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据网上资料披露，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来源：《蒋经国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这些只是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蒋经国实施的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措施则是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的实际行动。
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而他所开创的历史性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台湾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
一、台湾民主转型模式可供中国大陆借鉴，但大陆没有蒋经国式的人物，只有依靠民间力量来推动
综观世界各国民主的成功转型，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模式才是成本最低，最和谐稳定，符合大陆国情以及全球绝大多数华人共同心愿的。这是因为，台湾前国民党与大陆现在的共产党，其统治手法和模式基本一致，都是独裁政党的威权统治，其党内都没有民主。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大陆统治集团已失去了如蒋经国的权威人物。
在中共执政史上，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可以做到蒋经国所做的，但都根本没有这种意向。尤其是毛泽东和江泽民，其帝王思想极其浓厚，在实际执政期间，其背道而驰，完全倒行逆施的作风直让人乍舌。而邓小平，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大了，需要过好晚年的安宁生活，尤其是看怕受怕了所谓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自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息过的各类群众运动，在文革时期被掀到了极致。
当权力递减到胡锦涛手中时，尤其是前任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还一直健在时，其即便有改良的想法，也绝不会有胆量付诸最实际的行动。所以，直到其任期届满时，在自己比较有实力的时候，也如同早就卸任，但根本没有闲着的江泽民一样，同抱专制独裁的党的僵尸而相互搏击，开展着各怀鬼胎与野心的争权夺利的内斗活动，却就是不愿表露丝毫有利于宪政民主的任何意向，包括对温家宝所倡导的政改的有力支持不但完全空白，还在内部会议上责备之。
也便只有等到胡锦涛完全卸任，习近平的全面上台。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当两届前任都健在时，完全依靠专制独裁党的执政理念和思维模式，当好不容易爬到此顶峰的习近平，肯定更不敢有丝毫的非分之想。也便只有按部就班，遵照前任模式谨小慎微地继续忽悠欺骗中国人民过好党皇帝的瘾罢了。
固然，在这样一种大环境大背景下，社会的任何微小进步与发展，都是出自于民间力量的大力推动。所以，这民间大规模的，甚至是连成一大片的群众运动就决不可能避免，或者还能够有所减少的，否则，社会的任何进步与发展只是指望当权者，一定都是寸步难行的。
二、中共至今仍无开放党禁和报禁的任何意向，只有等待人民起来彻底埋葬了
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十年后才开始全国大选，在威权统治下，这为台湾的在野党势力非常成熟稳健地发展和培育留置了很大的空间，台湾才有了最和平理性的稳定转型。但在大陆，这种在威权统治下首先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虽然人人都希望这样，也仿照台湾模式，在威权统治下，发展培育新型政党也留置五到十年的空间，但大陆当局内部由于缺少蒋经国式的人物，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大陆社会的微小进步与发展必须只有通过民间浩荡的民意压力下才能有所改进。所以，如果要让大陆当局早日开放党禁和报禁，除非大陆民间力量已发展到中共统治集团根本无法收拾或不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才有可能让大陆当局不得不被迫开放党禁和报禁。
一旦到了那时，由于民间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已成规模和效应，当局根本无法控制，也许在此时，民间力量就绝不会答应当局只是开放党禁和报禁了，而是直接赶共产党下台，甚至对那些经常动用国家机器掠杀捕捉民主派领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固保守分子及其帮凶们的彻底清算。汹涌澎湃锐不可当的民主派力量，只有彻底埋葬共产党中的那些罪大恶极的权贵和帮凶们才会真正善罢甘休。
之后，真正上台的，也许是新专制集团，也许确实就是主导实现真民主转型的精英民主集团。总之，只要当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和阶段上时，那才真正叫祸国殃民， 给人民和国家酿成巨大的灾难。当然，这一切罪责，唯有中共统治集团中握有实权者来全部承担。
台湾民主转型，虽然在威权统治下就已经发展培育了整十年，但在刚开始开放党禁和报禁时，据说台湾当时注册政党也有上千个。如果这种情况拿到大陆，假若大陆眼下就开放党禁和报禁，笔者想，肯定至少会出现数以万计的新型政党注册登记的。固然，如果没有如台湾的在威权统治下所留置五到十年空间的发展与培育，就让这百万政党立马参与到竞争执政中，尤其在竞争执政的规则不明晰、系统、规范的大前提下，公民们的守法意识和民主道德意识极其卑劣低下的大环境下，仅仅就依靠根本不是权威机构出台的临时办法，这将导致竞争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固然，便只能为社会造成极大的动荡与不安，其灾难性毁灭性的恶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毕竟在大陆这块土地上，五千年的专制文化和思想的熏陶，所教养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人人都是要么称王称霸当皇帝，要么为了一丁点眼前小私利而愚昧无知地杀人而替主子做好帮凶的。凡是为了当上皇帝的人，千篇一律都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的。这便为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作为有责任心的民主派人士，我们不能不对此早日有所担忧和考虑。固然这种灾难，只能归功于顽固不化的中共执政当局的不明智与不开化，比如早日没有为宪政民主的成功转型做好充分的准备，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主动开放党禁、报禁，中共权贵可以避免被清算，否则，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吴邦国曾经说过：“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理由是，如果这样，中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为此，笔者认为，所谓万劫不复，只是针对中共犯罪集团的所有权贵们的，因为他们中的人，无人不腐败透顶，且罪恶滔天。就按照中共现有法律、制度和政策，他们首先就：1、不敢公布自己及其家人的财产；2、不敢允许公民联合独立监政；3、不敢开放报禁和党禁；4、不敢搞全体党员民主票决党的各级领导人，而首先实行完全彻底的党内民主转型；5、不敢取消明显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劳动教养制度，等等。
如果中共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政治改革，还权于民，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这种由体制内改革派所主导并逐步实行的改革，即便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了民主转型，则现有的权贵集团也可以避免被清算的前途；否则，如果是来自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推动的政治变革，恐怕就不会那么幸运了，很多顽固不化，死抱着一党专政僵尸的官僚权贵们，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独裁者的下场。
由此可知，由体制内改革派所主导的政体改革，并最终导致宪政民主的成功转型，这应该是多赢的，第一赢肯定还是当权者，不但史上留清名还绝不会遭到任何清算；第二赢就是民主派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一定会降低到最小化；第三赢一定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的最小化。针对此显而易见的多赢模式，恐怕中共的这些权贵们，由于脑满肠肥，个个油腔滑调油头滑脑地，全部都正在死抱着党专的僵尸拼搏十八大，肯定都完全当事者迷，根本无人可能会清醒到这样一种地步的。也许也有人，那就是正在试图想实践政改的广东省的汪洋书记，但根据已放出来的风，他有可能被顽固保守势力边缘化。那么，中共的这些权贵们，便只有等待被人民群众所自发掀起的汪洋大海完全彻底地埋葬了。
2012年8月15日于深圳贫民窟
据网上资料披露，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来源：《蒋经国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这些只是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蒋经国实施的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措施则是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的实际行动。
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而他所开创的历史性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台湾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
一、台湾民主转型模式可供中国大陆借鉴，但大陆没有蒋经国式的人物，只有依靠民间力量来推动
综观世界各国民主的成功转型，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模式才是成本最低，最和谐稳定，符合大陆国情以及全球绝大多数华人共同心愿的。这是因为，台湾前国民党与大陆现在的共产党，其统治手法和模式基本一致，都是独裁政党的威权统治，其党内都没有民主。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大陆统治集团已失去了如蒋经国的权威人物。
在中共执政史上，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可以做到蒋经国所做的，但都根本没有这种意向。尤其是毛泽东和江泽民，其帝王思想极其浓厚，在实际执政期间，其背道而驰，完全倒行逆施的作风直让人乍舌。而邓小平，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大了，需要过好晚年的安宁生活，尤其是看怕受怕了所谓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自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息过的各类群众运动，在文革时期被掀到了极致。
当权力递减到胡锦涛手中时，尤其是前任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还一直健在时，其即便有改良的想法，也绝不会有胆量付诸最实际的行动。所以，直到其任期届满时，在自己比较有实力的时候，也如同早就卸任，但根本没有闲着的江泽民一样，同抱专制独裁的党的僵尸而相互搏击，开展着各怀鬼胎与野心的争权夺利的内斗活动，却就是不愿表露丝毫有利于宪政民主的任何意向，包括对温家宝所倡导的政改的有力支持不但完全空白，还在内部会议上责备之。
也便只有等到胡锦涛完全卸任，习近平的全面上台。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当两届前任都健在时，完全依靠专制独裁党的执政理念和思维模式，当好不容易爬到此顶峰的习近平，肯定更不敢有丝毫的非分之想。也便只有按部就班，遵照前任模式谨小慎微地继续忽悠欺骗中国人民过好党皇帝的瘾罢了。
固然，在这样一种大环境大背景下，社会的任何微小进步与发展，都是出自于民间力量的大力推动。所以，这民间大规模的，甚至是连成一大片的群众运动就决不可能避免，或者还能够有所减少的，否则，社会的任何进步与发展只是指望当权者，一定都是寸步难行的。
二、中共至今仍无开放党禁和报禁的任何意向，只有等待人民起来彻底埋葬了
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十年后才开始全国大选，在威权统治下，这为台湾的在野党势力非常成熟稳健地发展和培育留置了很大的空间，台湾才有了最和平理性的稳定转型。但在大陆，这种在威权统治下首先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虽然人人都希望这样，也仿照台湾模式，在威权统治下，发展培育新型政党也留置五到十年的空间，但大陆当局内部由于缺少蒋经国式的人物，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大陆社会的微小进步与发展必须只有通过民间浩荡的民意压力下才能有所改进。所以，如果要让大陆当局早日开放党禁和报禁，除非大陆民间力量已发展到中共统治集团根本无法收拾或不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才有可能让大陆当局不得不被迫开放党禁和报禁。
一旦到了那时，由于民间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已成规模和效应，当局根本无法控制，也许在此时，民间力量就绝不会答应当局只是开放党禁和报禁了，而是直接赶共产党下台，甚至对那些经常动用国家机器掠杀捕捉民主派领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固保守分子及其帮凶们的彻底清算。汹涌澎湃锐不可当的民主派力量，只有彻底埋葬共产党中的那些罪大恶极的权贵和帮凶们才会真正善罢甘休。
之后，真正上台的，也许是新专制集团，也许确实就是主导实现真民主转型的精英民主集团。总之，只要当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和阶段上时，那才真正叫祸国殃民， 给人民和国家酿成巨大的灾难。当然，这一切罪责，唯有中共统治集团中握有实权者来全部承担。
台湾民主转型，虽然在威权统治下就已经发展培育了整十年，但在刚开始开放党禁和报禁时，据说台湾当时注册政党也有上千个。如果这种情况拿到大陆，假若大陆眼下就开放党禁和报禁，笔者想，肯定至少会出现数以万计的新型政党注册登记的。固然，如果没有如台湾的在威权统治下所留置五到十年空间的发展与培育，就让这百万政党立马参与到竞争执政中，尤其在竞争执政的规则不明晰、系统、规范的大前提下，公民们的守法意识和民主道德意识极其卑劣低下的大环境下，仅仅就依靠根本不是权威机构出台的临时办法，这将导致竞争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固然，便只能为社会造成极大的动荡与不安，其灾难性毁灭性的恶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毕竟在大陆这块土地上，五千年的专制文化和思想的熏陶，所教养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人人都是要么称王称霸当皇帝，要么为了一丁点眼前小私利而愚昧无知地杀人而替主子做好帮凶的。凡是为了当上皇帝的人，千篇一律都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的。这便为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作为有责任心的民主派人士，我们不能不对此早日有所担忧和考虑。固然这种灾难，只能归功于顽固不化的中共执政当局的不明智与不开化，比如早日没有为宪政民主的成功转型做好充分的准备，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主动开放党禁、报禁，中共权贵可以避免被清算，否则，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吴邦国曾经说过：“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理由是，如果这样，中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为此，笔者认为，所谓万劫不复，只是针对中共犯罪集团的所有权贵们的，因为他们中的人，无人不腐败透顶，且罪恶滔天。就按照中共现有法律、制度和政策，他们首先就：1、不敢公布自己及其家人的财产；2、不敢允许公民联合独立监政；3、不敢开放报禁和党禁；4、不敢搞全体党员民主票决党的各级领导人，而首先实行完全彻底的党内民主转型；5、不敢取消明显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劳动教养制度，等等。
如果中共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政治改革，还权于民，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这种由体制内改革派所主导并逐步实行的改革，即便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了民主转型，则现有的权贵集团也可以避免被清算的前途；否则，如果是来自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推动的政治变革，恐怕就不会那么幸运了，很多顽固不化，死抱着一党专政僵尸的官僚权贵们，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独裁者的下场。
由此可知，由体制内改革派所主导的政体改革，并最终导致宪政民主的成功转型，这应该是多赢的，第一赢肯定还是当权者，不但史上留清名还绝不会遭到任何清算；第二赢就是民主派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一定会降低到最小化；第三赢一定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的最小化。针对此显而易见的多赢模式，恐怕中共的这些权贵们，由于脑满肠肥，个个油腔滑调油头滑脑地，全部都正在死抱着党专的僵尸拼搏十八大，肯定都完全当事者迷，根本无人可能会清醒到这样一种地步的。也许也有人，那就是正在试图想实践政改的广东省的汪洋书记，但根据已放出来的风，他有可能被顽固保守势力边缘化。那么，中共的这些权贵们，便只有等待被人民群众所自发掀起的汪洋大海完全彻底地埋葬了。
2012年8月15日于深圳贫民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