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6日，96岁的胡绩伟先生悄然走了。
得知噩耗已是次日中午，我在博客上转载了十多年前他夫人为《脊梁》写的长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因涉及“##”等敏感词很快被删除了。在权势集团眼中，他今天依然如同一根芒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革命党阵营中出来的报人，致力于推动新闻自由，不停地呼唤民主。他虽无邓拓那样的才华和魅力，但他的正直、诚恳、直率和执着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二十三年之后，他以望百之岁告别人世，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已竭尽所能，把他能发挥的能量几乎都发挥出来了，特别是他留下的《胡赵十年新政》，以他的亲历亲见亲闻，为充满生机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释。
1989年春夏之交，由学生运动引发的民主运动席卷全国，戒严令下达之后，他得知北京的医院已在发急救包，为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生命忧心忡忡。5月21日，他委托《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前往广场劝说学生撤退。当高瑜带着三个学生来到他在煤渣胡同的家时，他见到学生大为热情，全家人都迎了出来，又送面包又送水。高瑜曾目睹他在沙发上向学生左右挥动双拳说：“敌进我退嘛！”老人的真挚热情，老人的可爱天真都在这个画面中毕露无遗。高瑜被捕后，公安审问她时，要她写胡绩伟的材料，写了三、四次都通不过，其中就是少了这个细节，而公安通过学生掌握了这个细节，最后公安在她面前把双手攥成拳，在胸前左右晃动，“还说，敌进我退。”
当年5月10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拟定6月20日左右在北京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议程包括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消息见报后，人们产生了通过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程序解决重大问题的希望。我曾看到过绕着纪念碑的大标语：“召开人大，推进民主”。胡绩伟为此做了重要的工作，5月25日，他征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他也因此获罪当道，遭撤职、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他家的那张沙发，几年之后我也坐过。老人的神态、口气如在眼前。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进北京煤渣胡同三号《人民日报》分给他的宿舍，记得是独院，天井中种满了花，进门是个不大的厅，有一张长沙发，里面是他的书房。老人身体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聋，带了助听器。此前，我读过他1995年的新作《新春放语》，从西安林牧先生那里辗转传来的。又听说他新写了一篇长文《论和平与民主》，他却没有多谈他的这些文章，而是谈了些养生之道。我临走时，他去书房拿了一本《方法》杂志，告诉我这是一本讨论聪明与愚蠢问题的刊物，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谈养生经验的文章。
2000年，我和百华等几个朋友编《脊梁》一书，胡绩伟先生这篇是由他夫人狄沙和林牧执笔的，狄沙的部分有7800多字，对他生平的介绍很详实。大约2002年，我和丁东先生一起去过他的新家，在金台夕照的《人民日报》宿舍，老人见到我们很高兴，在客厅里谈了两个小时，老人除了听力不好，精神状态很好。他送了我自印的《胡绩伟自选集》三册：《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报人生涯五十年》。他们夫妇很想多要几本《脊梁》，我让他们托人去香港取，当时还写了一张纸条。
自1989年之后，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在这个统治体制内或被出局，或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茬又一茬的势利之徒，权力内部的生态普遍恶化，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加大，那些把持着大大小小各种位置的人，往往只在乎一己私利，根本不关心这个体制的未来，当然更不关心自己身后是否洪水滔天，只要他们继续有机会捞取好处就好了。这是胡绩伟们所无法想象的。统治体制内的理想主义者在“##”之后渐渐老去，十年来，李慎之、吴祖光、何家栋、李普、李昌、朱厚泽等相继离开（还有赵紫阳）。健在的李锐、何方、杜导正等先生也都八、九十岁了。他们经历了年轻时的理想被毁灭的过程，患难和痛苦转化成为他们自省和批判的动力。他们晚年目睹自己投身的这个革命党一天天腐烂下去，目睹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遏制的贪婪、利己趋势，眼看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忧心如焚，却又无力回天。岁月无情，那一代人不断凋零，更无情的是扼住了中国咽喉的权势集团，他们的冷酷、冷漠正把中国带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面对这个已拥有八千万之众、掌握着泱泱大国命脉的党，他们的心情何等复杂，作为从延安、从地下党一路走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命与这个党已经不可分了，他们与个这个党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们只能恨铁不成钢，内心的苍凉和期待交织，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到老也没有办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给他们的限制，革命生涯给他们的限制。每个时代的人都是他那个时代塑造的，人不可能超越时代。他们对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的选择，而不是理性的判断。胡绩伟先生晚年耿耿于心的就是要搞民主，认为不能再专制下去了，现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维持不下去，只要共产党能搞民主就好。
他晚年提出“胡赵新政十年”的说法，颠覆了过去将改革开放的功劳全部归于邓小平的定论。2008年初我从许良英先生来信中最早知道他的这个新说法，他在跟姚监复先生的谈话中提出“胡赵十年新政”解放人、解放思想、解放经济，解放社会只是开了个头，未完成的是直接普选和军队国家化。许先生给他的回信虽不同意他把“胡赵十年新政”纳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框架内，但认为他提出这个概念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是一重大创新，对实现中国民主化一定会产生推动作用，深入研究下去，真是大有学问。他在1月14日和2月1日给许先生的信里说：“现在我真是人老心不老”（那时他已92岁高龄），“已慢慢丧失研究问题的能力，研究得占有实际的资料，我现在已经慢慢丧失搜集、积累和引申资料的能力。研究，就得占有理论根据，我也慢慢丧失搜集、沿引的能力。很多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他仍在不断努力。到他离世之前，由他口述、姚监复整理的《论胡赵十年新政》已在香港出版。他的观点容或可以商榷，其意义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到老都在奋力思考，不肯放弃，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识分子，从党人、报人向真人的转型，令人动容。我因此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悼念这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文士、战士、志士，有胆有识方国士；
蜀人、党人、报人，大彻大悟是真人。
2012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