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中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胡石根先生侧记

当懵懂少年的激情渐渐褪去，迎来的是无数来不及沉淀的新生命。这就是我在过去几年的状态，它们杂乱无章地在脑海中冲撞，有时这个占了主导，有时那个又乘了先机。辘辘向前的车轮不会停歇，生活在继续。回想起在这些车轮之间奔走的岁月，竟来不及去细数得失。

今天，北京这座畸形的庞大城市，恐怕放在全人类历史上，亦堪称独一无二。这里住着一千两百万“市民”，他们拥有北京户口，有房，有相对体面的工作，几近衣食无忧；还有五百万所谓的“暂住人口”，他们拥有在这座城市的“暂住证”，这些人大多系各种保安公司和服务行业的打工仔、打工妹，暂住证是经理为其所办，通过办理暂住证收费和附加罚款，这五百万人每年可以为公安系统提供数亿经费。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族群，据说已经超过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总数，他们是没有暂住证的各色打工仔和打工妹，在统计数字上，他们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口”，尽管每日吃喝拉撒俱在此处，这些人堆积在各类公交工具、便餐小店以及从二房东那里租来的数平米隔断间里，仿佛是传说中某位仙人撒豆成兵的产物。

这里堪称世上最大的水泥盖，稍经风雨，必遭内涝。举国高官，半居于此，各种机关名目繁多，眼花缭乱。他们将原先老北京市民轰到四环线之外，在四环线之内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地，而新世纪以降低，各色外来人等涌入，大多被迫居住在五环线之外。就象两层围城大军包裹着这些机关单位和他们的殖民地，天长日久，渐成水泄不通之势。每日上班高峰，云集在城外四面八方的上千万屌丝们蜂拥而入，想要进城就似攻城打仗般艰难；而到了下班，想要出城又好似突围一样。若是乘公交车从这座城市的南边到城北去与情人约会，其旅行的艰难程度不亚于从南中国到北中国去，想来应当别有一番浪漫滋味。万一路遇有首脑车队过路，那么成千上万的车辆就必须晒在马路中间干瞪眼。好似先知摩西一声令下，红海之水水分开，为之让出一条道路，直到他们过去，海水再重新合拢。因城内大部分区域被各类机关占去，此地的房价高得令人啧啧称奇。单以经济而论，在这座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纽约十分之一的城市里，房价却堪与纽约相媲美。毫无疑问，房地产价格是这个国家率先步入国际先进水平的领域。

这座旷古烁今的城市里，住了一位白发者，年纪不大，到今年应是五十又七。此公谈笑间颇有鸿儒之风，江西南昌人氏，二十年前曾为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若稍查红中国之异见史，便知有胡公讳石根者，是也。他的头发是在看守所里和预审科唱“三字经”时熬白的，所谓“三字经”就是“不知道”、“不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等等等等，反复颠来倒去地用三个字回答预审科的提问。这些三字经他从三十五岁唱到三十八岁，不知不觉头发唱白了。

胡石根先生的“家”，是一套两居室房中的一间。在一九九二年，胡石根先生作为红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革命案”——中国自由民主党案——的“案头”被捕，直到二零零八年秋天方获开释。我们需要对这一“反革命”案稍假介绍，此案乃是红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以追求结社自由为目的而遭镇压的案件，涉案数十人，受牵连者难以统计，其成员以普通市民和青年学生为主，堪称是未来中国实质反对党形成的第一块奠基石和先驱。这起发生在一九九零年代初的结社尝试，其情感驱动直接来源于红色政权在一九八九年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在亲历了流血镇压之后，这些市民和学生们决心以卵击石，以昭示吾国吾民追求自由民主之决心。

这个“家”十分独特，位于北师大附近，地段尚算得上交通便利，从主大街绕进几道小巷，十来分钟就能到达。那是座二十来层的楼房，系水利规划院的殖民地，但据说他所住的那一套又属于其原单位语言学院。很难说清他究竟是租住在此，还是被安置在此，或者被监控在此。总之在他出狱那天，便被一群警察拿车子直接从监狱里载到此地。而这位一无所有的开释政治犯又无处可去，便在此住下，一晃四年有余。那栋楼一看便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从格局来看设计者根本没有考虑到地皮之金贵，走廊和楼梯间占据了大量的建筑面积。我时常上那里去，在大部分时候，仅仅是为了看他一眼。这是一种莫名的情绪，仿佛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每逢从胡老师居所附近经过，都忍不住想要上楼去看他一眼。有一天我在离他“家”大约两站路的地方下车想要去换地铁，懵懵懂懂向前走着，一路走一路纳闷：“印象里地铁站没有这么远吧？也不用钻什么小胡同。”二十多分钟后站住脚抬头一望，这不是在胡老师家楼下么？

我们的身世、履历迥然不同，年龄差了何止一个时代，更从未有过共事的经历。然而仿佛是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在牵扯着你的脚步，你不知为何总觉得他是你人生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有一种痴情溶解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基因里，驱使着我们去生或者去死，我相信这种痴情是建设我们国土上现代文明的根基和纽带，在它的引领下我们去抗争、去忍耐、去宽容、去团结。剥离了这种精神纽带，一切关于自由的溢美之词都将变成矫饰和浮夸，自由将在理想里变成水中泡影，在现实里更加没有立锥之地。

“胡老师”，很多人当面都这么称呼他，而背地里管他叫“老胡”，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出于某种客套或者礼貌，此公身上有种难以表述的神奇气质，很多人一见着他，“胡老师”三个字就情不自禁出口了，无论和他相处得有多熟悉，或者在背地里拿他讲过多少玩笑话。也有少数人戏称他为“胡老大”，既饱含着对长兄的一片殷切，又暗讽他是“糊涂的老大”，或者“胡扯的老大”，因为所到之处不时会充满他热情四溢的讲演，在有些相对西化人的眼中，那是惹人艳羡的青春在白发中永葆的象征；而在另一些保守着中国传统的人看来，对一位拥有数十年异见履历的老“运动员”来说，那些讲演的篇幅通常可以压缩成十分之一或者更简短。这些无伤大雅的揶揄并不影响人们对他恭敬，我们的一切最终要归结到生活之中，尽管生活充满了磨难，而生活的趣味却不会被磨走。

他那个“家”我不知去过多少次，楼道里原先还有位电梯工大姐，每日的工作就是挨个问电梯里的人：“你去几楼？你去几楼？”一边按下电钮。这位大姐看见我，眉毛都不抬一下就会给我按下十五楼，那是胡老师住的楼层。他那个屋子一进门是个没有任何采光来源，一年到头黑咕隆咚的“客厅”，里头两间屋子，胡老师住其中一间，另一间住了个据说是画画的青年，而我却从未见过那房子里有任何作画留下的痕迹，垃圾桶里没有任何绘画颜料、纸张或者其它相关废弃物，当然他有可能是用电脑作画。这位青年基本不跟他搭话，整天宅在屋里，大有老死不愿与他往来的气势，除了吃饭拉屎的时候非要从屋里出来不可，绝大多数来访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我在那黑咕隆咚的“客厅里”见过他几次，因为光线严重不足，一直疑心那只不过是个魅影，至今记不得他长了什么模样。偶尔有对视时候，我会努力使自己露出热情的神态，对方却始终报以一片漠然。后来这位传说是干画画行当的青年不知何故走了，因此也大可不必将他放在心上。

我与候文豹同为单身汉，且在帝都居无定所，某日夜深，我俩搭伴前往胡老师家投宿。那时应该是个深秋季节，供暖还没有开始，夜间颇有些凉意。他已经睡下，又爬起来，懵懵懂懂为我们叠被铺床。因为那时候他的监狱生物钟现象还非常明显，在监狱里，每日六点钟打铃起床，十一点关灯睡觉。因此他十一点过后眼皮就会不由自主地打颤，整个人陷入瞌睡状态。这生物钟准得不可思议，有很多次我投宿在他那里与他同塌而卧，清晨时听见身边噗通一声有人坐将起来，这时拿手机一看：六点整！最多偏差不超过一分钟！或者到了夜间，当看到他的状态瞬间急转直下，一分钟前还在兴致勃勃说着什么，突然两眼生涩仿佛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睁开，此时看看时间，那一定是十一点钟刚过，最多不超过五分钟。那天晚上他一边努力将一只席梦思床垫从床底下拖出来，一边用摇摇欲坠，掺杂了歉意的眼神看着我们洗漱完毕，又将屋里所有的被褥和厚衣服一分为三，自己留了最薄的一份。当我要求和他换铺盖时他却坚称自己盖惯了小被子，只能客随主便。最后关上灯，仿佛意犹未尽地继续抱歉了一句：“人多，身上的热气够暖这个屋子了。”到了后半夜我觉得有些发冷，但还来不及感慨又迷迷瞪瞪睡了过去，如此不知醒了又睡去几次，直到次日六点，又听见他从身边噔一声坐将起来。

那已经是两三年的事了，而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过在那个“家”里，令我记忆最深刻一夜，却又在后来。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而一掐指竟已两年。那年春天，久居杭州的资深异见分子朱虞夫终于在浙江警方的“默许”之下离开杭州，到北京来探访诸位同道好友，一叙数十年来一直闻名而不得相见之情。到北京之后，草草吃过些饭食，便奔胡老师家而来，俩人相惜已久，一见如故。那一夜是我见过老胡最为亢奋的一夜，惯常的睡意皆因老朱的到来消散得无影无踪。我在其中扮演了引路者的角色，一路上各种神秘人等在周围出没，在此略过不表。他们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热烈气息。我带领朱虞夫先生敲开老胡的房门，方才在电梯里与我们做伴的陌生人就在身后不远处，但他丝毫也不妨碍我的兴奋。他打开门，我忽然兴致大发：“胡老师！请我荣幸地向您介绍这位艺术家、持不同政见者、民主党人、杭州城的骄傲！朱虞夫朱先生！”然后向德国兵一样华丽地闪到一旁。至今我仍不时想起当时的华丽言辞，并暗自洋洋自得。要知道，这种会面很有可能一生仅有一次，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就象在悬崖上筑巢的鹰隼，昼夜与呼啸的暴风相伴，生命的根基必须牢牢地扎在苦难与团结之上。

门外的神秘人也许正在用窃听器和无人知其所在的监控探头关注着室内的一举一动，一种神奇的轻快充满整个身躯，仿佛是来自来生的芬芳。我闭目躺在床上，胡石根、李海和朱虞夫三人在我身边热烈地说着什么，而我却感到世界异常地宁静。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对我来说早已不再重要，只需自顾享受这一时刻的惬意。他们所说的，似乎是来自他们那个世界的独特语言，且仅属于他们的那个世界，我什么都听不见，亦毫不在意。晚间腹中渐唱空城，胡老师煮了一盆面条大伙分而食之。他平日里厨艺并不高明，而那天晚上却发挥得异常出彩，那盆面条非常好吃，就算饭馆里厨子也未必能调制得出。

仿佛你的人生凝固在在一条流淌着蜂蜜和牛奶的河畔，你曾经在梦里幻想过的新世界，而它似就在身边，又似无处不在。夜色中有微微的寒意隔着窗玻璃掠入室内，你开始盼望着冬天来临。在另个一个时代里，我们死去多年之后，人们翻开旧照片，也许会明白：捐身为国，并非一定要轰轰烈烈，亦可以平静安详。

朱虞夫先生回到杭州后不久，席卷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爆发，中共执政当局大为振动。尽管在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发生这种革命的可能性，他们仍不敢掉以轻心，决心严防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的可能。大量异见分子遭到迫害。胡石根被提前软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李海遭酷刑折磨长达一个多月，回家时惨无人形；而朱虞夫先生，则在这一波镇压中第三次被投入监狱，判刑七年，罪名是他在网络上张贴了一首1956年反右前夕在北大三角地引起轰动诗：《是时候了》。原诗的作者张元勋先生因之被打成右派，在西北劳改队里度过20多年。他也许没有料到当时这首诗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祸，更没有料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转贴这首诗，仍旧意味残酷的政治迫害。这首诗必将因这些满载着荣誉的苦难而不朽，再一次在灯下怀念我的老友朱虞夫先生：

寄存在你的江水之中，
有阖入云端的记忆，
深锁着
自由的节律。
那些前世的奔波，
在醒来时仍历历在目。

而今你复又远行，
没有露水跌落在衣衫，
千年前她便归了阳关瀚海。
当沉思时
我见你顶上又盖了华发，
仿佛自那一年飘落
在北国的原野上，
我们迎来送往
是宿命的别离，还有宿命的
暮暮朝朝。

附1
 
左起，胡石根、李海、朱虞夫

附2
 
笔者当天在胡石根先生家中午休

注：朱虞夫，前美术编辑，浙江民主党人，资深政治异见人士，于书法绘画颇有涉猎，曾因政治异见两度入狱共系九年，现第三次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