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一个郭文贵，竟在海外民运中，搅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竟有如此多的人被他迷住了，形成了大量的“郭粉”。对于他们，郭文贵的满满自信与无所顾忌，他的口若悬河和故事悬念，构成了强大的气场和无法阻挡的吸引力。忽然之间，对于缺乏力量的人们，在郭身上就看到了他们的力量；对于缺乏现实感的人们，郭就成了他们的现实感，而因此，对于长期苦于寻找方向的人们，郭就成了他们的方向。很自然地，在他们表达自己感觉的赞叹语言中，会有些令冷静的旁观者感到夸张。比如“三十年民运从未有过的盛况”等等。而夸张的情感状态，也正是郭带来的特点之一，它对处于失败挫折和沮丧中、被理性批判所纠缠困扰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解放。这是突然而至的狂欢节日。
所有这些，令那些没有因他着迷的人陷于深深的迷惑不解：郭怎么就能够形成如此的旋风呢？从而不由地担心：民运会因此而分裂涣散、而迷失方向、而支离破碎。而这其实是倒因为果。海外的民运，尽管由大量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志士们所支撑坚持，却早已经呈现碎片化的处境。这种令人惋惜的处境，并不是郭文贵出现后才造成的。
我们民运的基本精神，是对现实的公义批判。我们态度严峻，却不见容于强大的当局与自得的社会，因此挫折与牺牲对于我们有如家常便饭，这本来就是任何社会变革的先驱者们所必然遭遇的命运。更甚的，是我们在方向寻找中的瞻顾徘徊与艰辛苦闷。因此我们长久以来，陷于无力回天的虚弱感中，愤怒、不满与忧郁失落充斥着我们的内心。而在长久的苦恼状态之后，突然遇到了郭文贵这样一个令我们耳目一新的形象。他无所顾忌、生机勃勃，他所呈现的、正是我们所缺乏的，这种吸引不是很自然的吗？
那些熟悉文学史的人们，也许可以认出：其实，郭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个样本。今天当你走向祖国大地，到处你都可能遇到那些成功的商人、成功的官场人士，他们的活力、口才、谙熟人情的周到细致和对前途的野心，会使你被感染而内心赞叹。但是，当你放大眼光，同时看到他们的其他作为、看到社会的其他人物时，你就会认出：这正是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那些人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的历史作用与风貌，曾经说过，资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仿佛从地下呼唤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强迫整个社会和所有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抹杀了一切神圣情感，用公开露骨的剥削打消了一切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在中国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几十年来社会财富的资本化过程和大量资本的引进，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在这种财富溢出的局面中，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无论得意者还是不满者，无论现实罪恶的承担者还是理想主义的兴起者，总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前所未有的活跃之中。充满活力的坏人、充满活力的好人和其他人，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构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
但是，这种活力同时是野蛮的。它由人们的贪欲所推动。人们的贪欲最为直接，而且在这个日子，被充分释放出来，变得露骨和毫不掩饰。这是个冒险家和野心家的时代，是暴发户的时代。人们直接、功利、不择手段、无所顾忌。正是如此，也表现得充满活力。
这是一个上升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野蛮是它活力的一个部分，正如活力也往往是野蛮的一个部分一样。无论当权者还是商人，都是如此。无论如何你得承认：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在中国，历史没有终结，而是正在进行中。甚至可能还远远没有赶上它的里程。不过对于一个人来说，享受历史的可能代价，有可能是生命的提前终结或者方向的迷惘。而郭文贵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一个体现。他是直接从那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他那吸引许多人的活力和力量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曾经从蒙昧状态进入了野蛮状态。而现在我们正在走进新的蒙昧时代。有趣的是，在这两个走向中，我们的感觉始终良好。当我们处在蒙昧中，我们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真理的守护者。而当我们处在野蛮时代，我们却以为自己代表了最高度的文明模式。如今，我们又在快速走向更为令人头晕目眩的宇宙真理。
海外民运构成了我们的关注焦点。这其实不是因为最有趣或者真实的事态恰恰是在那里发生的，也不是因为那里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脉络或者方向。而是因为只有在墙外，信息可以顺畅地流通。从而对于需要汲取信息的人，只有那里成为可能的场地。
实际上，由于离开了使得精神富有活力和使得主张具有意义并现实兑现的土壤，离开了历史正在发生的现场，就必然会宿命地失去至关重要的现实感、现场感受，而只能以理性推导与幻象来支撑。在那遥远的地方，即使那些看上去确凿无误的常识，一旦进来面临现实，也往往会变得南辕北辙。而对于本土运动来说，它的身体是真实的，但是它的精神供养却大部来自墙外。这两者的不相匹配，是它难以生长的瓶颈。
感谢郭文贵，他对照出我们原本具有的弱点，并使之尖锐化。这表明，作为时代的批判者，我们应该同时拥有作为这个时代特点的活力，以这样的活力，我们来拒绝这个时代的野蛮，而成为时代生长着的那一部分。郭文贵有他自己的道路。这是合情合理的。道路与道路之间，会有交叉或归并。但是，不要纠缠、不要拖累，只要理解和欣赏。要清楚地记得：学习永远是需要的，但是他人的道路，永远不可能取代自己的行走。
我们应该成为自己。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过程会极为漫长。只有那些不辞辛劳的探索者，才有看到终点的希望。
我们民运的基本精神，是对现实的公义批判。我们态度严峻，却不见容于强大的当局与自得的社会，因此挫折与牺牲对于我们有如家常便饭，这本来就是任何社会变革的先驱者们所必然遭遇的命运。更甚的，是我们在方向寻找中的瞻顾徘徊与艰辛苦闷。因此我们长久以来，陷于无力回天的虚弱感中，愤怒、不满与忧郁失落充斥着我们的内心。而在长久的苦恼状态之后，突然遇到了郭文贵这样一个令我们耳目一新的形象。他无所顾忌、生机勃勃，他所呈现的、正是我们所缺乏的，这种吸引不是很自然的吗？
那些熟悉文学史的人们，也许可以认出：其实，郭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个样本。今天当你走向祖国大地，到处你都可能遇到那些成功的商人、成功的官场人士，他们的活力、口才、谙熟人情的周到细致和对前途的野心，会使你被感染而内心赞叹。但是，当你放大眼光，同时看到他们的其他作为、看到社会的其他人物时，你就会认出：这正是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那些人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的历史作用与风貌，曾经说过，资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仿佛从地下呼唤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强迫整个社会和所有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抹杀了一切神圣情感，用公开露骨的剥削打消了一切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在中国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几十年来社会财富的资本化过程和大量资本的引进，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在这种财富溢出的局面中，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无论得意者还是不满者，无论现实罪恶的承担者还是理想主义的兴起者，总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前所未有的活跃之中。充满活力的坏人、充满活力的好人和其他人，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构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
但是，这种活力同时是野蛮的。它由人们的贪欲所推动。人们的贪欲最为直接，而且在这个日子，被充分释放出来，变得露骨和毫不掩饰。这是个冒险家和野心家的时代，是暴发户的时代。人们直接、功利、不择手段、无所顾忌。正是如此，也表现得充满活力。
这是一个上升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野蛮是它活力的一个部分，正如活力也往往是野蛮的一个部分一样。无论当权者还是商人，都是如此。无论如何你得承认：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在中国，历史没有终结，而是正在进行中。甚至可能还远远没有赶上它的里程。不过对于一个人来说，享受历史的可能代价，有可能是生命的提前终结或者方向的迷惘。而郭文贵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一个体现。他是直接从那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他那吸引许多人的活力和力量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曾经从蒙昧状态进入了野蛮状态。而现在我们正在走进新的蒙昧时代。有趣的是，在这两个走向中，我们的感觉始终良好。当我们处在蒙昧中，我们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真理的守护者。而当我们处在野蛮时代，我们却以为自己代表了最高度的文明模式。如今，我们又在快速走向更为令人头晕目眩的宇宙真理。
海外民运构成了我们的关注焦点。这其实不是因为最有趣或者真实的事态恰恰是在那里发生的，也不是因为那里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脉络或者方向。而是因为只有在墙外，信息可以顺畅地流通。从而对于需要汲取信息的人，只有那里成为可能的场地。
实际上，由于离开了使得精神富有活力和使得主张具有意义并现实兑现的土壤，离开了历史正在发生的现场，就必然会宿命地失去至关重要的现实感、现场感受，而只能以理性推导与幻象来支撑。在那遥远的地方，即使那些看上去确凿无误的常识，一旦进来面临现实，也往往会变得南辕北辙。而对于本土运动来说，它的身体是真实的，但是它的精神供养却大部来自墙外。这两者的不相匹配，是它难以生长的瓶颈。
感谢郭文贵，他对照出我们原本具有的弱点，并使之尖锐化。这表明，作为时代的批判者，我们应该同时拥有作为这个时代特点的活力，以这样的活力，我们来拒绝这个时代的野蛮，而成为时代生长着的那一部分。郭文贵有他自己的道路。这是合情合理的。道路与道路之间，会有交叉或归并。但是，不要纠缠、不要拖累，只要理解和欣赏。要清楚地记得：学习永远是需要的，但是他人的道路，永远不可能取代自己的行走。
我们应该成为自己。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过程会极为漫长。只有那些不辞辛劳的探索者，才有看到终点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