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先生逝世，终年九十六岁。海外中文网站刊登了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由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马立诚发布。
我17日打电话到胡绩伟家致哀。胡继伟的女婿接电话，告诉我国内媒体没有刊登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网上一有贴子就被删掉。我又打电话给国内新闻界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胡绩伟逝世。可见中共当局对胡绩伟逝世消息封锁之严密。凡是令中共恐惧的人和消息，中共都要加以封杀，胡绩伟在世他们恐惧，胡绩伟逝世他们也恐惧。
胡绩伟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进八宝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胡继伟家，说八宝山给胡绩伟留着一个位置。的女儿胡雪滔只用一个字回答：“不！”八宝山里有一众独夫民贼，胡绩伟怎能与他们共用一个墓园。胡耀邦、赵紫阳都拒绝进入八宝山。
我这一生曾遇到三位对我影响至深的伟大新闻人，一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便认识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同事的刘宾雁，一位是89“六四”后流亡美国结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原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第三位就是胡绩伟。前两人都已去世，如今胡绩伟也走了。他是在中国政治改革可望出现一线曙光，中国新闻改革呼之欲来之时离我们而去。
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
《人民日报》历任社长和总编辑，包括知名的范长江、邓拓，个个才华横溢，但他们无一例外都被中共打断了脊梁，他们主政的《人民日报》只能充当中共撒谎欺骗的工具。唯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才有了人民的色彩。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为中国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为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推波助澜。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就不会有中国的黄金1980年代。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更是罪恶累累，一无是处。我至今仍怀念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短暂日子，怀念《人民日报》80年代胡绩伟造就的一度辉煌。
我与胡绩伟先生接触并不多。对一位伟人的感受，其实不需要朝夕相处。
1980年我在广东《羊城晚报》工作。那一年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我奉派出任《羊城晚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1986年初，我接到《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指示，要我接待到深圳工作和考察的胡绩伟先生。当时胡绩伟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免去了《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他一到人大便着手推动制定《中国新闻法》。他到深圳，目的是邀请香港新闻界人士过来，为制定《中国新闻法》提供意见，并顺道考察深圳特区。胡绩伟不愿意受深圳官方的接待，认为那有碍于他了解真实的深圳，他选中与民间较为贴近的《羊城晚报》。
制定《中共新闻法》中途夭折，原因是陈云的几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胡绩伟在深圳期间，与分批前来的香港新闻界人士座谈，其余时间由我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建立的过程、成就和问题，并带他到深圳各处参观考察。他一路向我讲述他的观感和他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思考。
几天与胡绩伟相处，令我思想震撼，使我接受了一个全新的新闻观。我亲耳听胡绩伟阐述“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论。
胡绩伟说：一张报纸，从事新闻工作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毫不犹疑的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包括高于党的利益。党与人民发生冲突，证明党犯了错误。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我自小在共产党的生态圈中长大，从事新闻工作，一向以党性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虽然也曾思考过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质疑过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但全身经过共产党新闻理论污染的我，不可能有深入思考的思想功力。胡绩伟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述，从那时起在我心中扎下根来，使我思想升华，作为新闻人，我获得新的生命。
也许我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见解得到胡绩伟的欣赏，他在离开深圳前夕，对我说：希望你到《人民日报》工作，如果你愿意，我向《人民日报》推荐。我当场答应，感谢他的器重！
一个月过后，人民日报社通过广东省委组织部发来调令，要求我在指定时间前往北京报到。
我在《人民日报》经过短暂实习，便被派回深圳，创建《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出任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那时的《人民日报》，虽然继胡继伟之后又更换了两任社长，但胡绩伟遗风犹在，解放思想、为民代言，仍是报社上下多数人的共识。如果不发生“六四”屠杀，《人民日报》社的改革派随中共党内改革派一起全军覆没，由胡绩伟开创的《人民日报》的辉煌，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间不长。1987年，中共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办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我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我之所以乐意到海南工作，是因为我希望在海南大特区一展新闻改革的抱负，为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再做一次实践。虽然这如同在悬崖上行走，但1980年代中国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充满信心。结果却超出了我的最坏想象。
《海南日报》经过一系列变革，有脱胎换骨的新貌。1989年3、4月间，我趁到北京《人民日报》补办行政关系调转手续的机会，前去拜访胡绩伟，邀请他年底到海南过冬、考察，并请他代我邀请新闻界的老同志同行，人数不限，为期一个月。《海南日报》负责他们的考察、休息、交通、食宿事宜。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考察结束后，每人为《海南日报》撰写一篇评述大特区建设的文章，留下三条《海南日报》新闻改革的建议。胡绩伟欣然答应组建这个考察团并担任团长。“六四”事件发生，这件大好事成为泡影。
尽管异常艰难和痛苦，我在海南还是一往无前实践“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论。89民运期间，则是我为自己的实践所做的最后一搏。以至我本人“六四”后遭受严酷整肃不得不流亡海外。
“六四”后，海南新闻界发起一场对我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大批判，着重批判我推行“人民性高于党性”。2010年2月出版的《海南省志》对这场大批判有专门记载：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海南日报》曾一度发生舆论导向的严重失误。前总编辑程凯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程凯在主持报纸改版时就流露出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提出‘特区报纸不必过分强调党性原则’，‘副刊要办得离政治远一点，格调要软一点’，‘读者来信专版要办成海南的包青天，为百姓伸冤’，‘要专家办报，不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等。‘北京风波’为他充分表现自己提供了机会。在他的策划、支持、影响下，《海南日报》发生了偏离党的政治方向的一系列问题。”
“动乱期间，程凯亲自指挥，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发表了大量支持动乱的文字和图片报道，坚持错误的舆论导向。突出的例子是：5月24日，当首都召开了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党中央讲话，形势趋于明朗化之后，程凯亲自拍板在《海南日报》第一版发表《赵紫阳，您好!!!》、《反对暴力》的巨幅相片，影响极为恶劣。”
我谢谢《海南省志》的记载，使《海南日报》这一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悲壮实践不致湮没。“人民性高于党性”新闻理论的创立者不是我而是胡绩伟。胡绩伟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将其“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首先付诸实践，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我追随胡绩伟，80年代末在《海南日报》也为这一实践付出了惨重代价。
“六四”二十三年来，我被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再也没能见到胡绩伟先生。他曾通过新闻界的朋友转达对我的关心。唯一的一次联系是，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在美国病逝后，北明、一平、黄河清三人编辑一部《刘宾雁纪念文集》，我自告奋勇担任这本书的校对。文集缺少胡绩伟的一篇文章，我打电话向胡绩伟先生约稿。他很快寄来一篇准备发给香港《争鸣》杂志的文章《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沉痛悼念宾雁老友》。他的夫人狄沙也寄来悼念刘宾雁的文章《宾雁，我为你深深地悲哀》。胡绩伟在文章中称赞刘宾雁具备优秀新闻记者应有的可贵品质，那就是贴近人民，以人民为先。
二十三年来，胡绩伟生活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身体日渐衰弱，精神却更加硬朗。他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他去世前，进入特护病房，还请人转告著名记者高瑜女士，请她写文章呼吁中共十八大平反“六四”。这也是胡绩伟先生的遗嘱，不仅是对高瑜的嘱托，也是对海内外所有民主人士、人权人士、有志于为中国新闻改革而献身的所有新闻人的嘱托。
二十三年来，虽然中共对媒体的禁锢越来越严厉，但今日中国，已经出现具有自由意志的报刊和一批独立思考的新闻人，网络上更涌现大量民间记者不断将翻墙得来的外界信息传播到国内。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必首先从新闻改革实现突破。而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仍将是一面旗帜，引领人们对中共禁锢媒体、扼杀言论自由的专制体制展开冲击。这面旗帜上写着七个大字“人民性高于党性”
2012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