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蘭華人傳媒人王寧渴望回內蒙探望父母,八年十二次向中國大使館申請簽證,一再被拒。中方不原諒他的海外言論,尤其他曾批評新西蘭警方服從北京「專制指揮」。



新西蘭知名華文傳媒人王寧,於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在香港度過十多天,尋找各種途徑,欲進入中國海關而返回內蒙古探望病重的父母,卻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日前,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動情地說:「我要回家,心甘情願戴手銬腳鐐坐囚車,回家探老父母。」

病重的父親王明昶已八十八歲;多病的母親王效筠八十三歲。過往八年來,王寧十二次向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館申請簽證,希望批准他回出生地內蒙古呼和浩特,探望父母,但他的簽證申請至今仍被當局所拒。八年來,回答他詢問拒簽的原因總是這般說:「上級的指示」、「你自己知道是什麼原因」、「這是主權無需告訴原因」、「國家安全考慮」。他父親王明昶教授最近病情每況愈下,處於半癱瘓和整日昏睡的狀態,王寧只好來到香港,嘗試以任何途徑獲得進入大陸探親訪問的簽證。

半年前,身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父母曾給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館寫信。信中說,王寧是長子,一九六一年出生後,一直在父母身邊長大成人,大學畢業,有了工作,得過部隊二等獎。九二年,他去新西蘭梅西大學就讀,後來為生計自辦蒂姆公司和《首都華文報》,較長一段時間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一些有益工作。

王寧父母在信中說,「我們曾於九九年赴新居住九個月。但後來他為什麼丟下這份工作,又做了哪些不盡人意的事,我們不清楚。從他的電話中流露出的主要是簽證問題,逐步發現他對一些事不滿,由對立發展到對抗。據有關部門說,他做了些對國家和黨不利的事,對作為老共產黨員的父母是堅決反對的,也曾多次對他勸導說服,由於鞭長莫及,使我們十分無奈。只盼王寧覺醒走回頭路,大使館給他一個回國省親和父母親人團聚的機會,給他一個想盡孝的機會,給他一個耳聞目睹親歷祖國巨變對其影響教育改變的機會。我們以兩個老共產黨員的名義,保證按照大使館的意見和要求去做,也願意與地方有關部門同心協力做好王寧在回國期間的一切工作。在此,我倆懇請使館予以酌情考慮給他回國的機會」。

父母說,「我倆身體自文革期間被致傷殘後,多年重病纏身,爸爸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仍在住院治療,媽媽患嚴重眼疾青光眼、視神經萎縮,只剩右眼一點餘光,左眼早已失明,急盼用這點餘光,能最後親眼再見兒子一面」。

王寧最後一次回中國大陸,是二零零三年九月,他參加惠靈頓市長代表團訪問惠靈頓姊妹友好城市北京、廈門和合作城市天津。當時惠靈頓的中國大使館給他的是一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簽證。零四年六月四日是「六四」事件十五週年,王寧擁有的《首都華文報》連續刊登「六四」紀念廣告、照片和文章,當地的中國大使館一位一等秘書給他打電話說:「你這樣下去回國就難了,國內沒人願意與你交往了。」據悉,這是中國大使館第二次就《首都華文報》刊登有關中國民主與人權內容而打去的電話。

持邀請函也遭拒簽

王寧繼續做他認為該做的事。零四年八月,他與前任新西蘭國家商業發展部部長兼前移民部部長麥克斯維爾接到黑龍江外辦主任簽署的訪問哈爾濱和綏化市的邀請函,結果都被中國大使館拒絕簽證申請。麥克斯維爾兩個月前在《首都華文報》發表了紀念「六四」民主運動十五週年的文章,他回憶說,在「六四」事件五週年時,他以新西蘭移民部長的身份,大赦所有因「六四」來到新西蘭的中國人。

零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新西蘭副總理卡蘭博士與他邀請前來的中國副總理曾培炎在新西蘭中央政府新聞中心簽署兩國標準計量協定。簽字儀式開始前約二十分鐘,新西蘭負責外事的員警突然走向王寧和他的攝像師克拉克,要求他們離開簽字儀式大廳,因為中國方面看到王寧他們在那裏感到不快。王寧當時出示了他擁有二十四小時自由進出新西蘭國會和中央政府大廈的證件以及鑰匙卡,還有當天國會議長批准的特別攝影及攝像的證件。警員無奈叫來警官繼續施壓,要王寧離開,王寧回答說:「除非你們把我逮捕,否則是絕對不會離開這裏的。你們聽從外國專制指揮是錯誤的,我肯定不會走。」

警官對王寧說:「你不走,中國貴賓就不進簽字儀式現場了,所以你必須離開這裏。」王寧說:「他(曾培炎)進不進來是他的事情,來了我就拍照寫報道。」

中新簽字儀式被迫取消

最終,曾培炎沒有進入已擺好簽字大桌和國旗的簽字儀式大廳,他來新西蘭一天半中最重要的議程就因為王寧不服從而被迫取消。一時間新西蘭各地的媒體對此外交事件連續報道和發表社論,讚賞王寧和他的媒體。但王寧回自己祖國就更困難了,直到二零一二年四月,他第十二次要求回內蒙古探望父母的簽證申請被拒絕。前不久,他在印度達蘭薩拉採訪,事後他說:「我在達蘭薩拉十天中最大的收穫,就是遇到了那麼多難兄難弟、難姐難妹們。我在當地買了藏式上裝,穿在身上還是覺得不是那麼回事。我和大家的外表看上去不是一個種族,但我相信我和他們內心所思是一樣的,那種回不了家的心痛感覺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