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1日，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9天，离我的四年缓刑到期15天，清晨，我跟还在床上睡懒觉的儿子打了个招呼，完全没有料到这个轻松的告别仪式后接下来的竟是一次痛苦的离别，跟儿子下次见面竟是几个月后在监狱。我像往常一样穿好衣服出门，下楼，出院门，走到街上，离家大约二十米左右，一辆警车阴悄悄地跟了上来。缓刑期间一直骚扰不断的那个警察坐在驾驶位上，示意我上车。上去后，警车不是像以前那样开向派出所，而是直接开向了本地法院。在那儿，我被两个警察挟持到法庭被告席上，听孝感市中院“罚官”
念了所谓的取消缓刑予以收监的“刑事裁决书”。虽然感觉有点意外，自认为一直保持着低调，但既然上诉了，遭到报复就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报复主义、惩罚主义一直是共产党刑事司法中两条暗地里起实际作用的重要“原则”，被清楚明白地写进了某些教材。我知道抗议是枉然的，只能随他们去。在被押往汉西监狱的途中，我心里坦然，记得只说过一句话，我指着孝感市“罚院”出具的《刑事裁决书》上的日期对押送的警察们指出日期搞错了，重新收监的《裁决书》上将我被刑事拘留的日期由2003 年10 月28 日，改成了被逮捕的11 月1 日，少算了四天时间。用这个逮捕日期推算出来的到2012 年12 月8 日的剩余刑期是不对的，这样等于我要多坐四天的大牢。
这个十分明显的日期错误，直到所谓的“刑期”结束，都没有得到纠正。
当然，整个判决以及收监的裁决，我从来就没有服判过。法理和证据上的漏洞到处都是，但当局就是有那个把冤案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在我的反复申诉下，理亏心虚的他们，都没有胆子将《裁决书》副本送交我的家人，并且干脆将原本应该给我保留的《裁决书》正本也收了去。我现在就是想对重新收监进行申诉，都没有了文字依据。
虽然我对因为追求自己的民主理想而给家人造成的种种精神压迫和经济损失时常内疚，但像在孝感看守所里一样，身陷冤案十年，我心里从头至尾都是坦然的。我十二万分清楚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罪恶，反而只有功劳，只有为民众主张权利和为国家（同时也是为自己）争取自由。我的初衷是为了把纸面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变成事实，用民主来帮助中国走出专制社会治乱循环的迷局，从而让人民受益，把国家搞好。我与执政当局对立的行为可以套用古人的说法，可叫作“从道不从君”——服膺真理正义而不屈从共产党的强权。我个人的人生奋斗目标也可借用古人的话来表达，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这也是罪恶，那这个国家里还有什么不是罪恶？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把努力的目标对准拱倒“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汉西监狱，我则把目标对准政法委及其所主导的错位的司法体制。蹲大狱虽然是极其不利的处境，但如果把人生看作奋斗不息的过程，而不以成败沉浮为判断的标准，坐牢便是个极好机会，他们这是把一颗民主的种子播在了共产党顽固派的堡垒里，岂能让这个机遇擦肩而过？从进监狱的第一天起，我就暗下决心，要利用一切机会，与尽可能多、尽可能高的司法界人士接触，以理服人，用正义和民主的道理说服他们！
关于我在监狱里政治层面做了些什么，如何做的等等内容，读者诸君且待我以后慢慢叙来。
这里暂且放下这个话题不表。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这篇短文里我主要谈一谈在监狱里犯病的事。监狱与疾病这个话题表面看似乎不如政治思想那么重要，然而，它却与目前中国两百万左右在押囚徒的切身利害相关，并且还犯人的家属间接与几乎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相关。同时，先写这个主题，也是因为这几天习太子离奇“失踪”后网上各种患病的传闻，使不透明制度与疾病之间的某种神秘关系进入公众的视野。
我进汉西监狱时正值热天。汉西监狱位于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市江汉区江达路28 号，据说里面关着千把个犯人。高墙铁网的里面，从北往南，一并四栋五层建筑就是监舍。如果单纯从监区环境等表面现象看，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可谓生活在绿树鲜花丛中。然而，犯人们日常生活和劳动实际上却是与绿树鲜花隔离开来的。楼房的每一层是一个监区，每一层各关百把人，囚犯相互间声气可闻而不能擅自往来。每层出入口有“铁将军”把门，钥匙掌握在值班狱警手中，门口还有负责进出登记的犯人昼夜值勤。每层楼除去警官办公室、活动室、风场和杂物间，约有十个房间是用来关人的。每个号子到息灯后就锁上。号子有大有小，据说最多的一个号子关十四人，分睡在两排靠墙的高低床上，共用高悬在头顶的两个电扇。关我的号子里只有四个人，我是主客，还有三个“陪客”，就这么少的人，当气温升到37 度以上时，房间里就已是热不可耐，每天下午得忙着往地上墙上泼水降温。由己推人，那些十几个被关一屋子里的人们是何感受，可以想像得到（据从沙洋监狱转到汉西监狱的犯人说，在湖北省沙洋监狱，一个平房的大屋子里要关三十个以上的犯人，没有卫生间，只有便桶，就搁在监舍里，夏天的每个夜晚都难熬，不仅热，而且臊臭难耐）。
大约进汉西监狱后一周左右，我被安排去监狱医院。夹在带队的值班狱警和专责监视我的“陪客”之间，从监区大门出来，走警戒线通过监舍大楼与印刷厂之间的水泥路，转个弯，经过专门给犯人做饭的一栋楼（不能称为食堂，因为犯人们是不能到那里集体就餐的，那里只负责做饭菜，做好后送到每个监区），就到了。医院位于监狱南边的最后面，一栋三层的小楼。
我被按照要求由医生们对身体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检查，如实回答了病史，做了X 线透视，抽了血样。检查结果始终没与我本人见面，但被告知身体总体情况不错，只是存在前期脂肪肝症状。我被建立了专门的病历，后来每次看病，这个病历都会由“陪客”带上。
其实在入狱之前不久碰巧做过一次全面检查，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是非常在意的，十多年坚持锻炼不辍。被一个无所不能的强权当作敌人，如果身体再出现问题，不说死得成，那日子也太难熬了！尽管我一直注意保持身体健康，多少有点提防被人所趁的意识，但是，个人的锻炼和提防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身处监狱这种极其艰苦和完全不由自主的环境中，身体不久就出现了异常。
按照监狱管理制度，入狱后的头两个月得接受“入监教育”。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类似军训的操练，在命令和口号驱使下像木偶人似的排队一板一眼走正步，另一个是背熟司法部给所有在押人员制定的《行为规范》。我是政治犯，不知为何没有被命令去走正步，被锁在只有十几平方的监舍里，每天24 小时全在里面度过，不能走出监舍半步，给搜得片纸无存，被强迫要求坐在一个矮塑料凳上背《行为规范》——一种以强制为美德、以制造身心全面驯服的工具为目的的专制强权腐朽思维的产物，读两句就令人作呕，背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对智力的摧残和对人格的侮辱。一个大活人，24 小时被关一个小屋子里，除了吃饭睡觉，其它时间还不能随便起来走动，“陪客”们也被要求不能随便与我讲话，这样在憋闷中坐了大约一个月左右，身体几处就出现了异常，颈椎疼痛，痔疮脱肛，肠子掉出来了，双腿麻木，上床时身体转不过弯来，上下身连动一下子倒到床上，以前通常只在冬天才犯的鼻炎，在大热天里也犯了，鼻腔隐隐地疼，鼻涕有时还带血。
这鼻子里的病来得有点蹊跷，开始我怀疑是饮食或饮水或空气不卫生的原因。汉西监狱里的水是武汉市的自来水，有股子臭味，吃饭和馒头有时也感到一股腐败的味道直冲鼻腔（大概是做饭的犯人不负责，脏东西不洗就用来做饭做菜），只能赶紧把口里的吐掉，刚进去那段，傍晚时分空气里经常有阵阵臭气袭来，据说是附近有座垃圾场，又有人说是监狱里的下水道没盖好。到底什么原因，至今也不知道，只是后来空气里的臭味似乎没了，不清楚是臭源没了，还是久居鲍鱼之肆的缘故。
狱警带我去了医院，接诊的是张院长。狱警介绍说他是监狱医院里最好的医生，还有狱警说只有这位张院长是真正受过医学专业教育出来的医师，其他的大多是转行的。他对我很和善，也挺友好。但他不是，也不可能天天当班，另外的医生有的会用一种明显的轻视口吻和神色与我说话，有的还会当着我发牢骚。有次一个看样子年纪很大的医生对我说：“犯人都像你这样（经常来看病拿药），监狱医院就办不下去了。知不知道？犯人的医疗费每人每个月只有五块钱。”
好在家里知道我大病不患小病不断，探视时经常带些药来。然而犯人是不能保存有药的，柜子里只能保存当天用的量，当天用不完的药全被收缴到警察办公室里某处统一保存，再拿回来时，便免不了少点这缺点那的。
鼻咽部三不三疼痛一阵子，自己没药了，自然得向狱警说。家里带来的是市面上比较贵一点的所谓好药，监狱医院里开的则通常是很便宜的药，狱警所记我说药效好的药名则多是我家里带来的。在监狱里，犯人不是随便就能被批准去医院看病拿药的，更别说指明要某种药了。
开始我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点名要药，而拒绝医院里的便宜药，因此被狱医、狱警和其他犯人视为我在主张一种特权。狱警带我去医院遇到某些相好的医生时便会说：“这是我们队的‘特保儿’！有么法呢？”“陪客”们——专责监视我的犯人也很乐意与我一起去医院，据说这样他们可以搭我这个政治犯的便车多开点药，开点好药，而在平时，他们说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一直有慢性鼻炎和咽炎，入狱前两年，这两“炎”似乎变得活跃了些，06 和07 两年的春节前后，都发生过鼻涕带血丝持续一个月的现象，因为缓刑期间受管制，去武汉市大医院不方便，一直就在本地诊治，心里头总有些隐忧。08 年在狱中过春节，这种现象再次出现。既然身在武汉市，离同济、协和两大医院近在咫尺，为什么不去看看？据同监号出去看过病的犯人说，犯人可以出监狱去大医院看病，只是必须由家里出钱，监狱是不出这个钱的。我把病情和自己的要求正面向监区的教导员、队长（分别是一、二把手）提了出来。教导员和队长答复，是否需要出院诊治，需要监狱医院说话。
面对面时，我力图说服张院长同意。我说：一般情况下，身体有点病不需要大惊小怪，但我认为，身体方面如果出现五种情况就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通常是大病的症状，只能尽早发现，越早治疗越好。张院长问：哪五种情况？我说：一、低烧不止；二、小便颜色异样；三、经常性的头晕眼花；四、浮肿；五、某个局部长期隐隐疼痛。张院长似乎嗯了一声。我针对自己的情况说：我当然不情愿，不过，在没有确诊之前，不能完全排除有可能是鼻腔内的病灶因为某种诱因而导致病变，我现在想做一个CT 扫描或核滋共振，确诊鼻子的情况，钱由我家里出。不论有没有什么问题，我都要做到心里有数。张院长回答会将我的情况和请求向监狱领导汇报。结果是我的要求没有被明确拒绝，也没有能够出去诊断，不过也并非没起作用。
这次对话后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某一天，我被带到医院，被介绍给两个看样子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的老年医师。教导员在介绍他们时，特别强调其中一位是教授，权威，是监狱特地请来为我看病的（后来才弄清楚他们是武昌那边的湖北省监狱总医院的）。他们对我的鼻腔作了相当仔细认真的检查。然后告诉我，是慢性咽炎，不是鼻炎，没有太大的问题，不必太担心。
人家毕竟是专业医师，这话让我放心了些。不知是吃消炎药起了作用还是怎么的，春节过后没多久，鼻腔里的疼痛和血丝渐渐消失了。然而，个把月后疼痛再次出现。我旧话重提，对教导员说：我尊重上次你们请来的那位专家的意见，也感谢监狱领导对我疾病的重视！但是，他再权威，没有CT 等检查手段，仅凭常规检查，可能还是难以发现隐藏在器官里面的问题。
我希望还是能出去查一下。他答应向监狱领导反映，但随着鼻子疼痛消失，这事再次不了了之。
在经历了孝感市看守所和汉西监狱的囚徒生涯后，我可以说对中国在押人员的医疗保健情况有了一个切身的体验。看守所里通常配一名医生，在押人员除非重病，一般的疾病都由那个医生简单处理一下。也许是对在押人员有嫌恶或蔑视或训斥等某种表示，也许是某些被关押者的要求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孝感第一看守所的那个医生尽管对我还算不错，却被其他在押人员称为“兽医”。与“孝感一看”相比，汉西监狱的医疗条件应该说更好一些，有专门的监狱医院，平时似乎有十几个医护人员，一般的门急诊都可应付，只要家里愿意出钱，重病号也可以去武昌那边的监狱总医院住院治疗。但是，监狱里的医疗卫生条件总体上来说还是存在许多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是饮食营养不均衡，大桶菜多被煮死。进监狱不久我就发现，被调来专门监视我的同监号三个犯人每个都患有相当严重的牙龈炎。一个坐了四年牢的，牙齿几乎掉光了。
他们的牙床上经常长出绿色的脓包，痒得难受时就要别人帮忙挑破，而据他们说，汉西监狱里，掉牙齿非常常见，都不知道原因。我对他们说，这是严重缺乏维生素的缘故。他们吃过维生素后，这种现象果然就没了。
另一个问题是结核和肝炎等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与健康人混居，缺乏有效的隔离措施，一般犯人也缺乏防范传染病的必要知识。
第三个问题是监狱工厂劳动卫生条件相当差。我没有被安排到监狱工厂参加劳动，尽管我曾经正面要求过，但与我囚禁在一起的有两个犯人是从工厂车间里调来的。他们说，监狱共有三个工厂，其中成衣厂和毛织厂粉尘污染非常严重，许多犯人患有矽肺病。
第四个问题自然就是现行的监狱管理制度下，对犯人的医疗卫生保健费用安排过低，这导致监狱医疗资源过于稀缺，除了极少数家境富裕并能得到亲属关爱的犯人患病有望得到医治外，贫穷的和得不到家人谅解的，特别是刑期太长的犯人一旦犯上重病，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侥幸不死，出狱后大抵也疾病缠身，成了废人。
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犯人的贫困有关，与钱有关，在现行监管制度基础上作些改革基本就可解决。这种改革主要是对犯人在监狱中的劳动给予一定报酬，允许他们用劳动来提高自身的医疗卫生保健和调整饮食结构等福利待遇。这是后话，以后再专章叙说。
言归正传。多次要求出外诊治没有得到解决，竟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出现了得到满足的机会。大约出狱前三个月左右的一天清早，我下了床到监舍后面的卫生间去，准备像往常一样洗漱，然后去活动室里锻炼身体。卫生区与床铺区是前后分开的，其间有一道约十厘米的小坎，迈过这个小坎时，不由自主地膝盖一软，一下子扑倒在地面上。倒地的响声惊动了其他人，我被扶了起来。我以为是地面滑，不小心滑倒的，没太在意，洗漱后仍然出监号去活动室，谁知在走廊上没走两步，走得好好的，忽然一下子又摔倒在地板上，被安排每天跟在我身后专门监视我的“陪客”只落后一两步，出手扶都没来得及。
这天早上不到两个小时的短暂时间里，我竟一连摔了五跤。
我去医院里是被人从两边夹着膀子给抬下楼的，出监狱去外面医院需要上警车，因为双手被戴上手铐，竟然只能双膝跪在车踏板上才能被塞进车里去。车到医院门口，不是同济，而是某个较小的医院，据说那也是狱警们平常看病的定点医院，手铐被打开，但人只能坐在轮椅上，轮椅用不上的地方，手扶楼梯，另一边得由警官扶着才能上楼下楼。
一直希望做的CT检查，做了，不过没有被安排做鼻咽部，而是查的颈椎腰椎。在等待CT结果和全血检查结果期间，张院长和教导员特意安排我去了耳鼻喉科。医师给我做了常规检查，结论也是没多大问题。这时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提出做CT 呢？所有检查的钱都是监狱在出，两年多时间里，我没有给监狱创造一分钱的物质财富，怎么好意思再加重别人的负担？再提要求，我说不出口。
检查的结果是缺钾。不是大病，注射和服用氯化钾两天后，症状就消失了，人也能行动自如了。但为什么会突然缺钾呢？据同监号的犯人说，汉西监狱里出现缺钾症状的人不止我一个，此前也有过，他们说那人几年时间里没有得到诊治，每件不方便做的事都得向别人求助。不过医生说，缺钾的情况不很常见，平时饭菜里都含有比较丰富的钾。
现在，出狱已经近两年了，缺钾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我不是专业医师，没有机会了解与缺钾相关的知识，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琢磨医学领域的问题，只是患病当时心里觉得有点点蹊跷。
那蹊跷一直没得到正面解惑，所以，当有时遇到类似问题时，比如这次听说习太子的蹊跷“失踪”和患病传闻时，那成为过去的蹊跷里会自发地长出个疑问来：我到底是缺过钾，还是被缺过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