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10月31日01时14分 发布
   
停止打压，争取空间—曾金燕谈中国艾滋病维权现状与前景（图）

   曾金燕谈中国艾滋病维权现状与前景
   
   
   
   关于艾滋病维权，曾金燕认为维权本身就是一个敏感话题，艾滋病维权更是敏感中的敏感，因为直接牵涉到健康权和生命权，另外至少数十万感染者的血源性传播本身就是政府造成的。
   
   艾滋病工作不是单纯的医学治疗问题，它面临社会歧视、政府隐瞒和压制等多重问题，无法脱离维权。因此中国艾滋病维权群体面临重重人为设置的障碍。正如高耀洁医生多次呼吁的那样，“血液传播一直以来是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但血液传播是可以避免的。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应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尽快阻断这一传播渠道。” 大部分血液传播艾滋病的案例，是血站和医院等第三方受经济利益驱使违法违规操作造成的，因此艾滋病维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类患者群体的维权问题。血站和医院基本都是政府部门，艾滋病患者在通过法律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存在着取证难、立案难的问题，即便是个别幸运者历尽千辛万苦胜诉了，还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除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艾滋病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不断受到侵害。自2006年11月以来，就有多起艾滋病血液安全、维权方面的研讨会被迫取消，艾滋病工作者受到骚扰、威胁、强迫失踪，艾滋病项目工作人员被地方政府驱逐，艾滋病论坛被官方关闭……侵权者多为地方政府的公安人员。
   
   艾滋病维权需要和其它维权工作建立沟通、协调、合作关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结成一个覆盖更多人群的工作网。比如，中国现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相当于全中国10人中就有1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反歧视工作和艾滋病反歧视工作可以相互推动，要公众明白大家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这些感染者/患者。曾金燕同时呼吁更多的律师参与艾滋病维权工作。
   
   谈到为什么政府会对艾滋病民间团体和活动人士进行打压，曾金燕认为，首先因为民间人士发出独立的声音，而中国是一个政治一元化的社会，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其次，民间组织深入社区，其中很多就是感染者自己的组织，会直接揭示艾滋病领域所有深层次的问题，政府和具体官员工作的缺失会暴露出来。第三，艾滋病群体很庞大，政府担心民间力量形成凝聚力，为共同的目的群体维权，成为政府难以控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第四，民间组织都接收海外的捐赠，从事教育、倡导、救助等活动，这样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影响，也分流了海外对中国政府的捐助。第五，从整体而言中共把民间组织当成海外进行颜色革命的载体，所以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对其进行严密监控，艾滋病维权人士也在其列。曾金燕表示自己和丈夫胡佳两年来不得不先后退出自己创立的民间艾滋病组织“爱源”，就是因为只要有他们的存在，国保秘密警察就会骚扰和威胁北京、河南等参与艾滋病工作的志愿者、工作伙伴。而警方毫不顾及这些侵害民间组织的做法最大的受害者是艾滋病村那些失学的儿童。
   
   中国政府不认为民间力量参与会带来双赢，而是认为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打击、遏制民间力量是一党政府的必然做法。当其落后的管理方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时候，只会采取简单粗暴的镇压方式。当前，国内民间力量还比较弱小，政府不会想要与民间进行平等的对话。而如果是在一个真正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选票赋予政府的，政府必须倾听民间的声音。作为艾滋病民间组织工作者，曾金燕希望政府能与民间有更多的沟通，尊重和保障民间力量在艾滋病领域的工作，共同商讨解决具体问题。对于艾滋病民间组织的种种活动，政府应该停止打压，以言论自由作为监督工具、以结社自由作为工作专业化途径来推进艾滋病维权工作。
   
   虽然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的艾滋病维权运动是国际艾滋病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着其他维权工作无法企及的优势，容易引起国际的关注、理解和支持。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境遇将在民间的不断突破中得到改善。毕竟现在民间是在坚持，而且中国民主化也不可逆转。“在艾滋病领域，沉默意味着死亡。”谁也无权同时也无法阻挠人对健康和生命权的捍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员皮奥特说过，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在公民社会没有工作空间的情况下成功遏制艾滋病。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政府能一条腿走通控制艾滋病传播之路的，公民社会和政府缺一不可。民间社会实际上在提供政府做不好或做不到的公共服务。
   
   （曾金燕/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