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8月22日跳楼自杀，据悉是患有抑郁症，徐怀谦的死讯在中国网络引起很大反响，网友疯传徐怀谦生前说的一句话：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这句话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媒体管制的一角；在徐怀谦自杀两天前，缅甸政府宣布解除新闻审查制度，也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今天本台连线采访一位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及文化评论专栏作家，长平先生，请他从徐怀谦自杀事件谈谈中国媒体人的工作状况以及对缅甸废除新闻审查制度的看法。
法广：长平先生您好。
长平：您好。
法广：长平 先生您曾任职南方报业集团，是资深的媒体人，徐怀谦先生的死因，国内的报道说是怀疑他患有抑郁症。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长平：对徐怀谦先生的死，我很遗憾，非常惋惜。对具体的病因，我不太了解，只能说：普遍来看，中国媒体人的健康状况确实是非常不好的，尤其是精神健康，我看网友的传言反应了媒体人在工作中，因精神上受到压力。甚至处于分裂的状态，这确实是事实。
法广：您是媒体人比较了解中国媒体这个大环境，现在中国媒体大环境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长平：中国媒体是多元的，但是总体上归宣传部门管辖，宣传部门会有一些统一的新闻方向的指引，和一些非常具体的禁令，这个差不多全国媒体都一样；但另一方面，很多媒体又是市场化的，甚至包括《人民日报》的一部分，它们又希望赢得读者的认可；所以，媒体和媒体人都处于分裂的（状态）。
一方面，（媒体人）要为读者工作，要为新闻的客观、公正、以及媒体人的新闻理想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媒体人）又要为党工作；这就意味着，要掩盖一些新闻事实，要歪曲一些新闻事实、要扭曲一些道理来工作，那么处于这两种状态中，的确会让很多媒体人的精神状况是不良好，再加上媒体工作本身的不规律性，所以，我相信，很多媒体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法广：除了亚健康状态之外，他（徐怀谦）选择这一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或是隐情呢？
长平：这个我就不好猜测了。我知道徐怀谦先生，也看过他的文章，但是对他的具体生活状态不太了解。因为抑郁症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在中国也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一种疾病，不管在哪个行业，都有可能存在这种疾病。通过这样的例子（许怀谦事件），一方面以防我们对媒体行业的关注，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引起对抑郁症这一疾病本身的关注。
法广：徐怀谦生前所说的一句话：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这种情况在中国媒体（行业）是不是普遍现象？
长平：是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像我刚才所说，媒体人处于分裂的状态。徐怀谦先生的这句话体现了，媒体人一方面的确是想说想写，想传递真相，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所以这具体是不是导致他（徐怀谦）患抑郁症的原因，我不敢说，但至少，他说出来了他的一种苦恼，我能确认的是：这是媒体人普遍的一种苦恼。
法广：同是有新闻审查制度的缅甸，突然宣解除新闻审查制度，缅甸的这一举动，对中国媒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长平：缅甸的媒体开放，是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缅甸整个民主进程中的一部分，所以不大可能只是媒体某一块开放，更不可能是某一部分或是某一领导（开放）。因为在中国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人会说：广东媒体某个领导叫开放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媒体开放必须是放在整个民主进程中来看，她才可能得到实现，缅甸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他（媒体开放）对中国媒体一定是有影响的，或者说：对整个中国民主进程，我相信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缅甸直到今天，某些方面比中国，问题可能还要严重，管制还要死一些。
中国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尤其是民主、自由这些要慢慢来。这个说法本身是没错的，关键是慢慢来是越来越扼杀呢？还是说在朝一个开放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第二个，慢慢来的速度到底是指什么？如果说想缅甸这样的国家、还有越南等等，过去，并不一定认为比中国更开放的，他现在都能开放，那么中国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开放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缅甸解除新闻管制）一定会对中国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中国媒体人对媒体解禁的渴望，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的。
法广：缅甸宣布新闻解禁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了发表社论说：不能拿缅甸做中国的图腾，您怎么看官方的这一反应？
长平：环球时报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官方的、现行的政治制度、媒体管制进行辩解的一份媒体，但其实，它也不完全代表官方、或者说政府内、体制内所有人的意见。
关于中国要维持现状，甚至往专制的方向走的更多的一些的这样道理，环球时报讲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说：中国应该适度的腐败、适度的环境破坏。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为现行制度进行一些无理的辩解，因为我能想见的，比如说：中国很大，人口更多，跟缅甸比，中国国情更复杂，这些道理其实都是很容易想明白是不成立的。因为缅甸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虽然他国家小。
中国国家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难道不是环球时报经常论证的优势吗？为什么在民主、自由、媒体开放方面他就变成劣势呢？它（环球时报）的论证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它会论证，中国的人口太多，所以不能像欧洲一样搞社会福利，否则的话，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他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道理论证中国的官员太多，我们不能像别的国家那样让官员贪污，否则每个人贪污一点就是很大很大一笔钱，国家负担不起，他不这样论证，反而说我们要适度腐败，他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
法广：您怎么看中国媒体未来的发展？媒体人生存的环境、工作的环境会不会向好的方面有一定的改变？
长平：这个要看媒体人的反抗如何，必须一直进行抗争，那么情况就会越来越多的改变，包括体制内的，徐怀谦先生作为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他都有这样的反抗之心，那么其他一些媒体，更市场化的媒体，可以说反抗之心和反抗的行为更多，事实上这些反抗是见效的。
媒体人的环境或者说媒体的状况应该说和以前相比是有不少改进的，这个不是得益于当局的管理放松，当局的管理其实是越来越紧了，因为媒体人的抗争越来越多，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发达，那他（当局）需要花的功夫（新闻管制）越来越多。
由于媒体人的抗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由于全世界的，包括缅甸的改变，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整个舆论环境，我认为：他的空间整体上来看是越来越大，所以从未来看，只要媒体人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价值、坚持对管制进行的反抗，那我相信他（媒体环境）会越来越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