中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