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治走向党治的新篇章——蠡测十八大的可能走向（鲍彤）

我欣赏中央电视台的天真，我也佩服新华社的睿智。我估计，前者的原文和后者的删节，将连同判决书一起，载入中国的法制史长编，成为不可多得的稀有史料，供十年乃至百年后的读者和研究者咏叹评点。因为判决书本身也才情横溢，颇具特色。

在判决书中，法庭把主犯和主犯的丈夫进行了切割，彻底回避了主犯在作案过程中和她的丈夫的密切关系。这需要很高的水平。

须知杀人犯是在和被害人陷入不可调和的经济纠纷中才萌发杀机的，而她所捍卫的财产是她和她的丈夫共同创造共同占有的。须知杀人犯无论在犯罪杀人的过程还是枉法灭迹的过程中，都悍然动用了她的丈夫所拥有的中国特色的特权。须知她的丈夫在知道本案有败露的危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断手段，改变了中央直辖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分工和职权范围，作出了营救妻子的最后努力。对这样一位关系重大的嫌疑人，法庭居然视而不见，不侦查，不传讯，不取证，不公布证据，兀自把他的名字，从嫌疑人名单中彻底勾销掉了。彻底到什么程度？彻底到在一审中干脆不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同志”的名字，使读者以为杀人犯的神通广大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特异功能。

和反对无辜株连一样，我同样反对有意切割。在和海伍德的经济纠葛中，薄熙来可能是清白的，也可能是肮脏的；在海伍德被杀的过程中，薄熙来可能是无罪的，也可能是有罪的，甚至不能先验地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这个丈夫在他妻子犯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共犯——双主犯。

正因为如此，这位嫌疑人到底是良民还是恶霸，需要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的程序和手段，依法作出鉴定、审讯和判断。很可惜，法庭犯了失职（或渎职）的错误：在没有查清重大关节的情况下，就草草宣布了本案的结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次一审，似乎是对杀人犯薄谷开来的依法审判，又似乎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同志的非法包庇。事情发生在“迎接十八大”的高潮中，更加使人沮丧，使人对由党治向法治转型的可能性忧心如焚。

我不会算命，只能根据一勺海水来蠡测大海。万一不幸而言中，万一我的担心成为事实，那么，这份判决书几乎等于一份“安民告示”：请一切和薄熙来级别相当（或略高，或略低）的同志们解除后顾之忧，你们可以放心地支持亲属去做任何无法无天的事情，依靠已经积累起来的“切割”经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你们本人保护得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