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的中文译本，历经磨难，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全面研究了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政党宣传活动，笔法辛辣，见解独到，对中国读者尤富现实意义。
书名取自纳粹时期一个牧师的话。这位牧师说：在极权社会中，个人将会一步步被推到远处，直至他跨过某个界限，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脊梁正在以无法观察到的速度弯曲了。
作者开篇即指出，极权主义所建立的不止是一个政治体系，还是一种声称对所有领域都享有垄断权威的世界观。独裁者就像是一个嫉妒心甚强的上帝，决不容忍其他上帝的存在。细微的区别是，在纳粹德国，元首绝对正确；在民主德国，党绝对正确。
纳粹党人声称自己是日耳曼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人则声称自己是劳工大众最无私的代表。然而，如柏拉图所说，暴君正是从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现的。起初，他面带微笑，拥抱每个人，慷慨许愿，一旦成为暴君并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谴责时，暴君就会消灭谴责他的人，直到自己既无友，也无敌。
极权主义政党的主张是全面彻底的，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声称拥有真理，它们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神圣和世俗的混合物。通过自己的“圣经”——纳粹德国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及其语录，民主德国是马列经典及党对它们的解释；通过各种仪式和庆典；通过对文艺娱乐的管控与引导；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和鼓动，极权主义政党不仅对党内成员，还对所有人提出要求，没有任何文化或社会角落在理论上能得以幸免。极权主义政党懂得，允许任何非政治的孤岛存在，就等于提供滋生异端或政治冷漠的土壤。
作者举例说，1939年，纳粹党内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家庭装饰的文章，解释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应当如何装饰他的家。连家装都被列入党的管理权限，还有什么不能染指呢？民主德国同样如此。1970年代中期，一本东德官方读物宣称：“为了不让你们在世界上误入歧途，为了你们梦想的幸福能变成现实，你们需要一个生活的指南”。而这生活指南，当然来自党。
米兰。昆德拉说，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人们追随希特勒，很少是为了屠杀犹太人和毁灭欧洲，而是为了“日耳曼民族的高贵目标”；人们追随东德马列主义政党，很少是为了生活在枯燥、短缺、官僚主义和压制之中，而是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如果没有伟大的梦，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就不能在人的灵魂中建立起有效控制。不过，阿伦特正确地评论说，大众对极权的支持并非单纯出自无知或洗脑。极权主义的幻觉是吸引人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以各自的方式激发了人们对公共善、勇敢、奉献、友爱、勤勉、乐观、忠诚，以及所有能带来美好之物的美德的兴趣。
要制造幻觉，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宣传。在宣传上，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有不同视角。纳粹主义不喜欢理论，更喜欢诉诸情感，以“意志和力量”征服大众；民主德国则主张其“科学的基础”，劝说大众遵照自己最好的利益而行动，但这利益是由党来为他们确定的。
希特勒认为，大众是愚蠢和健忘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超出其理性和逻辑理解能力的复杂世界，因此，任何通过复杂论辩来征服他们的企图必定会失败。戈培尔同样认为，大众的思考是简单原始的，他们需要领袖为其概括复杂事实，然后根据这些概括，得出清晰和不可妥协的结论。民主德国的领袖则坚称，建立在科学的马列主义基础上的政党，是历史的推动力量，可以带领大众完成任何重要的事情。
为完成“重要的事情”，极权主义统治者区分出宣传和组织的功能。宣传是为了吸引支持者，组织的功能则是赢得成员。支持者会同意某一运动的目标；成员则会为了此种目标而斗争。无论宣传还是组织，都必须依靠大众一致性。党控媒体由此浮出水面。
极权社会的媒体所呈现的内容，必须与统治者的世界观保持一致。如果犹太人是该死的，那么任何关于犹太人的新闻都应是负面的；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垂死阶段，那么呈现其成功的一面将是不合适的。
在极权社会的媒体上面，讨论自由不是人们的自由，被允许讨论的是自我约束与责任。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都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制度，但仍建立起成功的新闻管控。这主要是依靠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审查，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头脑中的剪刀”。为维护自身地位，避免跌入被清算的深渊，新闻工作者必须牢牢地与执政党保持一致。
这种一致性令人痛苦。1943年戈培尔发现：“任何在骨子里对荣誉保持一定敏感性的正派新闻工作者，完全不能忍受帝国政府对待他的方式。新闻工作者被训斥，就像他还在小学里一样。任何还有一点残存荣誉感的人，将会非常谨慎地不要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1989年后，一位前东德新闻从业者描述了这一职业产生的低下自我认同：“我们没有地位，不管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党的机构。我们被党看成笔墨仆人，人们则说我们是国家的宫廷小丑。”
媒体人的痛苦，在统治者对一致性的要求面前，不值一顾。所有现代宣传体系，甚至包括民主国家在内，都为寻求一致性而努力，但是，民主国家只能用说服和交流来尽量达成共识，极权国家则使用暴力或软暴力。
为什么极权统治一定要制造一致性？因为纳粹党人和马列主义者明白，任何形式的公开分歧都有碍于统治。无论内部或外部的分歧，都必须被有效控制，不能进入公众的耳中。分歧意见具备传染性，必须被阻止。当公众有太多梦想时，一致性就可能崩碎，因此，同一个世界，只能有同一个梦想。
减少表达分歧意见的人数，减少表达分歧意见的渠道，可以使分歧意见在公共话语中消亡。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达到：1、利用各种社会贿赂（比如福利和奖励，物质或道德的）以及把人们纳入各种组织（纳粹最大的群众组织是德国劳工阵线，东德则是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鼓励执政党所期望的行为；2、制造恐惧与强力镇压，阻止执政党不期望的行为。
通过减少乃至灭绝分歧，极权统治赢得了表面看来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这种支持的真实性是可疑的。柏林墙倒掉后，东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在德国联邦议院有关东德的听证会上承认，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从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它只有忽略掉这个事实，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人们只是不敢说真话，而不是忘掉了真话。根据库兰“谨慎的螺旋”理论（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更进一步），人们通常会隐藏其真实观点，进行自我审查，谨慎地发表意见，以获得好处或至少避开不利局面。因此，人们公开表达的意见，未必是他们的真实想法。颂歌的背后，也许藏着抵抗的匕首。
为强化一致性，东德还采取了诸多措施：限制集会，依照东德法律，为了一个公开目的而举行集会，如在3人以上就需要批准；禁止示威游行，即使它有正当的主旨。1983年，魏玛一个团体想在柏林举行一场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结果上百人被捕。爱国是党提倡的，但爱国游行则需要取得党所颁发的许可证；打造特务系统。东德告密网络极其发达，约有百分之二的东德成年人与史塔西——东德国家安全局有着某种关系。40年间，东德成功建立了一个对付异见人士的高效体系，后者将面临孤立、职业压力、监禁或被驱逐出境等精心计划的复杂困境。
纳粹德国和东德都制造出相当程度的公共一致性，最终仍然失败了。第三帝国存在了12年，溃于军事失败；东德存在了40年，因经济萧条和失去苏联这个保护人而消亡。
两个国家的宣传体系都遭到灾难性失败：它们宣称传达真理，但没有一个是可信的。它们要求热情的支持，却只得到勉强的服从。它们渴望形塑符合统治的完美国民，却只制造出装样子的公民，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它们都讨论永恒价值，但没一个配得上。它们制造的痛苦远比欢乐多。它们失败的根源是同样的——不管独裁政权多么卖力，无论它们运转多长时间，都不可能创造出由充满激情、毫无异议地服从于统治信条的公民组成的国家，而这一信条在其核心处早已腐烂不堪。
再高明的宣传术也无法让个人长久地忘掉自由，背叛自己的利益，沦为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真正让人无法逃脱的是“人性之网”，它永远网罗着每一个人，无论从善还是恶的一面拔剑，都无法将之刺穿。极权统治违背人性，这就是它失败的根源。极权统治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注定会在某日坍塌。
