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市拘留所向党的十八大献上一份厚礼：成功制止一起被拘留人员自杀事件。55岁的欧阳某某因卖淫被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行政拘留15日，当她得知自己要被劳动教养时，吞下一根水龙头开关里的弹簧，拘禁室值班人员立即向值班民警报告，值班民警立即赶往拘禁室，在医生的协助下，从她喉咙中拉出一根约7厘米长的弹簧。两天后她“情绪得到稳定，并诚恳地接受了公安机关的处罚”，被送进郴州市劳教所进行劳动教养。
55岁已经属于白发老人，生活的艰辛也不会让她像老电影明星那样风韵犹存，她的客人都是70岁左右的老人，每次卖淫只能得到12元的嫖资，也就是一个盒饭钱，其劳动力价格比“血汗工厂”还血汗。木庸置疑，她是生活所迫，实属逼良为娼。她不仅是一名妇女，也是一位母亲，尊重妇女就是尊重人类的妈妈，但在中国，妇女不是妈妈，而党是“亲爱的妈妈”，欧阳妈妈“失足”后。不但得不到警察的同情，得不到“党妈妈”的阳光，得不到政府的救济，而且还要被送进“党妈妈”在宪法之外设立的私家监狱——劳教所。在这种情况下，欧阳妈妈还要“情绪稳定”，“诚恳接受”，这是多么残忍、多么无道，多么大的侮辱，世界上有这样的“亲妈妈”吗？
恩格斯在《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信》中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之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恩格斯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没有得到实践，谁都知道公安局的潜规则：如果欧阳妈妈能拿出4000元钱交罚款，政府得到分赃，公安局得到提成，警察得到奖金，她就不需要去劳教所劳动了，还可以继续卖淫。因为她的客人都是在公园里唱“红歌”的穷酸退休工人，她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只能被公安局作为“严打”成果，只能让“党妈妈”再一次“显示了党中央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决心”。
在这个“世界妓女大国”里。“妈妈卖淫”不是个别现象。广州的媒体多次报道珠江桥下中老年妇女露宿向农民工卖淫。2012年1月23日，北京大兴公安局红星派出所民警抓到一个“老失足妇女”，也是55岁，被抓现行时装疯卖傻，唱起了一首时髦的爱情歌曲，那场面令人心酸。还有比这更心酸的场面，2001年8月11日晚，湘潭市警方在韶山西路一家没有悬挂招牌的发廊里抓获一对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女。当女子杨某穿衣服时，民警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鼓得很高，她告诉民警“我怀孕快九个月了”。 杨某在派出所接受调查时，突然有了生产征兆，被民警送往市二医院。经医生诊断，杨某是因从事卖淫活动导致早产。“妈妈卖淫”，有的只是为了孩子不辍学。2012年8月8日晚，济宁警方在洸河路西首的一家洗浴中心抓获8对卖淫嫖娼者，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当场嚎啕大哭：“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没钱，我能出来干这丢人的事吗！”
“妈妈卖淫”现象与《人民日报》系列文章总结的“十年辉煌”形成鲜明反差。十年前，胡锦涛和温家宝被“指袭”登基后，向人民承诺以民生为本，“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被海内外众多媒体和某些一厢情愿的专家学者称为“胡温新政”。十年后，“妈妈卖淫”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所谓的“胡温新政”彻底破产。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在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时说：“促进国内消费，应该加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喊了八年了，到现在没有出台。”她表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不应该注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果平等，而是应该注重初次分配时起点的平等，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初次分配讲效率，很可能会发生收入差距，应该通过二次分配纠正。二次分配讲公平，但是现在的二次分配，对于一次分配的结果并没有做正向的调整，反而做了逆向的调整，没有把不合理的格局调整过来，反而更恶化了。”
“十年辉煌”主要辉煌在GDP数字上，而GDP是“妈妈卖淫”的祸根。中共已经耗尽了所有证明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只能用拼经济来证明合法性。年年“保八”，不仅成为官员升迁的最主要考核指标，也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者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好机会，官商结合后，造成了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距过大。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为了防止资本功能的无限扩张，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民间协会等非营利机构）就要扮演一个调节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低收入者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在保护社会公平方面毫无建树。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一切向钱看，钱变成了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每个人的劳动力，这是每个人与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胡温新政”之下的“GDP主义”，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由妈妈组成的“十元快炮店”，就有了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
“胡温新政”的目标是“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两个“更”字好像人民已经幸福和有尊严了。欧阳妈妈的幸福指数是多少呢？当她看到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戴着十多块价值上万元甚至超过10万元的名表时（杨达才承认了五块，说是拿自己的工资收入买的），她会计算接待一个嫖客12元要接待多少个嫖客才能买一块名表，她怎么能“情绪稳定”呢！欧阳妈妈的尊严指数是多少呢？当她看到凤城市委书记王国强贪污受贿2亿元，不但没有被送进劳教所，还被送到丹东市异地做官，最后被送到美国，她怎能“诚恳接受”呢！
有“失足妇女”，就有“失足政府”。“胡温新政”的十年，是 胡温折腾”的十年，把农民的土地折腾成贪官洗钱的商品房，把城市人折腾成“房奴”，把知识分子折腾到“黑五类”，把人才和财富折腾到美国，把下岗妈妈折腾到“十元快炮店”，……更大的损失是折腾掉国人对改革派人物勇挑历史重担一呼百应的幻想，折腾掉国际大家庭对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希望，折腾掉中国和平民主转型的最佳时机。“胡温新政”结束了，“习李新政”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是再加两个“更”字，变成“让人民活得更更加幸福、更更有尊严”？
55岁已经属于白发老人，生活的艰辛也不会让她像老电影明星那样风韵犹存，她的客人都是70岁左右的老人，每次卖淫只能得到12元的嫖资，也就是一个盒饭钱，其劳动力价格比“血汗工厂”还血汗。木庸置疑，她是生活所迫，实属逼良为娼。她不仅是一名妇女，也是一位母亲，尊重妇女就是尊重人类的妈妈，但在中国，妇女不是妈妈，而党是“亲爱的妈妈”，欧阳妈妈“失足”后。不但得不到警察的同情，得不到“党妈妈”的阳光，得不到政府的救济，而且还要被送进“党妈妈”在宪法之外设立的私家监狱——劳教所。在这种情况下，欧阳妈妈还要“情绪稳定”，“诚恳接受”，这是多么残忍、多么无道，多么大的侮辱，世界上有这样的“亲妈妈”吗？
恩格斯在《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信》中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之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恩格斯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没有得到实践，谁都知道公安局的潜规则：如果欧阳妈妈能拿出4000元钱交罚款，政府得到分赃，公安局得到提成，警察得到奖金，她就不需要去劳教所劳动了，还可以继续卖淫。因为她的客人都是在公园里唱“红歌”的穷酸退休工人，她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只能被公安局作为“严打”成果，只能让“党妈妈”再一次“显示了党中央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决心”。
在这个“世界妓女大国”里。“妈妈卖淫”不是个别现象。广州的媒体多次报道珠江桥下中老年妇女露宿向农民工卖淫。2012年1月23日，北京大兴公安局红星派出所民警抓到一个“老失足妇女”，也是55岁，被抓现行时装疯卖傻，唱起了一首时髦的爱情歌曲，那场面令人心酸。还有比这更心酸的场面，2001年8月11日晚，湘潭市警方在韶山西路一家没有悬挂招牌的发廊里抓获一对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女。当女子杨某穿衣服时，民警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鼓得很高，她告诉民警“我怀孕快九个月了”。 杨某在派出所接受调查时，突然有了生产征兆，被民警送往市二医院。经医生诊断，杨某是因从事卖淫活动导致早产。“妈妈卖淫”，有的只是为了孩子不辍学。2012年8月8日晚，济宁警方在洸河路西首的一家洗浴中心抓获8对卖淫嫖娼者，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当场嚎啕大哭：“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没钱，我能出来干这丢人的事吗！”
“妈妈卖淫”现象与《人民日报》系列文章总结的“十年辉煌”形成鲜明反差。十年前，胡锦涛和温家宝被“指袭”登基后，向人民承诺以民生为本，“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被海内外众多媒体和某些一厢情愿的专家学者称为“胡温新政”。十年后，“妈妈卖淫”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所谓的“胡温新政”彻底破产。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在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时说：“促进国内消费，应该加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喊了八年了，到现在没有出台。”她表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不应该注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果平等，而是应该注重初次分配时起点的平等，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初次分配讲效率，很可能会发生收入差距，应该通过二次分配纠正。二次分配讲公平，但是现在的二次分配，对于一次分配的结果并没有做正向的调整，反而做了逆向的调整，没有把不合理的格局调整过来，反而更恶化了。”
“十年辉煌”主要辉煌在GDP数字上，而GDP是“妈妈卖淫”的祸根。中共已经耗尽了所有证明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只能用拼经济来证明合法性。年年“保八”，不仅成为官员升迁的最主要考核指标，也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者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好机会，官商结合后，造成了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距过大。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为了防止资本功能的无限扩张，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民间协会等非营利机构）就要扮演一个调节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低收入者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在保护社会公平方面毫无建树。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一切向钱看，钱变成了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每个人的劳动力，这是每个人与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胡温新政”之下的“GDP主义”，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由妈妈组成的“十元快炮店”，就有了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
“胡温新政”的目标是“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两个“更”字好像人民已经幸福和有尊严了。欧阳妈妈的幸福指数是多少呢？当她看到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戴着十多块价值上万元甚至超过10万元的名表时（杨达才承认了五块，说是拿自己的工资收入买的），她会计算接待一个嫖客12元要接待多少个嫖客才能买一块名表，她怎么能“情绪稳定”呢！欧阳妈妈的尊严指数是多少呢？当她看到凤城市委书记王国强贪污受贿2亿元，不但没有被送进劳教所，还被送到丹东市异地做官，最后被送到美国，她怎能“诚恳接受”呢！
有“失足妇女”，就有“失足政府”。“胡温新政”的十年，是 胡温折腾”的十年，把农民的土地折腾成贪官洗钱的商品房，把城市人折腾成“房奴”，把知识分子折腾到“黑五类”，把人才和财富折腾到美国，把下岗妈妈折腾到“十元快炮店”，……更大的损失是折腾掉国人对改革派人物勇挑历史重担一呼百应的幻想，折腾掉国际大家庭对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希望，折腾掉中国和平民主转型的最佳时机。“胡温新政”结束了，“习李新政”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是再加两个“更”字，变成“让人民活得更更加幸福、更更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